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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数据库
文明起源数据库(3)
发布时间:2013-11-1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K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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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
唐建
第94~107页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中国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的探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文剖析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各种不同意见,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论证中国文字起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商甲骨文历史来源的三条考古理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囿成说,多方面地论证了中国文字源于甲骨契刻符号的观点。全文共分六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文字起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商甲骨文的起源。二、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考古绝对年代的极端重要。三、贾湖遗址甲骨的四步考古推理和理论论证。四、商甲骨文历史来源的三个考古理论标准。五、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可确证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六、中国文字由契刻发展而来。
唐建
K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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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等
第344~354、375页
王恩田认为丁公陶文与城子崖发现的刻字陶片相比,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字数较多,丁公陶文五行11字,城子崖陶文一行9字;都是在陶器残片上刻字,丁公陶文刻在陶盆残底的内表面,城子崖陶文刻在大陶瓮残片的内表面。但两者还有不同之处,如丁公陶文多用连笔,城子崖陶文则不用;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文化层内,为黑陶,城子崖陶文属上层,即周文化层,系灰陶。丁公陶文使用连笔,字的写法、结构与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距,似应属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田昌五认为丁公遗址出有文字的陶片属龙山文化,层位又没问题,文字自然也属于龙山时代。丁公陶文不但在文字数量上比良渚文化者多,达11个,而且其构字方法也较进步。良渚文化的两例,文字多具有图画文字的特点,造字法以象形为主,丁公文字也有象形的成分,但有些已经可分出偏旁,当属会意字。对于这些刻在陶器上、有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建议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刘敦愿认为丁公陶文的结构与笔法,多是由曲线组成,上与莒县陶文,下与甲骨金文之多作直线者大异其趣;但就空间而论,介于渤海与中原之间,就时间而言,也是介于二者之间而偏后,但来龙与去脉都茫无头绪,令人费解。然而与莒县陶文作比较,时代较晚,刻划形式虽然奇诡,似乎更接近正式的文字,因为内容无从考见,是否形、音、义三者相统一,但前者单文只字,很难区分是标志还是文字,后者则两两上下相连,似乎已经由文字发展为词,整个陶片所表达,也许就是一句话,较前者大有进步。严文明认为陶片上刻的是字而不是别的什么符号。这其中有象形字,如第二行的两字象侧身跑的人形,第四行下一字为盘身翘首的蛇形。丁公陶文应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其年代属于龙山文化。陶文的排列方向基本与陶片的形状相适应,而与陶盆底部的轮旋纹不相一致。全文偏于盆底一隅,个别字已挤到底腹拐角处。这说明文字本来就是在陶片上刻的,而且这块陶片刻字后应没有破碎,因此,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文书。文书的内容难以解明,但似乎涉及不同人群。两个侧身跑的人形中,一个披发,一个总发,应该是代表两个具有不同风俗习惯的族系的人。至于盘身翘首的蛇形,也许与古书上记载的修蛇部落有关。李学勤认为陶片上11个符号排成5直行,很象是文字。最右一行最规整,有三字,其余每行二字,最左一行比较松散,看来应自右起读。观察原件及放大照片,文字应为陶器烧成后刻,且是刻在已碎的陶片上。文字的笔顺和商代甲骨文一样,多与后世的书写习惯不合,如第四行第1字的结构可分三部分,都是先刻右边的笔划,再刻左边的笔划。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可看出是象形的,这些象形均为侧视,三足只显一足,四足只作两足,同于甲骨文。有的字有更复杂的构造,如第四行第1字,右下似“心”,左侧似“刀”,中间的部分也见于甲骨文,这很象是形声字。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丁公陶文或者就是当时的俗体。张学海认为丁公陶文只有三个字似象陶鬲和侧视人或兽形,似属象形字。其余大部分可能是唐兰先生所称的那种意符文字,有的字还是复合字。丁公陶文不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也不同于甲骨文。但其行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后有款识,和古书汉字书款一致。它和大汶口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丁公龙山城发现“辞章”式的龙山陶书,说明城内已有了脑力劳动阶层。龙山城市加龙山文字,是以证明丁公是个龙山古国。张忠培认为陶片上发现的文字,系烧后刻的。字大小匀称,笔道纤细,刻工精致,说明需具备锋锐的工具外,还当认为它是训练有素的刻工的作品。11字,分4行,首行3字,末行行列错置。如果不是习刻的话,很可能是记述一事或一意的。丁公是座城。以往虽发现过几座龙山文化的城,但都没有搞清城内的布局。揭示城内的布局,以及究明城与周围村社遗址的关系,对研究龙山文化所处社会阶段,是十分必要的。陈公柔认为从陶片的照片及拓本上看,可看出大约有11个个体的字。从其书写的行款上看,极近通常汉字格局。丁公所出陶文自右向左,上下两行,似为记载某项事类,并且字形趋向于省简而颇具概念的意义。丁公陶文系多字连缀,不同于城子崖以及更晚的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等处所出的。丁公所出陶片,乃是龙山文化中期偏晚的遗存,其上的刻字,实际上是上承大汶口文化中所谓的“日月山”陶文,而下接二里头、二里冈、藁城陶文的一系列属于殷商文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是非常重要的。邵望平认为丁公陶文出自一组有打破关系的一个龙山文化灰坑之中,应属龙山时代无疑。丁公陶文显示出文字形成过程中质的飞跃。丁公陶文已经“成文”,是“成文历史时期”的产物与标志;与甲骨文相比,它又嫌古拙,且尚未被释读。但在以象形、表意为主的方块字系统发展中,丁公陶文恰处于大汶口文化单体意符与甲骨文的中介位置上。对出土陶文的丁公城址作分析,将有助于说明陶文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论社会的大分裂还是城邦间的联盟或对立,都已产生了用成文来表达意志、沟通思想的社会需要。丁公发现的成行成串的陶文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正在于此。郑笑梅认为丁公陶文文体排列较有次序,已具一定章法,刻划熟练、流畅并不规整。从形式看似具成文式样,有可能为某事的记载。这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象文字以单体图象表现的方式相比,显然进步得多,较良渚文化的陶片刻文也不逊色。这一重要发现,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俞伟超认为丁公陶文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发现的一种最早的古文字。全部刻划可明显分为11个个体,每个个体形体各异而又有类似后世汉字中部首式的组成单元,正具商代甲骨文以后历代汉字的形体特点。丁公陶文已成文句,不会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内容应是自上而下、自右至左顺序而读,正合乎商代甲骨文以后汉字书写方法的传统。丁公陶文虽不能识读,但有理由认为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某些相似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高明认为陶片上的文字,无疑是当时人为了表达某种意识而刻划的。从其刀锋痕迹观察,刀法流畅,用力匀称,说明这块陶片的刻辞出自当时一位刻技非常熟练者之手。陶片上的文字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等象形文字,不是一个系统;也不同于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的陶器符号;而且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所出陶文,也无共同之处。但可肯定,它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愿而刻,反映了当时人的意念和语言,是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栾丰实认为丁公陶文发现后,经过认真分析,反复讨论,并仔细严格地检核了H1235及其相关遗迹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对H1235出土遗物的出土时间、运输、存放、洗刷等中间环节做了详细了解与分析,确信这一发现是可靠的。其后,又得到在济专家及考古专家组的全体专家的鉴定与论证,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黄景略认为陶文系刻在一片盘类陶器的底部残片。从文字在陶片上的排列及该陶片在陶器整体所处部位等考虑,似是陶器破碎后才刻上的。十余个字符在陶片上的分布,似可分成几排,显得较有规律。对照后世卜辞等章法而言,其如果不是习刻,显然在表达着一定文句的意义,而超出了简单的标识功能。因此,这些刻符,应已属于文字的范畴。丁公陶文的发现将推进龙山文化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裘锡圭认为这些符号不是图绘,也不是无目的的任意刻划的产物,它们也不会是跟语言毫无关系的一种表意符号。另一方面,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式来看,它们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它们大概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不是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无法断定丁公“文字”跟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早期古汉字有关。蔡凤书认为丁公遗址不仅发现了总面积在11万平方米之上的龙山城址,而且在城内出土了字陶,这是在其他遗存中罕见的。这一发现,有可能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较夏鼐先生的说法上溯一千年左右。丁公遗址字陶的意义虽还未弄清,但这些字排列有序,大小有一定规格,有的字如正在行走的人,有的似乎是武器,这12个字笔法纯熟,早已脱离了文字初始之拙稚形态,应该是某一完整的意思。
王恩田
田昌五,刘敦愿等
K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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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
栾丰实
第85~89页
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河南等地发现有数座城址,这些城址均发现在交通利便、位置适中的地方,城址均为方形,其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山东地区的城址统治区域均在方圆百里左右,河南发现的城址按面积和目前发现的数量看,城址和城址之间还应有未发现的城址。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中一件陶片上发现刻有5行11字的文字,它的发现和城址一样,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首先,作者认为丁公龙山文化成组文字的出现,表明龙山时代不仅已经产生成熟文字,而且开始用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另外,作者还对丁公文字和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丁公龙山文化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有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的结论。作者认为丁公龙山文字的发现,对于认识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和城市的出现、铜器的产生、礼制的形成一起,确凿地证明龙山时代已经跨入文明社会。
栾丰实
K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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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代文字的一点思考
常耀华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252~265页
作者首先声明不同意某些学者的“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的卜人集团”的观点,而主张至迟在夏代就已有文字产生,甚至更早。作者首先以殷墟甲骨文作为一个例证,认为甲骨文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单字达4000之多,形声字占到20%的比例,表明它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之前必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次,古代文献中印证夏代文字的间接材料并不算少。商有典册,古书言之凿凿,商踵夏后,有夏之时夏商二族交错于河济之间,关系密切,而夏文化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商,商人有文字,夏人不会没有。考古发现表明,夏代国家已经形成,进入了文明时代,已经需要和具备了产生文字的社会条件,因此,说夏代已有文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信的。第三,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起源的记载:神赐说、八卦说、圣人造字说等等。虽不可信,但诸说一致认为文字产生于远古时代。第四,考古发现了一些夏代的文字证据,如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出的陶文,商县紫荆山遗址发现的四个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陶刻符,很接近于甲骨文。二里头遗址在60年代发现了24种陶文。比夏代更早的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文字陶片,山东丁公遗址出有一片5行11字的陶文陶片,得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可。那么,比丁公晚的夏代怎么会没有文字呢?作者在文章后面提供了11份各时期的文字材料。
常耀华
K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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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西南源头启示录——彝文古籍<物始记略>评析
东人达
第28~31页
我国西南地区上古文明内涵丰富,然对于这个文化体系的记载,就汉文文献而言,战国以前基本上是茫然无证。礼失而求诸野。近年翻译出版的多部彝文古籍,为我们探知西南上古文明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蹊径。百科全书式的《物始纪略》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本文对该书加以评析。《物始记略》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为彝、汉文对照本,共7卷179章,已分三集出版。在洪水泛滥之前,于笃慕的祖父武洛撮时,部落发生大分化,12个部落中有11个演化成其他部族,只有武洛撮没有变,继承了原来共有的文化及文字,成为彝族群众纪念的先人。因此,《物始纪略》所反映的西南上古历史情结,具有一种相当的普遍意义。西南文化起源于各族先民的开发活动;母权制时期创制出文字;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中产生了国家政权;当楚、秦势力抵达之前,西南即形成“武米(王)十六国”的格局
东人达
K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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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鬶的启示
邵望平
第86~89页
本文列举了诸研究者对《西清古鉴》所收 “周子孙匜”在铭文考释、铸造年代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它是最迟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之前“东夷”文化系统的礼器的假设,并建议称之为铜鬶。接着论证了陶鬶当起源于山东一带,并分析了陶鬶的演变轨迹,认为“周子孙匜”仿自山东的龙山文化中的一类陶鬶。本文还综合学界对龙山文化下限年代的认识,认为作为铜鬶祖型的那类陶鬶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流行,再参照河南龙山文化,则此类陶鬶的出现当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而铜鬶的上限年代也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前,下限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500年。本文认为此假说若能成立,那么山东龙山文化就不仅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作者寄望于类似铜鬶在山东地区发掘出土。作者最后强调闻一多先生从古文字角度将“周子孙匜”上铭文释为山东曲阜一带“奄”的徽号的研究成果与作者从考古学上做出的其为“东夷”文化系统礼器的推论相合。
邵望平
K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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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早期青铜的发明在中国文明诞生过程中的作用
宋豫秦
第78~84页
本文首先批评了那种认为青铜的发明必然迅速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并导致文明诞生的理论模式,然后通过对中国早期青铜发明的分析,得出早期青铜并非中国文明诞生的主要动力的结论。作者认为我国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时代,已经发明了自然青铜,因为那时已具备了各类丰富的铜矿资源,而且,从烧制彩陶的技术看,说明那时已掌握了冶炼自然青铜的技术。但在仰韶时代早期,青铜发现极少,不能认为当时已跨入青铜时代。仰韶时代晚期的铜器依然罕见,很难说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剩余产品的出现和贫富分化的加剧等与青铜的应用有密切的关系。龙山时代青铜得到较多的应用,但当时尚未掌握人工配制青铜的技术,仍停留在用共生矿直接提炼青铜的阶段,而且,铜器的生产和应用远未达到已经普及的程度,未必形成独立的铜器制造业,因此,导致龙山时代社会进步并最终完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主要动力也不是早期青铜。属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青铜冶铸业并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且青铜在二里头文化的经济生产活动中,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显著的作用,若然,早期青铜也不是促使夏代奴隶制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之一。因此,青铜并非文明时代的特有物,不应轻易作为划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
宋豫秦
K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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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铸九鼎辨析
李先登
第95~98、139页
本文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对《左传》记载周定王时王孙满对楚庄王讲的一番话中“禹铸九鼎”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见解。首先,作者认为,夏代是信史和《左传》所记载王孙满的言论是东周时人的说法这两点,是研究讨论禹铸九鼎问题的前提。接下来,作者从以下几个问题分别进行论述。第一,探讨青铜器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作者认为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夏禹铸造青铜鼎应当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所以,王孙满所述禹铸鼎应是可信的。第二,讨论九鼎的问题。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尽管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不能说明夏禹时期铸造和使用九鼎来代表夏王全国共主的地位,但是,王孙满这种说法具有当时的社会依据,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还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第三,讨论夏商周三代交替九鼎相互授受的问题。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王孙满所说的夏商周三代更迭时,青铜礼器互相授受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为了标明周王权的法定继承性,是天命所赐予,于是在周代社会上编造和流传关于九鼎授受远自夏禹是可以理解的。第四,讨论关于九州牧贡金(铜)的问题。夏王朝所处的中原地区对周围地区取得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周围地区向夏王朝贡纳铜(金)。王孙满所说“贡金九牧”也是有其历史真实性的。最后,讨论九鼎上的花纹问题。作者认为,王孙满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这些纹饰是当时九州各地的善神及恶神的形象,把它们装饰在青铜礼器上的目的是为了起到佑护和避邪的作用。作者最后强调,通过以上的辨析,东周时期禹铸九鼎的传说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是有其历史的、真实的、合理的内核的;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这条文献记载可能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佐证。
李先登
K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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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文字、城市与文明社会—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二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论述了青铜器、文字和城市,是古典时期中国文明重要而鲜明 的因素和特征,因此,往往被视为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成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但是,在处理这几种文化因素时,要作具体分析。无论世界和中国,三因素的出现既不同时,它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不尽相同,因此,三者首先只是考古学中的文化因素,其各自的有无或者全体的有无,与文明社会的关系需要具体考虑。青铜器与文字从具体处说有特定的实用功能,从抽象处说可加强社会分化,操纵社会交流与管理形式,对知识与权力的积累有重大意义,但并不能与城市一样,标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城市虽然表示一个聚落防御与进攻、社会分化与组织管理的水平远超于一般村居生活之上,标志着自农耕与村居产生以来人类生活发生的又一次重大阶段性变化,但它既不能确证国家的诞生,也不能标志一个文明体系的最终出现,其起源和发展,是文明演进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与文明和国家的关系,需要具体考察,并无固定模式可以套论。就塑造与影响人类生活方式这一根本点来说,较之农业革命这一更具普遍意义、触及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和社会中各个群体的宏伟变革,青铜器、文字和城市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曹兵武
K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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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原始艺术看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兼谈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吴诗池
三秦出版社Y:1998年
第166~175页
本文就中国文明起源多元性在中国原始艺术方面的表现加以阐述。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诸因素突出表现在陶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以鬶和禽兽形器皿为例。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鬶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陶鬶存在着间接而明确的源流关系,从而为探讨中原青铜文化的多源问题提供了线索。禽畜型器皿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发现于黄河流域,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都有发现。这些以禽兽为题材塑造而成的日用工艺美术品,为夏商周三代鸟兽形青铜礼器的创作开了先河。此外,二里头类型墓葬中的随葬陶器组合中常见的觚、鬶、盉等酒器和三足盘、平底盘、豆等盛食器,在王湾三期文化墓葬中较为罕见,而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却常可见到,这正说明二里头类型居民所使用的某些礼器以及风俗习惯是由东方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传来的。在陶器装饰艺术方面,反映各原始文化间的交流和中国文明本土起源及多源的,首推彩陶装饰图案和素陶装饰中的饕餮纹。中国青铜艺术发端于仰韶时代,由龙山时代继承发展,又由夏商周三代承袭逐步发展达高峰。夏代的铜器制造工艺承袭龙山时代的铜器工艺甚至有些器物造型都仿照之。如有些锥、刀等与龙山时代无多大区别,某些铜镞基本上是仿照龙山石镞或骨镞的造型就是明证。从而反映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起源多元及中国文明最早形成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的玉器,不仅源于新石器时代,而且具有多元性。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礼器已成为与铜礼器并重的礼器。玉器是构成中国文明的要素之一,这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所没有的。二里头遗址的夯筑台基建筑,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其后商周直至汉唐等各个时代的宫殿建筑,都采用夯土台基,奠定了基础。此外,在龙艺术、镶嵌艺术方面也有所反映,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蛇纹残器及饰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铜饰件,其纹样和工艺均源于史前。
吴诗池
K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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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
金正耀
第56~64页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运用铅同位素分析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二里头青铜器的一些成果。主要讨论了二里头铜器的合金成份与夏代青铜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二里头青铜的铅同位素研究与夏代青铜业资源问题,以及几个相关问题。认为二里头时期已经认识青铜合金几种主要原料金属的性质,懂得按比例配制锡青铜合金和铅锡青铜合金。二里头的青铜业已经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中后期完全有能力铸造大型铜器。二里头青铜技术是在龙山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二里头之前,中国青铜技术从起源到发展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作者最后还论述并否定了国外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起源与阿富汉北部的巴克特利亚铜器文明的传播有关的观点。
金正耀
K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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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龙崇拜与古代国家的形成
傅光宇,张福三
第48~52页
本文通过分析龙崇拜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表达了作者对龙崇拜在我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意义的看法。作者认为:龙决不是原始图腾,龙崇拜与图腾崇拜区别甚巨。首先,龙是“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其次,龙崇拜不同于图腾崇拜的以现实自然物显示其神圣性,以记号显示护符作用,而是于想象中臆测虚拟生物的“广大无边”的神性。从龙的综合性形象及法力无边的神性看,龙崇拜产生于父权制时代而不是盛行图腾崇拜的母权制时期。龙,在父权制历史条件下,不仅是对自然力的神化,更重要的是对生产力的神化。龙是我国最早国家夏王朝的旗帜。作为部落联盟神圣标志及大酋长化身,反映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龙是华夷文化融合的象征,也被视为国家的保护神。禹以融合夷夏文化的神龙作为国家团结统一的标志与世袭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是理所当然的。
傅光宇
张福三
K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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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张光直
第15~21页
这是作者在1989年8月于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环太平洋史前史”国际会议上而写的英译稿。文中首先引用了佛斯特所谓“亚美巫教”的有关巫师的世界观。“亚美巫教底层”的适用范围,远超过中美研究而应该值得所有研究古代文明学者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上面所说的几乎全部可以适用于古代中国。作者认为,巫教(或萨满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重要性,中国古代文明基于巫术的宇宙观这种新的解释对这个古代基层内容的了解供给了新的基础。古代中国与马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实际上乃是中国与马雅古文明的共同祖先。中国与马雅并不是非得要有文化上的接触才能共有这些类似性的;它们乃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成员,这个连续体我们可以称之为马雅中国连续体,它建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几项重要意义:1、它将古代中国和古代马雅联系起来,并且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类似性,而无需使用传播论;2、它强烈的暗示着这个亚美巫术文化基层并不是东北亚洲的地方性的传统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现象;3、它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提出资料用以研究说明在它的领域之内出现诸文明的演进原理。作者认为,巫师式的世界观显然在整个中国史前时期都一直持续着。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后,在考古的记录上我们可以辨认出来一个共同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圈,它包括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一个互动政体的圈子之内经过长时间的社会转形的中国模式在新大陆文明的产生过程中也可以观察的到。
张光直
K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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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雏形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屈 川
第93~100页
本文探讨我国古代龙雏形的起源,即早期龙崇拜产生的的过程。认为龙文化的渊源与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王国建立之前,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是原始社会晚期许多氏族部落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正是龙文化由肇始形态到雏形奠定的特定历史结构。龙的形质雏形,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由远古图腾崇拜的蛇身变化而来并加上地方变体的特征构成的。它的主体脱胎于蛇崇拜,同时具有地域、氏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性。龙雏形的形成早于夏代立国之时,处于华夏民族发展之中。龙崇拜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史传说中的历代君长,几乎都是龙,或者与龙有关;从氏族部落的兼并与融合到“诸夏”共同体的形成乃至国家的诞生,几乎都与龙相伴随。此时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是龙雏形形成和早期龙崇拜产生的时期。早期龙崇拜,是为适应父权制下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反映出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物质生产的发展。龙是父权制时期部落联盟的保护神和大酋长的化身,它一直与农业文化紧紧联系,是原始农业出现后以水为主题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早期龙崇拜,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龙在雏形时期已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龙的雏形,随华夏诸族的融合而构型,也随华夏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早期龙崇拜的产生过程,是中国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是华夏民族起源的象征。
屈 川
K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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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示、主、祏、宔、祖(且)的来源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系略说
黄盛璋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5年8月
第15~22页
本文认为文明总是在特定的地区产生的,除了共同的必需的要素外,受不同地区的影响,产生某些地区的差异,全世界文明形成的模式不可能一样。并就中国特有的问题,提出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应增加西方所没有的两项,即玉器、宗庙,并对宗庙的来源、形成过程、出现的时间和地区等进行了考察,指出:“宗”原意表宗庙,为祭祀祖先、鬼神、上帝之所。西周通称为庙,虽为祭祀祖先之所,但已扩大为册命、赏礼与颁布政令之所。后世扩大为一切宗教供祭之所。示原义和祭祀有关,广义之示,包括祭案上加主。众多祭案,各祭一祖,就必须为之建造专门建筑,就是“宗”。同祭从祖先于一宗,就是同宗族。由宗族而设立有关宗族法制就是宗法,作为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祭案祭一祖先,祭案形制基本一样,用以区别每一具体祖先的就是主,后代称之为神主,即俗称之牌位。祏,宗庙主也,广义包括所藏之主,狭义仅指藏主之石函。宔,《说文》解释宗庙主。祖(且),来源于崇拜生殖神,石祖遍见于世界各地。红山文化的女神庙,远比石祖进化,上已有石盖复,但和祭祀祖先之宗庙与主仍有不同,它可以作为宗庙之萌芽,并不表示宗庙和文明形成。宗庙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宗庙的出现,应是文明的标志。
黄盛璋
K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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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祭祀与王权
张光直
第103~108页
本文在开篇中提出“古代文明”通常以城市、文字、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国家来划分。在中国,这些文明因素于公元前3000年期间出现,到公元前2000年达到成熟。接下来,张先生分三个方面探讨了宗教祭祀与王权的关系。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宗教:在中国发掘出许多早期标志图案与符号,如为死者举行葬礼的舞蹈人群像(马家窑文化彩陶盆)、显示丧葬仪式的地画(秦安大地湾)、死者两侧摆放蚌龙、虎等,它们与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礼制相吻合。作为标志图案的动物从中扮演有益的角色,以期与神灵沟通。另外,此时应有专门巫师从事招换灵魂、治疗疾病等宗教活动。二、龙山文化与宗教祭祀:大约在3000BC,受华夏影响的范围中出现了等级和暴力,居址出现了坚固的围墙,墓地中规模、随葬品差异悬殊。在龙山社会的组织体系中,在受华夏影响的各个地区,存在着许多酋邦国家。统治者的政治与宗教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宗谱世系来确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了宗教的地位之重要。除兵器外,拥有礼器对于权力的积聚和巩固至关重要。三、中国青铜时代与中国文明的繁荣:大约从2000BC~500BC,中华文明经历了充分地发展与繁荣。这个时期以文字、青铜、城市和强权统治的国家为标志,此时的青铜礼器具有重大地政治意义。青铜很少用于生产工具,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即用于祭祀与战争,祭祀作为与王权不可分离的因素,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关键所在。
张光直
K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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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与文明
张德水
第60~67页
本文在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原发掘报告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祭坛的性质、祭坛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作者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论述。第一,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作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粗略统计,已有十多处。比较重要的有北方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祭坛、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祭坛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祭坛。其中,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祭坛不仅规模大,而且内涵丰富,最具有代表性。接着他对以上这些新石器时代祭坛和相关内蒙古新石器祭坛遗址的分布范围、所用材质、形式及伴随出土遗物等分别作了简单的介绍并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第二,关于祭坛的性质。从祭坛的地理位置、祭坛伴出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迹或遗物、祭坛形式的方形和圆形共性特点、同一地区的祭坛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以及对祭坛建筑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分析来看,作者认为这些祭坛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共性,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祭坛的性质决定的,各祭坛之间蕴含着共同的祭祀习俗,即有祭天、礼地的功能。第三,祭天与文明因素的创造和积累。作者认为祭坛、庙宇等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表明文明因素已经产生,其规模又是文明因素增长程度的一种体现,它有如下二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一、大型祭坛及礼仪建筑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其二,当时出现了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觋集团。这些巫觋集团既拥有社会财富,同时又控制着社会意识领域,从而使氏族社会解体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现象合法化、经常化。因此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祭坛及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决非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祭坛的规模和文化内涵,直接反映着文明因素的积累程度,它在由野蛮向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张德水
K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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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
李锦山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这类以祭天礼地、春祈秋报为主要特征的大型人工建筑,与中华农业文明有着直接联系,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中国礼制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核心体系数千年来贯穿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红山文化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主要有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和建平县牛河梁。前者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的大型的具有综合性、多功能、露天式宗教礼仪活动场所。举行的祭天祭地活动,与农业密切相关,此外还举行生殖崇拜的祭祀仪式。后者由坛、庙、冢结合,祭祀对象为天地、祖神、图腾保护神以及农神。牛河梁宗教礼仪性建筑亦奠基于农业经济之上,其崇祀内容归根结底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内蒙古发现的宗教礼仪性建筑,多由石头垒砌的墙垣等组成,建于台地之上,包头市莎木佳遗址,有石垣基、石圈,均与祭天有关,确切地说是祭太阳神。游牧民族尤其是农业民族对太阳极为崇拜,其原因在于它能够为人类带来温暖,使万物复苏,促进作物生长。阿善遗址为人工堆筑的石堆,不但有天地诸神崇拜,还应包括对大青山诸山体的崇拜。农业民族崇拜天地、太阳、河川诸神,因为与农业有关。对大山的祭拜同样与农业有关。我国自古便崇拜泰山,其原因之一便是认为它可以播云降雨。良诸文化发现的20多处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以人工堆筑的高大祭坛墓地为特征,这类祭坛不仅祭天,还祭地、祭祖。良诸文化中心聚落和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表明财富和人口已向农业城市集中,政教合一的王权业已产生,发达的农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原地区、西藏地区等也多有宗教仪礼性建筑发现。宗教礼仪是一种社会意识和思想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我国发现的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围绕着这些场所进行的各种宗教礼仪活动,归根结底都与农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李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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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祭坛概论
郭伟民
岳麓书社Y:1999年
第82~100页
本文认为人类的宗教精神体系大致经历了由巫术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变化过程。祭坛是祭祀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古代文献中的坛,历史时期的坛,国外考古发现的神殿、台庙、祭坛,还是民族志中的祭坛,都是为祭祀而建的。本文按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中原区、北方区和西北区等,分区域概述了中国史前祭坛的发现情况。还排列了它们的年代,分析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除城头山祭坛外的其他祭坛时代上距今4000—5000年,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意识形态变化,作为一种高层次宗教信仰载体的祭坛随之而生。祭坛的主要祭祀活动是祭天和礼地。祭天用燔柴,礼地用“瘗埋”。城头山大溪文化祭坛之上的祭坑及周边祭坑内放石头的现象与祭社有关;东山嘴女神像是丰产崇拜的体现。中国史前祭坛与墓葬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祭坛的大量涌现反映了时代的变革。本文分析了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祭坛所折射出的文明的影子。认为这两个文化“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的前夜”。但这种“文明模式”是畸形的。他们整部族地陷入宗教的狂热,以致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终未形成文明国家。中原地区则不然,“陶寺聚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已经看不到狂热的宗教痕迹,显示出真正的礼制文化的到来”。
郭伟民
K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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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与文明的诞生
刘式今
第239~247页
作者认为原始宗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它的起源和发展,一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作者首先把原始宗教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是早期阶段,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和灵魂崇拜;新石器时代前期是中期阶段,表现形式则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最后阶段,表现形式是巫师、巫术的盛行,多神教向一神教靠拢,大型礼仪建筑的矗立,出现天、地、神、人合一的高级宗教意识。然后从祭祀与祭坛、巫师与巫术、礼玉制度、大型礼仪性建筑等方面论述了原始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的局面。
刘式今
K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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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礼制
高 炜
文物出版社Y:1989年8月
第235~244页
文中首先阐述了礼乐制度的实质,是一套维系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关于礼制起源的问题,尽管有二里头文化说,但作者认为礼制形成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主要依据是根据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漆木器和某些特殊陶器,这些器物往往出土于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型或较大型墓中,这些墓的主人具有不同一般人的身份,因为随葬的器物造型精美,或兼有蟠龙纹、兽面纹一类的特殊纹饰,这些器物许多已脱离了实际用途,而同商代的礼器相似或有密切联系。这些有特定含义的器物被少数贵人所占有以表现其特权,所以应该视为“礼器”。作者认为,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这种有规律的现象,已经脱离了一般所说的原始埋葬习俗,而是属于形成中的或初期阶段的礼制。作者认为,丧葬礼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代墓葬中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礼器组合,成为考古学探索古代礼制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出现规模大小不同的墓葬,随葬品多寡悬殊。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相当明显。而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型分化更加显著,随葬品中的精品,往往集中到富有者的大墓中,而在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类型的分化尤为强烈而有规律,特别是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龙山文化的墓葬,代表了这一文化高度发达地区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间从部落首领、贵族到氏族一般成员的等级差别。同时,山西襄汾陶寺、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反映的情况,说明当时已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墓葬的不同等级,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也是等级制度存在的依据,所以作者认为,当时已具备了礼乐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作者在论及早期礼器时说,礼制是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在龙山文化之前的大中型墓葬中,已经出现了含有礼器的因素,如由炊事用具、饮食用具组成的陶礼器。到龙山文化时,尤其在中原地区,礼器的种类多了起来,并有完备的组合,清晰的规则。当时的礼器制度、用牲制度与商周礼制具有较多接近的成分。作者认为,有些器物如玉璧、玉琮、石钺、玉钺等,只为少数特权人所拥有,与墓主人的权利地位紧密相连。作者认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或说产生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礼乐制度涉及的各个方面,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认为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形影相随的关系,所以,应把礼乐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
高 炜
K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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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
王震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Y:1990年2月
第333~343页
本文是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探索中国夏商周礼乐文化的渊源问题。古代的中国,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因此亦被称为“礼乐文化”。在考古学上,鼎豆壶杯(觚)等一套礼器均源于东方。这可以说,礼文化源于东方。另外,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的东方来源,可从“贽见礼”与“乡饮酒礼”、“飨礼”来源得以说明。贽为一种鸟,在史前东夷族中得到崇尚,鸷鸟被视为氏族部落的标志。起源于史前东夷族的“贽见礼”也传播于史前其他部落中,并延续于夏商周三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贵贱、尊卑爵位等色彩,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与社会政治结构。飨礼和乡饮酒礼中,其中心活动是饮酒,在饮酒中含有尊敬长者、商议大事等内容,所以它具有酒会和议事会的性质。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以得知,乡饮酒礼与飨礼在史前各部族文化先民中已形成习惯,但它在史前东夷人中更为盛行。在我国古代,礼与乐,每每相配而行,史前东夷族在丝竹音乐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由此我们说,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在礼与乐两个方面有源于史前东夷的情况,这大概有助于说明华夏文化与华夏民族的多元性。
王震中
K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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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控制机制与礼――华夏文化漫语
逸 群
第67~70页
本文从自然界的控制机制的角度来探讨礼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论述。第一,天地自控机制与礼的形成。先民们在观察天地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懂得天体内部具备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转化的机制。兼具启动制动两种功能的完整的天体运行的自控机制的被发现,尤其是制动机制(止、艮、节)的被发现,乃是华夏先民的一大创造,是他们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一大贡献。把止、艮、节等天体内在的自控机制不断地提炼和概括,并将它从自然界移植到华夏社会,于是创造出能够制约社会并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机制,这种机制就叫礼。第二,宇宙的互控机与礼。同自控机制相并存,天地自然界还存在第二种机制,即为互控机制。社会中的主控机制和被控机制的礼,原本是从天体运行的自然机制那里派生出来的。第三,祭祀与礼。尊崇天地的运行机制和运行功德,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一来源和特征。由崇天导出的崇巫,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来源和特征。由崇巫到崇祖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三个来源和特征。崇天或者崇祖,都要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来表达出来,这种形式便是祭祀,祭祀于是成了华夏国家一项最重要的国务活动:“祀,国之大事也。”而表达天体运行机制的礼,正是从祭天祭祖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四,远古礼发展的四个阶段。远古礼可分为水鱼礼、玉豆礼、酒肴礼和行为礼四个阶段。行为礼一旦巩固,远古礼的整个阶段也就结束了。
逸 群
K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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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礼制的产生、形成与历史作用
许顺湛
科学出版社Y:1996年3月
第164~172页
本文研究的是商周以前中原地区原始礼制的产生和形成。在礼制的萌芽阶段,许多方面都是以原始宗教的面貌出现的,它的基本内容是宗教性质的。早期礼制是建立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之上的,由宗教渗透的礼制在很长的时间内起着重要的作用。葬俗是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已有公共墓地,头向、随葬品等有一定的形式。仰韶文化时公共墓地普遍出现。龙山文化的葬俗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共墓地在其中晚期已很少见到,随葬品已体现出较大的贫富分化。祭祀仪礼是古代礼制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奠基礼仪;②对祖先的崇拜;③对地母神的崇拜;④对天神的崇拜与占卜。在上述祭祀活动中,巫师起着神人间的沟通作用,成为神的代言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礼制的发展。中国的等级制度大体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尧舜时期成熟,三代时期趋于完善。作者在最后阐述了礼制的历史作用。原始宗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礼制的代名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管理社会。古代政教合一,带宗教性质的礼制,对古代社会的稳定,有次序的生产、生活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商周以前的礼制应有如下几个发展阶段:朦胧阶段、宗教性阶段、宗教与阶级性结合阶段。
许顺湛
K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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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制度与文明起源
韩玉玲,桑永夫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274~276页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大家一般都表示同意的有:城市、文字、青铜器和礼仪制度。作者认为,属于上层建筑的礼仪制度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近年来,在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一些礼仪建筑,包括女神庙及其附近的大型积石冢和礼器;秦安大地湾的大型房屋建筑及其出土的四足鼎等礼器;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及其精美的玉质礼器;龙山文化时期也有蛋壳陶杯、白陶等礼器的大量出土。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的礼仪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和严格,可以说看到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了一套很完备的礼器和礼仪制度,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宗庙),有成套的礼器、玉器、青铜器,证明当时国家已经产生。礼在中国奴隶社会里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是表明人们的身份本质的一条制度,一套规定。礼制和文明起源关系密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不仅仅是指国家的职能,同时也是文明诞生、国家起源的关键所在。社会的每一个发展和进步,各阶段的意识形态,社会总是以宗教的教条、祖先和神的意志、以法的形式在人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成为人们 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仰韶晚期出现,龙山文化发展,二里头文化完备。由此可知,中国文明的源头在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已接近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了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
韩玉玲
桑永夫
K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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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俗到礼——中国上古文明的演进
彭 林
第26~28页
本文认为,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本文就此加以论述。一般来说,礼通行于贵族之中,即“礼不下庶人”;庶人则只有俗,即所谓“民俗”。但是两者又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礼源于俗”。俗是指生活习惯。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地的民居、葬式、食物、器形、服饰等,都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一时期的风俗,具有浓厚的原始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地的风俗走入不同流向:有损于人类健康的蛮风野俗,被人们自觉的抛弃;某些落伍的风俗则为新的风俗所替代,发展为新时代的风俗;还有一部分风俗,则顽强地留于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周公分析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殷亡于“失德”的结论。有鉴于此,周公提出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首先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要为统治者制定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周公制礼作乐,是建立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其后经过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礼”形成为一个博大的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而且包括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礼不再是仅仅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有知识的“君子”的要求,成为全社会成员取齐的标准。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幅员如此辽阔,方言如此歧异,风俗如此反差,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却如此之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人民在“礼”这一点上是认同的。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史、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应该肯定,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作用。
彭 林
K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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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与神圣王权——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一
谢崇安
第94~98页
本文通过文明载体——艺术主题,即揭示早期青铜器典型纹饰——兽面纹的源流及其含义象征来探索这一历程,以阐明礼制艺术的兴起和完善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发展同步的观点。兽面纹的源流,它由良渚、红山文化发展到龙山、二里头、夏家店下层文化,以至二里冈中商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西周早期文化。兽面纹象征神圣王权。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事实上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同步的。从兽面纹的来历,还可察觉到,中原夏王朝的建立,本质上就是夷夏文化与民族交融结出的硕果。兽面纹来源于原始的动物图腾神,当图腾神向人格神转化,就意味着祖神崇拜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兽面纹镌刻在礼器上,也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和早期国家确立的标志。铸造青铜礼器,是使臣民百姓知礼仪法度。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也是通过强化宗教礼仪法度来逐步加以实现的。兽面纹的演变就与这一过程相始终。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兽面纹玉柄饰,镌刻兽面纹的商周青铜礼器及印信,就是君权神授的施礼行政的道具。
谢崇安
K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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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母题与神权政治——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谢崇安
第90~94页
人兽母题是先秦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引人注目的装饰纹样。本文通过揭示人兽母题的流变以阐明其相应的文化构造,指出它源自于原始宗教礼仪,后衍变成早期神权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报祭”,由此证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也是首领祭司通过强化完善宗教法度礼制的途径来确立和运转其国家机器的进程。人兽母题是指先秦艺术品中的似龙似虎的怪兽欲吞食人形的装饰样式和圆雕造型。人兽母题的艺术造型,最先肇始于山东龙山文化,其后由商文化继承发展,盛行于商末周初。人兽母题的造型是源自原始社会的向图腾神作象征奉献的仪礼。原始宗教信仰和早期神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时人认为人间的祸福灵异与因果报应,皆出自神灵的意志和作用,由此便产生出繁琐而隆重的贿神娱神的祭祀礼仪。时人认为向神灵的礼献愈慷概愈虔诚,就愈能获得福祉和消除灾祸,而主掌祭礼的首领祭司则藉此达到施政的目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人兽母题就是对原始宗教礼仪的“报祭”形式的忠实记录和再现。礼神的佳品包括人、畜牺牲和各种贵重物,其中又以人牲为最佳。神灵接受的礼献人牲,开始并非使用奴隶,氏族成员皆在神灵所食之列。被食之人未必就是奴隶(或战俘)。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有名的献祭,就是商王成汤象征性地以身祷于桑林的故事。贵族献身神灵或祖神,时人对之并无贬义,以奉献获福消灾才是报祭和殉死的本义。人兽母题作为一种血祭蛮俗的历史记录和艺术表现形式,经历了起源发展和衰变过程,这与它的艺术社会功能密切相关,也与神权政治的兴衰相联系。血祭与象征性的人神合一虽起源于更古老的原始宗教礼俗,但它到了文明社会初期和神权政治确立之后,就产生量变和质变。在原始氏族制逐渐衰落的同时,部族首领必须进一步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维持加强部族内部的秩序。夏商至周初,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神圣的礼器不仅是国家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它们也是神灵的化身,那些作为向青铜礼器上的神主奉献的人、畜牺牲,时人也认为多多益善。周人对自然神的崇拜观念比较淡薄,这自然会导致商末周初礼器上的各种拟人化或拟动物化的神灵艺术主题衰落无遗。
谢崇安
K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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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起源——兼论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
陈剩勇
第49~77页
本文认为礼或礼制是作为礼乐文明之邦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回顾了古今学者对礼之起源的研究。认为周礼主要源于夏商二代甚至更早的古礼。夏商之礼的主要内容是祭祀礼仪,是人类的思想、宗教和文化观念的产物,“而不是从生产活动或交换行为中发源而来的”。本文还探讨了中国古礼的特质、内涵及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认为礼不同于风俗习惯,它是中国古代文明所独有的一套制度与文化架构,是一种政治、教化、道德和刑法合一的文明体系。它具有定名分、序民人、别尊卑、明贵贱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政治功能。它包括礼制和礼典两大项。礼制多通过礼典来体现。礼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礼在三代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借助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使古礼得以部分重现。本文从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上的多层次、级差式特征,墓葬的级差式分化现象,祭坛在形制上的一致和规模上的差异,玉器在形制上的一致、用途上具有礼器的性质、随葬时因墓主人身份不同而组合不同等方面论证了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礼或礼制已经萌生,并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本文最后提出“把‘文明’界定为文字、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性建筑等一项或多项经济、文化因素之组合”,并以此评估中华文明是不科学的。而应以作为中华文明特质的礼的出现作为中华文明产生的标志。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中前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就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了。
陈剩勇
K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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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陈剩勇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30~42页
本文简要述评了学界对良渚文化所处社会的性质的几种认识后,提出应将良渚文化的礼制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本文认为礼不同于风俗习惯,在三代“礼不下庶人”,它只存在于贵族阶层,为华夏各国所独有,是“夷夏之辨的标尺”。礼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礼包括礼制和礼典两大项。礼制靠礼典来体现。礼典又涵盖了所谓的“名物度数”(即礼器和礼物)和“揖让周旋”的礼仪两个方面。考古发现的礼器可使古代礼制得以部分的重现。本文认为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的多层化、级差式特征表明当时社会已确立了一个多等级的社会分层系统,这是礼制存在于良渚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墓葬所呈现出的级差特征是良渚文化已有礼制的又一表征。良渚文化祭坛在形制、结构及用途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制已趋于规范化;而诸祭坛在规模上的差别则反映了“同一礼典在不同等级的贵族阶层中实行”。良渚文化玉器在形制上的一致性,在墓葬中因墓主人身份而异的组合状况,反映了礼在此时已经“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成为兼具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仪系统”。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华文明形成问题。认为用诸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性建筑等所谓的文明要素来界定中国文明是不可取的,而当以“礼、礼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在良渚文化中前期,也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已经诞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
陈剩勇
K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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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战争述略
王育成
第1~6页
史前战争,即是指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的武装战争。作者结合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结果,对“战争是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有的、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的说法进行了辩驳。史前战争是氏族部落解决对外冲突的最基本的手段,战争的规模也很可观,大到可能以整个部落的消灭而告结束。战争动员的方式可能是战争舞蹈,这和当时牢固的氏族公有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作者结合中国的古史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史前战争的特点是战败者不是被杀、被驱逐就是结成联盟,不见掠人为奴和进行部落奴役的痕迹。史前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始公有制形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存在矛盾,表现为地区生活资料总量对人口总数的限制,而人口自然增长引起的迁徙则直接导致远古社会集团间的武装斗争,形成史前战争。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偶然事件造成迁移导致冲突,如灾荒、疾病等。
王育成
K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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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在从氏族到国家产生中的作用
宋瑞芝
第33~37页
本文认为,国家是阶级对抗的直接后果和具体体现,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导致阶级的出现以致国家的产生。在氏族社会瓦解和国家萌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这就是自军事民主制时期以来,作为氏族部落主要职能之一的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在人类社会从氏族公社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它是加速和推动作为阶级暴力统治工具的国家产生的重要因素。本文还认为,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并例举西欧、东欧及东方一些国家的产生过程,指出,军事民主制时期在部落外所进行的残酷战争——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阶级产生和阶级对抗,助导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推动着暴力机器的降生,扩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它在国家形成诸因素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还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起源的物质基础;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似乎凌驾于阶级冲突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虽然不是国家产生的内部因素,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设防的城市”、“高峻的墙壁”、“壕沟深陷”,恰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对外征服和对外防御的需要,这一切标志着氏族制度的灭亡,也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宋瑞芝
K8341
chi
CN
战争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
房中立
6~14页
作者认为战争是从动物群体之间的争斗演变来的,就象人是从动物演变来的一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工具的创造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原始社会存在着战争。在中国古代典籍之外,考古出土的石器是原始社会存在战争的有力证据。它们不仅是工具的原始形态,也是武器的原始形态。各种冷兵器都能在其中找到其雏形。以此可以推断石器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工具和武器的双重性能。另外,当时的骨器和木器肯定也有起兵器作用的。考古上还发现了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如陷坑,沟壕,栅栏和城堡。这都是完全或部分为战争而设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战争的产物。还有,出土的原始人的骸骨上也常能见到原始战争的伤痕。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也展示了原始战争的状况,如摩尔根对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的考察证明在未产生私有制和阶级以前,就已经有了氏族和部落之间的战争。血亲复仇是触发原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联盟中最高军事统帅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原始战争延续的时间很长,它是整个战争史的绝大部分,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战争自身并没有多少进步。
房中立
K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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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冈村秀典著
张玉石译
第100~112页
本文就以战争作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之一对黄河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战争问题进行考古学方面的探讨。本文作者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武器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石和骨制的镞以及玉石制的钺被认为是主要的武器。通过分析镞的形制及质地等情况的变化,提出公元前2500年前后可视为中原镞武器化的开始,而山东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受南方的影响镞的武器化已经开始。钺在殷周时代是作为王权象征的重要武器。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钺已经失去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而发展为武器或权威的象征。第二,防御设施的出现。仰韶文化前期半坡类型和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环壕可视为防御设施,但是很难认为是战争的直接证据。黄河中下游出现城墙环围的聚落是在龙山时代。同样在河南王城岗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安阳后冈遗址、郾城郝家台遗址、辉县孟庄遗址以及山东的章丘城子崖遗址、邹平丁公遗址、临淄田旺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均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城墙遗址。但是它们与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没有显著差别。最近在长江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城郭,年代上较黄河流域的还早。这样看来,前3000纪后半在黄河流域本土孕育出城墙的认识并不可靠,是由长江流域的影响所致。最后本文作者认为,在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镞由狩猎用具发展为武器,出现了用于聚落防卫的城墙。作为武器的镞从一般村落也大量出土,不只是以城墙环围的聚落,所有聚落都武装起来,集团间的战乱频繁发生。这种笼罩整个社会的紧张状态,开辟了通向国家的形成和进入文明社会的道路。
冈村秀典 著
张玉石 译
K8343
chi
CN
谈谈史前战争的有关问题
马雨林
第535~541页
  本文根据古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了有关史前战争的问题。认为黄帝时代的战争为后来国家的建立确定了一种后来统治者普遍接受的模式――通过战争获得权力,并进而获得其他需要的东西――因而黄帝等人得到后世的认可和尊敬。考古发现与战争有关的现象有很多。围沟、夯土城堡、石城等,可能并不是史前防御设施的全部,还应有些种类尚不为我们所知。弓箭、石斧、矛等也不可能是史前兵器的全部。从墓葬中可得出一个规律:当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与普通情况下有较大差别,且这些随葬品直接或间接与战争有关时,墓主人应该就是军事首领;随葬品的数量和级别则暗示了战争的频繁和严重程度及墓主人自身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的大小。
马雨林
K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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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考察
钱耀鹏
第21~29页
本文认为用于战争的史前武器基本分为两大类,即手持武器和远射武器。前者主要是石斧类包括石钺;后者主要是弓矢。其中远射或投掷武器占绝对优势时,可能体现着战争形式主要是远隔战。而手持或曰冲击武器比例的增加则可能反映着由远隔战向近战演变的历程。龙山时代战争的主要形式可能就是近接战。
钱耀鹏
K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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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牟永抗,吴汝祚
第3版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玉器的出土情况,说明在玉器发达的商代以前的史前社会就已出土许多玉器,结合古文献记载,提出我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玉器时代,这个玉器时代有五个特点:1、出现成组的玉礼器;2、玉、神、巫三位一体;3、文字的出现;4、冶铜业的产生;5、出现了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作者认为玉器时代的相对年代,介于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绝对年代的上限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下限与夏商周三代联成一体。作者又认为玉器时代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以玉圭的出现为界。玉圭出现的年代暂定在夏代或稍前,随着玉圭的出现,文明社会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以容器为主体的青铜礼器群,玉器功能已经由神圣化、神秘化的庙堂中逐渐摆脱出来,开始了以“君子比德于玉”为标志的人格化、道德化的世俗道路,因此,我国的青铜时代也可称为青铜——玉器时代。
牟永抗
吴汝祚
K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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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时代及社会性质的考古学观察
曲 石
第41~55页
本文详细分析了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三处玉器墓材料,概括出这些玉器墓的五个共同特点:1、随葬品中玉器占绝大多数;2、墓的规模大小不一,表明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一些墓有殉人,表明奴隶出现;3、出现玉礼器;4、出现宗教信仰;5、反映出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作者认为这五个共同点显现出来的社会内涵已超越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而是中国玉器时代的反映,进而归纳出玉器时代的四个特点:1、父系氏族——父权制——家庭奴隶共同存在;2、军权——政权——神权相对集中;3、出现共同使用的图象文字;4、人口相对集中定居,形成较大的村落或“城镇”。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玉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中心环节,正是红山、大汶口和良渚三支含有文明因素而又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才促成了中原地区的夏族首先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曲 石
K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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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说
吴汝祚,牟永抗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和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样,中国古代还存在过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存在的特点是: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玉、巫、神三位一体,出现了文字和城市,出现了以棺椁为葬具和有人祭或人殉的习俗,冶铜业的产生。玉器时代孕育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当它脱胎而出之后,又以全新的面貌,超越于民族社会之上,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和石器时代以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不同,玉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标志相类同,二者均是以礼器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这种礼器是包括巫术活动在内的重大祭祀活动的专用器,它在生产力水平的许可下,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最高级的器物。玉器时代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存在的时期是开端于中华文明的产生,上接原始氏族社会,下与夏商周三代连成一体,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称为玉器――青铜器时期,后期阶段青铜器成为礼器中的首位,所以这个时期称作青铜器――玉器时期。作者还就血缘组织关系不因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兴起为地缘关系所替代,商业、贸易和私有制不够发达,礼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地一种主要地统治形式,农业水利灌溉出现的时间较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接不上等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作了阐述。
吴汝祚
牟永抗
K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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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个新概念的分析
谢仲礼
第832~837页
东部沿海地区玉器发达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距今7000年或更早的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到距今6000~4000年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有发达的玉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代对玉器论述较早的是东汉时期的《越绝书》,现代对玉器论及较早的是郭宝钧,郭宝钧的观点是反对玉器作为一个时代。70年代末期以来,东部地区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址中连续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人们开始重视史前玉器的研究,有学者又想起了《越绝书》,赞同并阐发其中的古史分期理论,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孙守道从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发,认为《越绝书》中关于“玉兵时代”的说法是成立的。张光直在讨论了玉琮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意义之后,从宗教和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玉琮时代”的概念。邓淑苹在研究了良渚文化的玉器之后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中国曾经经历了“玉兵时代”。牟永抗和吴汝祚经过多年潜心的研究,多次强调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积极主张“玉器时代” 之说,并总结玉器时代五方面的特征。曲石在批判了汤姆森三期说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理论之后,提出了自己认为中国有玉器时代的理由。玉器时代有无牵涉到考古学的分期体系,作者分析了国际通用的史前考古学三期说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后认为:(1)“玉器时代”与三期说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2)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提出“玉器时代”的概念没有实际意义;(3)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以玉作为制造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的阶段,玉器也从来不曾是某个历史文化阶段的主要物质表证。因此,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加“玉器时代”是不合适的,即便仅就中国东部地区而言,也是不合适的。
谢仲礼
K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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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管窥
林华东
第44~47页
本文是对学术界出现的以“玉器时代”对中国古史进行分期问题作一探讨。文章引用了一些主张“玉器时代”和持传统古史分期否定“玉器时代”的论者及其看法。通过双方对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是否存在“玉器时代”针锋相对的争鸣,本文作者认为,主张中国有个“玉器时代”之说者,依据的古文献大都是《越绝书·记宝剑》所载风胡子的一段话,其将中国先秦以前划分为四大发展阶段的主要证据,正是不同质态的工具和武器,与举世公认的汤姆森把人类发展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依据的实用性工具和武器暗合。可主张玉器时代说者却力图把此移至成批的玉器礼器及象征性武器之上,这不仅有违风胡子原意,更与汤姆森的三期说相悖。所说“玉器文化圈”不具普遍意义,足证“玉器时代”无法涵盖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持“玉器时代”说者所概括的,如出现成组的玉礼器;玉、神、巫三位一体;文字的出现;冶铜业的产生;出现了以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等五大特点的主体,并没有超越石器时代末期已包涵的社会形态,同时也不是“玉器时代”所独有。因此,本文作者认为,“玉器时代”与汤姆森的三期说是不同的概念,提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之说法是不合适的,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林华东
K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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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说
吴汝祚,牟永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年9月Z:作者认为玉器并不是以玉制成的器物的通称,它应该具备三个要素,即社会属性的美和德、矿物学上的涵意、制作上的工艺技术,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而玉器的出现,并非就意味着进入了玉器时代,玉器时代有其自身特点。首先,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礼仪制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了尊卑、贵贱、亲疏、上下、长幼等区分,是有了等级的社会。第二,玉、巫、神三位一体。玉器时代中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巫师通过它事神以致福,巫利用玉器表示神的存在,巫就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神的化身。玉器既为神物,制作玉器的玉材当然也是神物,只有巫师和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才能占有,因此巫师又是当时社会上的领袖、统治者。第三,出现了文字。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了专门掌握文字的少数脑力劳动者,产生了脑体不同劳动的区分,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现象。第四,城市的出现。它表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有了城乡的差别和对立,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标志之一。第五,出现了以棺椁为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棺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人殉则为探讨奴隶制的发轫提供了重要例证。第六,冶铜业的产生。以上玉器时代的主要内涵中,据首要地位的是成组玉礼器的出现。作者还探讨了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年代。目前,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薛家岗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峡文化、卑南文化和圆山文化,范围大致北起红山文化、南及石峡文化,形成了一个大体处在东经约110~123、北纬约24~42度之间的月牙形。其年代上接原始氏族社会,下与夏商周三代连为一体,大致可分为“玉器—青铜器时代”和“青铜器—玉器时代”两个前后相接的时期。这两期之间的分界,就是玉圭和青铜容礼器的出现。最后,作者提出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一,礼制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和统治的形式;二,血缘关系不因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兴起而为地缘关系所替代;三,商业、贸易和私有制不够发达;四,农田水利灌溉出现的时间相当晚,与文明的产生接不上轨。
第166~175页
吴汝祚
牟永抗
K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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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
尤仁德
第78~91页
本文将玉器作为物质文明因素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起源,玉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正因为玉器文明因素所引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文明起源是东方文明起源的特殊类型。接着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文明因素的检讨。西方学术界的构成文明的文字、城市、青铜冶炼和宗教礼仪、建筑等要素,已经不能作为世界范围文明起源的统一标准。文明的世界性内涵,不应拘泥于统一的几项标准之中。文明因素及其形成的多样性和特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国文明起源除了要考虑进一般标准外,还必需考虑考古学的玉器文明因素。但是,国内外学术界似对此尚未提到应有的研究程度。第二、玉器:中国文明的特有要素。玉器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初创后,经过约三千年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则进展为高峰及成熟阶段,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的巨大成就即为代表。因为玉器文明因素是培育以礼及王权相结合的中国文明特质的温床,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玉文化现象,是构成文明起源的特有内涵。第三、礼仪玉的文明意涵。作者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出土玉器的造型、纹饰、功用等方面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礼仪玉的文明意涵。1、生产力的代表;2、以玉和玉器这种极宝贵的财富为代表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是文明因素的核心;3、礼和礼制的形成;4、斧钺文明发达;5、由红山文化经大汶口文化至良渚文化再到龙山文化的玉器文明因素延绵不断的特点,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类型特征奠定了基础。第四、玉器文明因素的时空界说。玉器文明因素,是在五千年至四千年前形成确立的。玉器文明因素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至龙山文化过程中形成。这几个文明起源点,证明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多元性。第五、结论。玉器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形态。中国文明起源中,玉器是最重要的文明因素,并具有特殊的学术理论价值。玉器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玉器所反映的礼、礼制和王权之结合,正是文明制度的核心,也是文明起源的“中国特色”。
尤仁德
K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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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4月Z:本文从青铜时代和所说的“玉器时代”来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者首先简单介绍了“玉器时代”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并认为明确提出玉器时代且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是牟永抗、吴汝祚和曲石。“玉器时代”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争论。倡导者和反对者均有理有据,各持己见,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关于“玉器时代”的论争,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概念之争,其实却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历程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并不简单反对“玉器时代”这一概念,但是由于概念的论辩双方都是从人类历史发展和分期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本文从“三期说”特别是其中的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广泛流行出发进行了探讨。对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作出新的概括、并将之与西方流行的青铜时代的概念进行对比的学者首推张光直。张光直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典型意义上的青铜时代。但他没有简单否定这个被中国学术界肯定了的“中国青铜时代”,相反,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与国家、城市规则和文明等级概念相吻合,特别是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因此青铜时代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标准的资格。“玉器时代”的概念主要是距今5000年左右以来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等出土玉器的诸考古学文化归纳出来的。张光直、严文明用的“龙山时代”来表示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且这一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远远超出了所说的“玉器时代”文化圈。龙山时代城和大型聚落中心已经出现;从墓葬中反映出等级分化和礼制;青铜器和文字等方面都有所发展。由以上的论述,本文作者最后用张光直的看法表达了他的想法:“国家与酋邦之间的界线不可能也不需要在任何一个确实的顺序之上划出来”,“国家是从不单独产生的;它们是成对出现的,或是在一个多成员的网架上出现的”。并认为,夏商周三代相对统一的局面便是在此前的龙山时代城池林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地看,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至于用什么名词概括它,则不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第29~42页
陈星灿
K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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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牟永抗,吴汝祚
文物出版社Y:1997年4月
第164~187页
本文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述了玉器时代及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本文从玉器时代的提出理由、它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因素及包含的时间长短等方面共分七部分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中国最早提出玉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是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其中记载有“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舜之时,以铜为兵......”,说明在石兵与铜兵之间存在着一个以“玉兵”为特征的玉器时代。玉器时代的主要内涵有出现成组的玉礼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文字、开始出现冶铜业、出现棺椁制度以及出现以玉事神的巫等。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区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遗址、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等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分布区域,这里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玉器时代的相对年代界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其绝对年代距今5000-4000年。青铜时代的文化因素与玉器时代的文化因素在性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商周青铜器的主体在用途上与前期的玉器一样属于礼器,而且青铜礼器上纹饰的构图技巧、表现手法以及纹饰的母题都来自玉器。近十几年来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在旧大陆东缘的东亚地区,在青铜文化还没有发达起来的时候,已经在几个地点大体同时形成了以玉礼器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早期国家。以后出现的青铜礼器,使这个文明社会变得更为强大,即使在这个时候,玉礼器也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观念贯穿着中华古文明的全过程,也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它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最后本文作者提出: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中华大地的东部,被神化了的玉,一开始就将人世间的统治力笼罩在神秘的袍套里,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时代就在民族的心理上、意识上印下了胎记。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也植根于此。
牟永抗
吴汝祚
K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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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特殊作用
骆晓红
第128~129页
本文论述了良渚文化玉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特殊作用。玉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玉琮是良渚文化重器,以其造型奇特精巧、构图严谨对称、寓意深奥神秘而著称于世。1986年在浙江余杭市反山良渚文化12号墓出土的一件举世闻名的“玉琮王”,玉琮上的“人兽复合像”可以理解为当时人们共同崇拜的偶像或神,具有超凡本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玉琮上的鸟纹看,“玉琮王”之寓意极有可能象征天地的综合体,其间活动着的鸟和可来往天地间的神,是良渚文化先民天地观生存观的具体反映。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和神兽复合构成一个整体的图样,成为良渚文化玉器最常见的纹样,类似于部族的族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而古代神巫以沟通天地或贯通方圆为主要职务则可以从玉琮内圆外方的形制上明显地体现出来。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时期,其间出现了不成熟的雏形国家,相当于“酋邦”或“古国”时期。在此之后,中国境内出现的青铜礼器,其礼会功能,纹样母题或装饰手法无不受到玉礼器的影响。在石、铜、铁三代中,中间插入一个玉器时代,而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着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中国玉器,灿烂夺目,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良渚玉琮在中国古代文明史和社会进化史上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骆晓红
K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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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兼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
孙长庆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Z:本文通过对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发现,论述了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作者认为对于古代玉器文化,必须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物质文明三方面来进行考察,以观其文明要素。当时社会已分出等级,存在握有特殊权力和特殊身份的人,并以礼制予以维护,即是说比习惯法进了一大步。法律从习惯法发展到成文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了一种过渡的形态,就是以玉器体现的礼制,再进一步便是成文法。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已经摆脱原始宗教的涵义,而是“把人世间的权力笼套在神秘的套袍里”。用神和灵物观念来维系具有特殊权力和特殊身份的人的利益,原始宗教已发生质的变化。大量造型丰富、形制规范、个体较大、制作精美的玉器的出现,不仅突出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突出表现了社会分工和高超的琢磨技术,代表了时代的物质文化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繁荣阶段,是可以进入文明时代的。研磨技术的发明和发达作为一场技术革命的特定社会历史作用,就是准备了文明时代的到来。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遗物来看,宏大的宗教、文化中心,发达的农业和灌溉都是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其建造必须调动当时全社会的劳动力,其成就正是造成文明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黑龙江古玉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嫩江、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均有古玉文化遗存或遗物点分布,应为北夷和东夷先世之文化遗存。
第56~78页
孙长庆等
K8356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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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器时代”的再讨论
张明华
第3版
本文对于某些学者提出的古史分期的“三期说”中加入玉器时代,而形成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新四期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本文认为 “玉器时代”一词在四五十年代萌发,并于1986年由张光直明确提出。其次认为“玉器时代”一说与“三期说”中都是以生产工具为时代标志物的情况产生了根本矛盾,“玉器时代”特点作为文明起源阶段的诸要素并未超出“三期说”石器时代后期阶段应包括的社会形态,它无法改变约定成俗的古代史分期的标志物的性质。玉材加工复杂,破损率极高的特点,加之玉器多发现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少数人的大墓中,因此玉器不能符合“三期说”的标志物。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玉器时代必须明确使用前提:一是不能与“三期说”并列,可以从特殊角度、区域、时段、形态及内涵上使用;二是以中国特有的“美石—玉”的理念认识“玉器时代”。“玉器时代”可以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颇具民族气息的代称。最后本文认为为避免考古理论的混乱,还是沿用“三期说”为好。
张明华
K8357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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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首先提出“玉器时代”?
闻 广
第3版
本文是对《关于“玉器时代”的再讨论》一文内基本事实的补充澄清。认为“玉器时代”一词是在1922年章鸿钊的《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40-43页,英文)中的专节“The Jade Age(玉器时代)”首先提出。章鸿钊名著《石雅》一直为考古学界视为经典,其中首先提出夏商周三代是青铜时代的观点。章鸿钊将玉器时代的时限限为三代,即相当于青铜时代。本文作者亦曾撰文为其订正时限。
闻 广
K8358
chi
CN
关于,试论玉器时代》一文的若干说明——答谢仲礼、张明华诸同志
牟永抗,吴汝祚
第3版
本文是对《试论玉器时代》一文引发的争论的回答。首先概述了《试论玉器时代》一文发表前后的情况,继而提出关于玉器时代提法不同意见的根源是玉器不是生产工具的问题,并说明汤姆逊当初提出三期说是以武器、工具的质料作为欧洲史前的分期而提出来的,并未将石、铜、铁作为社会性质的指示物。生产工具与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这两项因素,在构成社会生产力时并没有恒定的主次关系。在玉器制作中,人类对硬质材料加工和利用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次突破,从知识技术层次分析,将玉器、铜器和铁器分别当作人类掌握石器制造技术之后在知识技术领域各阶段进展的物化标志,不论它是否以生产工具的形态出现,都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组成因素。玉器与铜器不是生产工具,而是政治权利的象征—礼器,不能因为玉器和铜器不是生产工具就低估玉器加工的知识技术这一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被称作美石的玉和称作美金的铜都是人类知识技术进步的物化标志。中国学者对青铜生产工具的片面强调,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造成的,是把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甚至社会经济形态简单联系对应起来的做法。
牟永抗
吴汝祚
K8359
chi
CN
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
安志敏
第31~33页
作者就“玉器时代”一词的起源和实质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玉器时代”的说法,导源于后汉袁康所著《越绝书》中有关石、玉、铜、铁诸兵发展顺序的记载,现代学者多有引用,90年代以来,有关“玉器时代”的讨论更加受到关注,同时也使“玉器时代”的缘起与内涵显得更加模糊。严格地讲,“玉器时代”属于古代传说的范畴,代表古人的历史观,而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1836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它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从考古学实践中得出的科学论证,不能将“玉器时代”说与科学实践的考古学分期同等看待。
安志敏
K8360
chi
CN
史前玉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张得水
第93~99页
本文全面介绍了史前玉礼器的出土概况,然后阐述了玉礼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线索,并对玉礼器与巫教,玉礼器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作者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史前玉器来看,距今7000年前,装饰和实用是人们对玉的第一需要。只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被赋予某种神秘力量,在宗教礼仪中具有重要用途,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或者作为随葬品埋于墓中。玉礼器的出现与巫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玉礼器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张得水
K8361
chi
CN
黄河流域文明起源问题初探
马世之
第103~106页
作者根据黄河流域文化区的划分,从原始农业状况、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金属器的出现等方面,论述了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文中首先把黄河流域分成了三大历史文化区,即洮湟区、中原区和海岱区。洮湟区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洮河和湟水流域是中心地带。中原区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陕西关中、晋南、冀北及河南大部分地区。海岱区主要指山东大部分地区和苏北一带。在这三个文化区内,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并具有各自的特性,从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谱系,是探讨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主要线索。文中认为,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离不开农业经济的发展,它深深地植根于农业文化土壤之中。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黄河流域具有优良的环境因素,气候、土壤适合于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建筑取材方便,成为城市出现的客观基础。从仰韶文化时就已开始定居农业生产,原始村落具有一定的规模,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出现了许多城堡,如山东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全在黄河流域。这些城堡的出现,应是文明曙光来临的标志。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均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陶刻符号,尤其是裴李岗文化在龟甲、骨器上发现的锲刻符号,又比仰韶文化的陶刻符号早出2000年,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认为,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地区就进入了文字创制时期。金属器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黄河流域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F2的居住面上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金属实物,其年代按达曼校正为公元前4675 ±135年。之后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有金属实物的出现,并且后期更为普遍。作者最后认为,黄河流域至迟到龙山文化后期,可能进入文明时代,而在三大文化区内,中原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马世之
K8362
chi
CN
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唐嘉弘
第13~18页
本文首先阐述了有关文化与文明的七个基本观点,然后运用这些观点来开展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作者认为黄河文明的源头就是夏商周文明,黄河文明的主人——华夏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与其基本成份商、夏、姬、姜以及“诸夏”渗透混融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进行渗透融合,吸收并扬弃异族文化。在夏商周文明之前,新石器时期的黄河流域尚未出现国家政府,有不少同步发展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而文明中心并非多元而是一元。最后,作者概述了从秦汉时期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史,认为应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黄河文明的精华,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唐嘉弘
K8363
chi
CN
黄河文明的曙光
许顺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10月
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文明的概念、要素和标志等诸方面的问题,着重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及其主要成就入手,分析了黄河文明起源的时间、特点等相关问题。作者认为谈及文明必定就涉及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总和。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但文明并不包括文化的全部,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总之,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物质的、精神的、科学技术的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它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脚步声,它是新时代的象征,它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同时,文明并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作者汇集了恩格斯、摩尔根、柴尔德、克拉克洪、张光直、田昌五、夏鼐、安志敏、童恩正等人关于文明要素的论述,提出要正确理解上述各人提出的诸多文明要素,就必须解决诸如“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起源的共性和个性要正确对待”等理论问题。作者还提出了衡量文明源头标准的五个方面:一,农业生产社会化;二,手工业专门化;三,脑力劳动阶层化;四,部落酋邦化;五,礼制规范化,认为文明起源应该是多元的。从该书的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作者介绍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概况,详细论述了农业、制陶、制玉石、金属铸造、木漆器制造、编织纺织以及建筑技术等科学技术成就;文字发明、度量衡起源、天象历法与八卦出现、生物学医药学的萌芽、乐舞、人体自身美化、绘画与雕塑艺术等科学文化成就;原始宗教、葬俗、祭祀礼仪、等级制、礼制的规范化与历史作用等礼制方面的体现和社会阶段发展;认为黄河文明的源头在黄帝时代(也即仰韶文化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书的其余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黄河上游、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概况,论述了这两个地区文明源头的起源。并论及太湖、燕山两个黄河文明伙伴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概况。
许顺湛
K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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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中国文明
杨育彬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46~53页
本文分析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龙山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可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其中城的产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多处龙山文化城址和一大批龙山文化其他遗址的发现,表明这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较大发展为前提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各种手工业之间也有了一定的分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社会变革。此时在制陶、制玉和建筑技术的改进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冶铸铜器的发明。在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铜器遗物或与冶铜有关的遗存,证明龙山文化晚期即夏代初期已铸造和使用青铜器。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应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众多的考古发现推断,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已经有了文字。正是在这个时期,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出现了城和使用青铜器,中国古代社会已踏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中原为核心,在其周围和边远地区,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孕育着诸多文明因素,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内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揭开了文明时代的序幕。中原地区处于祖国腹地,历来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高,还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对周边地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因而有条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在这里产生光辉灿烂的夏、商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杨育彬
K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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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巩启明,姜 捷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65~76页
本文对大量的考古材料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通过实物资料的排比,探讨农业、手工业和金属冶炼业所积淀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信息,房屋建筑与聚落、城堡反映的社会状况,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以及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和其他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对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海岱地区所谓典型龙山文化两大相互依存和同步竞争的文化网络,其分布范围正处在尔后中国最早文明所出现和活动的地理舞台上。两大文化网络在各自内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等各个层次上都趋于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因素;同时,文化网络之间和层次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作用,促进了社会进程中的一些重要条件和因素的发生、裂变和聚合,奠定了这一区域中个别复杂社会首先向文明社会或国家转化的基础。从另一个方面看,虽然构成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几乎所有因素以零星、分散或初期的形式在龙山文化时期都已经出现,但相对于文明时代而言,萌芽状态的文字、青铜器生产有待于出现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推动;狭小的防御堡垒有待于新的社会权力实体的出现而扩大和更新内涵;与阶级分化、世袭继承相联系的礼制有待于突破部落家族的限制而发展。总体来看,龙山文化这样一个充满过渡性质的社会,正在走向原始社会的尽头,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
巩启明
姜 捷
K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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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关于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齐鲁书社Y:1993年
第99~103页
本文对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龙山文化陶器以轮制的蛋壳黑陶最为精美,达到了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高峰。这是由于它们不是用氧化焰,而是还原焰烧制的。还原焰的出现与熟练掌握,为金属冶炼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并且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真正有意识铸造的青铜器,说明这时已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城市的普遍出现,如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城址。而城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之一。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刻划符号,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在登封王城岗城址发现了刻划于陶器上的真正的文字。表明龙山文化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古代的济水流域。此时,这个地区的文化交流及联系已远较过去密切,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为一个大的物质文化共同体。在中国古代,正是经过自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千年的交流和融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形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域,这就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大融合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从总体来看,大致为距今5500至4000年前,这处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前夜及最初时期,即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发展的大转折时期。最后,作者指出: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不仅生产力与物质文化面貌大为改观,而且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即社会组织与精神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
李先登
K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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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
张忠培,朱延平
第1~28页、第2期,第1~18页
本文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黄河流域的史前时代,曾经经过相当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至迟在进入公元前六千纪后,母系氏族内部逐步产生家族,这种家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主持家族事务的母系大家长是整个家族的至尊;公元前五千纪时,母女相传的私有继承制已经出现。这些均标志着六七千年前的母系社会处于母权制阶段。但本阶段男子已在社会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时正值向父系社会转变的前夜。约当公元前四千纪初,男性凭着自身的能力,控制了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紧接着为满足财产继承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建立起以男性为本位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个体家庭的作用是被制约在家族之中的;当时妇女的地位并不比男子低多少,两性关系基本平等;社会上贫富差别虽已出现,但并不十分严重。这些特征为史前史的进程刻划出一个父系社会的确立期阶段,这个阶段在黄河流域多数地区持续发展了近千年,有些地方可能延续得更晚。公元前三千纪初左右,确立期的父系社会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过渡到父权制时代。它的重要特征有两方面,一是开始显示夫权和对妇女的奴役;二是贫富分化显著,社会成员分成等级的趋势已可窥其端倪。数百年之后,黄河流域的父权社会又有了新的发展。男性对女性的压抑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父系大家长全面统治家族。这些事实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后叶的黄河流域正行进在典型的父权制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新出现了凌驾于一般成员之上的权贵阶层;类似城邦的最初的国家已相继产生,黄河流域终于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家族对于黄河流域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它在史前时期就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给予这之后文明时代的历史则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特色。
张忠培
朱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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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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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龙山文化与商周社会文明的关系
郑洪春
第13~16页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是史学界学者关注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多处城址,山东邹平丁公、陕西长安花园村花楼子遗址中出土的陶文以及河南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文化城址内出土的小件铜器等的分析,认为商周文明与龙山文化晚期文明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龙山时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跨进了文明的初级阶段,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打下了初步基础。夏商周三代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城市,私有制确立,金属器大量制造,文字最终形成,礼制确立,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因而,龙山时代晚期应为文明的初始阶段,夏商周三代则为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阶段。
郑洪春
K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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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思考
赵 清
第62~69页
本文对与文明起源问题有直接关系的龙山文化的区系类型、分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各类型的族属、文明“要素”的分布情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将广阔地域内的龙山文化归纳出具体的文化内涵,划分出区系类型。认为每个文化类型,需要典型遗址典型地层,并根据地层关系划分出有代表性的文化发展期。龙山文化的分期应在其后加上“某某类型”才明确。作者还排列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认为对于龙山文化,分类型分期进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研究是必要的。并主要通过陶寺墓地和山东临朐朱封墓葬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状况。作者还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对龙山文化各类型的族属问题进行的分析研究,指出山东龙山文化的两个类型及王油坊类型为东夷文化,王湾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与文献中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相一致,可以肯定是夏部族活动的遗留,后岗类型可能是商族祖先的文化,陶寺类型是夏族文化的一支;下王岗类型(即湖北龙山文化)包括了“三苗”文化和先楚文化,客省庄类型还不能与先周文化挂起钩来,它在时间上属于龙山时代,但不能归入龙山文化。因为用它来研究国家起源,中间还缺一个环节。作者还按文化类型列出“龙山文化文明‘要素’发现情况统计表,指出这些文明“要素”在各文化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紧密相连。夏族首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央政权”,有些民族(如东夷族)也先后建立了“地方政权”,我国的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由于客观原因各民族、部落内部社会发展不太平衡,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不会同时跨入阶级社会。对于龙山文化,还必须有目的的去进行考古发掘和反复的考古学思考与研究。
赵 清
K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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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江与中华文明起源
张正明
第12~13、25页
本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首先,文章澄清了民族和文化两个概念,认为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古称华夏,今称汉族;文化比文明早出现。然后阐述早期文明的要素。接着文章提出,传统上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理由不外乎下列四点:1、夏、商、周三朝无不建都于黄河流域;2、最早的文字出现在黄河流域;3、最早的铜器出现在黄河流域;4、最早的城市出现在黄河流域。但是,先得文明风气并不等于独具文明摇篮。为了避免作出偏颇的判断,必须对黄河、长江两个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做一番比较研究。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各具特色。这样,有必要重新审视“摇篮为黄河说”的四点理由,王朝不是早期文明必备的要素;作为文字萌芽的刻划符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铜器离不开铜源,而铜、锡、铅等有色金属的成矿带大半在长江流域;早期的城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都有发现。因此,全面的结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张正明
K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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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曹桂岑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61~168页
作者从考古发现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和传说,认为龙山文化即五帝文化,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已进入文明时期。截至目前,在河南、山东共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17座,作者对它们分别作了介绍,认为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古老氏族社会的结束,新的文明社会的来临。作者认为,既然《史记·殷本纪》是信史,那么《夏本纪》乃至《五帝本纪》也是可信的。黄帝确有其人其事,他所处的时间在距今4580~4480年左右,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堡的年代相符。高耸的城墙、巍峨的宫殿说明奴隶主政权已然建立,国家机器已经出现,黄帝应是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帝。作者还列举了龙山时期的青铜器资料、文字资料和墓葬资料来论证龙山时代已非原始社会 而应是阶级对立的奴隶制社会。作者肯定了城址、青铜、文字是文明的三个重要标志,龙山时代具备了这三条,文献中五帝部分亦有记载,这绝非偶然,我国文明史应从五帝时代开始。龙山文化即五帝文化。
曹桂岑
K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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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
严文明
第49~54页
本文运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本文认为虽然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都有一些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是黄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发生和早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仍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本文从旱地粟作农业的基础作用开始对黄河流域的文明展开论述。公元前六千年的农业革命为该地区走向文明社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大约从公元前五千年开始,黄河中游出现了仰韶文化,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黄河下游发生了大汶口文化。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后期开始,出现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大约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这时手工业生产有了更大的进步,并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的生产不但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促进了产品的交换。而不等价的交换自然又会扩大贫富分化的程度。为争夺财富或保卫财富,社群或族群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主要的证据有三:一是武器的改进,二是城堡的出现,三是战死者的乱葬坑到处可见。在黄河中游,龙山时代之后有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等;在下游则有岳石文化。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而岳石文化是夏代的夷人文化。其中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本文作者随后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大发展的时期。到战国时代,是帝国阶段。直到清末,两千年中发生了许多次朝代更迭,国家制度也小有变化,基本上还属于同一大的阶段,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主要阶段。最后本文作者认为黄河流域文明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早在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也已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还要超过黄河流域。但是,到了夏商周三代,黄河中游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同时也吸收了周围许多的文明因素。中原文明的许多文明因素同时也影响周围地区,从而形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黄河流域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严文明
K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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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三大文化区
马世之
第9~18页
本文对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三大文化区,即黄河上游的河湟区,中游的中原区和下游的海岱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作全面阐述。河湟区内以青海拉乙亥遗址为代表的拉乙亥文化的来龙去脉不甚清晰,只是由于仰韶文化的向西传播,才逐渐形成该地区的文化序列,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原地区为前仰韶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区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相比之下,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时间较早,河湟区在时间起点上稍晚。马家窑——齐家文化,仰韶——中原龙山文化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之时,三地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达到鼎盛时期。当时不仅三大区域之间的文化接触频繁,就连黄河、长江两大文化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流的迹象。中原文化区的人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黄河、长江各个文化区中最早脱颖而出,迎来文明的曙光。
马世之
K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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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文化与黄河文明的诞生
李素婷,翁晓云
黄河水利出版社Y:1998年
第224~232页
本文首先论述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认为这是黄河文明因素的起源;进而论述二里头文化,认为这是黄河文明的诞生。文明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精华部分,它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物质的、精神的、科技的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应从研究古代文化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为黄河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然而,研究文明因素产生的源头,应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在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内,文明因素逐渐萌芽,城址、原始陶文、青铜器、水井、古代礼制等作为文明阶段标志的各个因素不断出现并有所发展。至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加而产生的阶级及其矛盾开始激化,而且,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展自我,各部族之间的战争也很激烈。一个个地方政权出现,城堡即一个地区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而这种阶段对立和各部族之间的战争,又加速了社会的进程,最终导致氏族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跨进文明时代。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从文化面貌看应是中国境内物质文化最发达、精神文化先进的地区。中国文明的诞生是以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诞生为基础的,而黄河文明的诞生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王朝时期夏人的文化遗存即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生产发达,生产工具多样化,家畜饲养业普遍,渔猎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且分工较精细。商业活动较多,占卜、奠基、祭祀活动盛行,等级制度分明,阶级矛盾突出,表明当时已进入奴隶主专政的阶级社会。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的宫殿建筑及大型玉钺等权杖的出现,即奴隶主专制主义王权的象征,中国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文明随着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了。
李素婷
翁晓云
K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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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和人祭
王磊
第22~27页
本文认为“人牲的出现是原始初民自然崇拜和部落间掠夺战争的产物”。殉人的出现则反映了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父权制的尊严。龙山文化时代的人祭遗存可分为用做奠基的人牲和用做祭祀的人牲两类。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的十三个埋人夯土坑的性质还值得探讨。对中原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等文化中的非正常埋葬的死者的身份的判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文化序列上看其连续性”;“从故事传说或历史文献上找其渊源或以民族学的资料作其旁证”;从排列状况找其规律;寻找同遗址内相关的祭祀遗存;看其与大型建筑或大型墓地的关系;参诸同一文化中相似遗迹等。本文还举例说明了龙山文化时代人殉遗存的发现情况。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代较多的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的发现,反映了父权的确立;同一墓区内诸墓在形制、规模、随葬品多寡上的差异反映了贫富之分化和财富之相对集中。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M18等墓葬中殉人的不同地位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加剧。总之,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代氏族制度日渐衰败,“文明社会渐渐逼近”,“这一时期的人殉和人祭现象尚处于初创阶段”。
王磊
K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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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中国北方地区论述时代剧烈变迁
(美)安·P·安德黑尔著
方辉校
陈淑卿译
80~97页
本文分析总结了龙山时代,即一个以复杂社会的发展为特征的时代,黄河流域城址的变化,提出相对较大的夯筑城是等级聚落中心的观点。认为把那些聚落视为“城镇”要比“城市”更为恰当些。可用“酋邦”一词来概括龙山时代社会组织的特征。
(美)安·P·安德黑尔 著
陈淑卿 译
方辉校
K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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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明
马世之
第93~98页
本文从中原远古文化、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摇篮和原始手工业中心、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的发祥地等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明问题。文章说,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经过中石器时代以沙苑和灵井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发展到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聚落遗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业经济日益巩固,聚落扩大,分布广泛,形成中原文化的主体”。同周围地区相比,中原远古文化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中原地区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摇篮。当它进入了“河谷文化”时期后,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并最终进入了文明时代。作者指出,我国的夏商王朝所创造的夏商文明,最早都发生在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已经出现,夏部族已步入了文明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安阳小屯的遗址则反映出商代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文章最后总结说,在中原远古文化的基础上,我国大步跨入文明时代,并对亚洲和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世之
K8378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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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与中国古代史
郑光
第79~87页
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概况、分期与内涵、性质和年代和分布范围,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二里头遗址在II、III期作为早商王都西亳。与之相接的二里冈下层的郑州商城作为中商王都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文明时代至迟应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开始,二里头遗址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里程碑。考古发现说明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中原地区地处中心,发展农业的条件好,便于与四周进行文化交流,其种种的物资、财富、工艺和技术当是来自全国或另一些次一级中心。它的文化又在与四邻和自然斗争中受到刺激和锻炼。在一些英雄人物和较为进步的社会管理机构的领导下,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考古发现说明,中原古代文化从石器时代起就是一脉相承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发生性质和方向的改变或中断、不整合的现象。这正表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稳定性。这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任何一种文明显著不同的地方。
郑光
K8379
chi
CN
中国古代文明与龙山文化
王克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Y:1987年7月
第124~153页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大约是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而其以后的二里头夏文化,即为前者的发展或延续。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应是素有“夏墟”之称的山西晋南。作者还进一步认为“融降于崇山”的崇山,应当是晋南襄汾东南的塔儿山。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是城,龙山时代的城虽小,确是反映了当时城乡对立,“城”、“野”分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透露了社会分工的信息,为原始商业的出现创造了前提。第二是水井,中国黄河流域是古代东方或世界一些古老民族中,发明水井最早的民族和地区。水井的发明,解除了人类对江、河、湖、泊为日用水源的依赖,从而可以离开狭窄的河谷地带,向平原纵深处转移开拓发展农业生产。其次为古代社会组织农村公社、城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催化着当时社会生产的分工,手工业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从而加速了交换贸易商业的发生,以及文化的发展。水井的发明,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大禹治水传说的真正历史背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可能和龙山时代发明的水井有一定关系。第三是铜器。中国最早铸造铜器或擅长铸造铜器的部族,是夏部族联盟中的昆吾族,其地望在今晋南之夏县、平陆一带,可能是“东下冯类型”。中国的铜器铸造也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工具的“利器”开始制造。第四是瓷器,瓷器首先是在山西西南夏县的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昆吾冶炼铜器的技术可能来自制造瓷器的经验。第四是原产于南方的漆器,传入黄河流域后,为这里的龙山文化的人类所承袭,并发扬光大,并被作为礼器。第五是文字,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当是中国文字原始的萌芽记事阶段。龙山的陶文,则是我国文字发展阶段上最初的图像文字,它已反映出表达语言一致的表象了。第六是墓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墓葬和埋葬遗迹的考察,不但看到了我国氏族社会的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一般图景,而且还说明了龙山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同时也较为生动地反映了华夏文明的特色。
王克林
K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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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
方酉生
第8~12页
文中首先认为我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的,应是多元的。与文明起源有关的地区,以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东北的辽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等为主要地区,而以中原视为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期的地区。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依据登封王城岗遗址晚期出土的陶器底部上的文字,王城岗遗址、平粮台遗址发现的城址,郑州牛砦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临汝煤山遗址等出现的金属器,煤山遗址、邯郸涧沟遗址、汤阴白营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等发现的水井,永城王油坊、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汤阴白营、安阳后冈、八里庄等遗址出现的打夯技术以及墓葬和奠基,占卜、水渠、轮制陶器技术的发明等现象,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说这些现象与文明起源有着密切联系。作者通过以上资料证明,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始于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夏王朝早期。
方酉生
K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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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陶寺考古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高 炜
文物出版社Y:1989年6月
第56~68页
作者通过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探讨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文明的萌芽和形成过程。通过对陶器的比较研究,认为陶寺遗址所代表的这类古代遗存与中原地区(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诸类型之间基本相同,同时陶寺遗址又存在着明显的自身特点,似应是中原(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中不同的地方类型,可能来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几个不同类型,也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属于不同的族别,同时也不排除中原龙山文化群中的几个相对对立的考古学文化。作者认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西王村类型经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支土著文化。作者还从农业生产工具、饲养业、手工业、冶铸术以及墓葬中的资料认为,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遗址,陶寺类型的集中分布区正处在传说中夏人主要活动地域之内,陶寺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并认为陶寺遗存极可能就是夏代开国前后夏人的遗迹。陶寺类型的发现和陶寺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探索晋西南“夏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高 炜
K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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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
张岱海
文物出版社Y:1989年8月
第245~251页
作者根据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对陶寺文明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陶寺遗存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作了论述和研究。作者认为,陶寺遗存的文化性质,应归入黄河流域龙山文化范畴之中,它同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后冈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此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因为它是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同时存在、并行发展的一类遗存,同时也与长江中下游同期文化具有类同的文化因素。作者认为,陶寺文化是龙山群体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陶寺文化为龙山时代的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到来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作者从农业、饲养业、手工业等方面认为,陶寺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已到达了史前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到达了文明的临界线上,与其它龙山文化处在大体相同的水平。而从墓葬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随葬品的多寡悬殊,表明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已经确立了所有制的产生,迈出了通向文明道路的最后一步。作者最后认为,龙山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龙山时代就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是处于崩溃中的原始社会或说是形成中的文明社会。考古研究上的重大进展,深化了对这一时代的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将会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只有把陶寺文化放在重大的学术背景下深入研究,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张岱海
K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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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发祥于河东地区的华夏文化
李元庆
第18~22页
作者首先对河东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认为秦以前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约相当于今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以后地望有所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把晋南统称河东地区。作者认为,河东地区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场所,这一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古资料说明了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作者还通过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用火的人就出现在170万年前的河东地区,并与后来的蓝田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说明从西侯度文化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以河东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原始文化发展序列。作者在论及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四大区域”(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之说的同时,强调了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具有比较深厚的原始文化积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河东地区即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也就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因此,它在华夏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被称为华夏民族先祖的炎帝、黄帝、唐尧、虞舜等领袖人物,以史实作依据,证实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河东地区,由炎帝开创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如果把文明史前期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华夏文明起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根系”,那么,河东地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源头。
李元庆
K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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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
杨肇清
第74~81页
本文对河南龙山文化的新发现和墓葬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在继承仰韶文化和吸收周围地区其他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尤其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各种社会活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种多样、造型规整、制作精致、数量繁多、便于使用的生产工具的出土,证明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是相当发达的,有迹象表明有的手工业部门已经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场。数量较多的家畜骨骼的出现,说明家畜饲养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标志着社会开始迈入青铜时代。水井的开凿、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建立,既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又是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龙山文化中晚期墓葬情况的巨大变化,反映出当时的贫富不均相当悬殊,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暴露得十分充分。因此,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至迟在其中期中原地区已出现阶级,稍后建立了城邦国家,在抗击外来侵扰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又联合周围小国或各氏族,建立较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望与古文献记载的夏代活动中心地区相吻合,且年代也相近。可以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建立的较为统一的国家可能是夏王朝的初期阶段,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晚期已建立统一的地域较大的国家。
杨肇清
K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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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
高 炜
科学出版社Y:1993年
第90~105页
本文回顾了中原龙山文化墓葬的发现概况,结合陶寺遗址发现的墓葬资料,对墓葬的葬俗、葬制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陶寺墓地,早期墓葬可依墓葬规模和墓主身份的不同分相对独立的三区。而就同一排墓而言,墓葬规模相当,随葬品的数量和性质相近,说明死者的地位相去不远。此外,早期墓葬存在按性别分排埋葬的现象。晚期墓葬的布局有两种方式,一小部分仍然保持横排,但所见排数及每排的墓数都比早期大为减少,由多座墓葬组成的大横排已罕见;另一部分墓组成规模不大的群组。这种小规模墓群(组)应属于家族茔域性质。公元前3千纪最后的一二百年间,家族茔域在中原出现,标志这丧葬制度上旧的传统已最终被取代。据中原各地所见,凡成人正常埋葬,墓坑都是平面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土坑竖穴。陶寺有几座墓发现生土二层台。此时木棺尚不普遍,不仅小墓一般无棺,一些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也常有不用木棺的。而且中原迄今所见均属单层结构,有的二层台上或许曾棚木板,但尚未见证据明确的木椁墓。中原各地的龙山墓均以仰身直肢为基本葬式,有少量侧身屈肢和二次葬,个别的俯身葬或呈蹲坐等特殊姿势。也未发现在陵墓区用人牲祭祀祖先或用人殉葬的确凿材料。陶寺晚期的几座墓坑填土中,曾见埋有动物骨架,这大约同早期大墓中被肢解的猪一样,是作为祭食牺牲埋入的。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是中原龙山文化墓葬的突出特点之一。在陶寺的1300多座墓中,没有随葬品的占70%以上。有陶器随葬的仅40多座,这其中以大、中型墓为主。陶寺早期大、中型墓的随葬品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各类器具常成套出现,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来看,后世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3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居规模。通过对陶寺早期墓葬材料的分析,可毋庸置疑地认为:当时社会上、中层已普遍使用礼器,并已形成按贵族的等级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礼器的制度。许多事例表明,以陶寺墓地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丧葬礼制,是在同周围区系交流中逐步形成的。作者最后提出: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礼器种类较多,组合比较完备,礼器制度、用牲制度以及晚期的墓地制度等同商周礼制接近的成分不少。似可认为,在形成三代礼制的过程中,中原处于核心的地位。
高 炜
K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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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河洛文明
黄月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Z:本文就河洛文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河洛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洛水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的发展状态。河洛文明的探讨,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明的起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探索文明起源主要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距今七八千年前,河洛地区的原始文化为裴李岗文化,这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说明这里已经孕育出先进的物质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龙山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原始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青铜器、城市和文字的产生,中国社会已经反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夏代,河洛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华夏文明亦即诞生。商汤灭夏及武王克商,河洛地区一直是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文明自夏代诞生以来,经商周两代逐渐发育成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
第1~13页
黄月兰
K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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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与三代文明
陈 旭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3年
第126~137页
本文论述了洛阳在夏商周三代文明史的地位。认为夏人的聚居和活动地域,主要在晋南和河南西部一带。其中,晋南和河南西部以嵩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是夏人前期的主要活动地区,河南西部的伊、洛地区则是夏人后期聚居和活动的中心。伊、洛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阶级社会,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雄厚根基。伊、洛地区也是夏代奴隶制国家建立后的国都所在地。夏代奴隶制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诞生。目前,考古所发现的都邑遗址,年代最早、可以作出肯定者,只有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第一个真正形成国都的所在地,也是夏王朝覆灭前的国都。以此言之,洛阳作为国都的历史,就享有“天下第一都”的地位了。商汤灭夏之后,洛阳作为国都的地位,虽然随着夏王朝的覆灭而终止,但是商王朝在灭夏之后,也在伊、洛地区建有宫殿,作有城邑,如偃师商城。到了西周,洛阳也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西周王朝营建洛邑,目的在伊、洛地区建立新的国都,作为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洛邑建成后,成王即从丰镐迁入成周,成周实际上也享有国都的地位,只有到了西周后期,洛邑才成为陪都。到平王东迁洛邑,这里又成了东周国都。这样,洛阳在三代都邑中,就经历由国都-陪都-国都-陪都的过程,这在三代文明史上,无疑享有其特殊的地位。
陈 旭
K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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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
马世之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3年
第138~147页
本文从农业、城市、文字及青铜器四个方面论述了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问题。作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和兴起同文明起源的关系至为重要。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农具已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石耜,并发现了双齿木耒掘土留下的痕迹,说明当时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城市作为一种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而登封王城岗等龙山文化古城堡的发现,给伊洛-郑州地带带来一些文明的信息。文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起源与刻划符号,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就发现有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契刻符号。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H473出土的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发现了陶文,由两个符号组成,象两手有所持执。铜器起源甚早。龙山文化时期伊洛-郑州地带的铜器冶炼铸造就已经普遍。王城岗青铜容器残片的出土,说明当时已发明了多合范铸造法。总之,作者认为:从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堡、文字和青铜器的出现来看,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甚早,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社会阶段,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马世之
K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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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华夏文明的策源地
陈昌远
第9~15页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中国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作者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证明禹夏阳城、商都尸乡沟、成周郏鄏均建在河洛地区。而夏商周三代先后在此建都都不是偶然的。作者通过分析河洛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华夏文明出现奠定基础的农业,文献记载中“华夏”一词的称呼最初出现也仅限于河洛一代,以及河洛一代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证明河洛地区在黄河流域中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是四面八方交汇的“土中”,所以是中心,是核心。而华夏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核心,所以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是中国远古文明的中心区。东北、东南等地区的原始文化生产力水平虽然也很高,但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晚,它们是在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影响下,才不同程度地进入阶级社会。
陈昌远
K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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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河洛 功存华夏――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有 为,新 夷
第115~117页
本文是“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纪要。作者分五部分对与会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综述。第一部分是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炎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华夏部族是狭义的炎黄文化,他们是最先脱离野蛮蒙昧时代,迈向文明的门槛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就河洛文化的界定、内涵、影响、历史地位和衰落原因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讨论。第三部分是关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对它的产生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关于河洛文化与爱国主义。8000年的炎黄文化和5000年的文明史,连绵不断,形成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圈。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祥地。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河洛地区就是一个主要的地区。第五部分是拓宽视角与深化研究力度。近年来,许多地域文化的研究如燕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等遍及祖国各地,而这些地域性研究,无疑会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而河洛文化博大精深,至今还有如河洛文化的如何传播和辐射、古代帝王为何都到河讷筑坛沉璧祭天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有 为
新 夷
K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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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浙川下王岗文化遗存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李绍连
第21~26页
本文认为浙川下王岗遗址中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文化等6个时期9个文化发展阶段的遗存,与其他同类遗址相比,具有比较清晰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使文明起源过程的考察具有较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者通过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文明产生的各种社会条件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认为浙川下王岗文化遗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仰韶文化二期到河南龙山文化这段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逐浙出现了父系个体小家庭、私有制、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迹象。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奴隶制的产生。在中原广大地区从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存中,下王岗遗址各种文化发展过程具有代表性,反映出相应的社会发展规律性。又因下王岗遗址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流域之间,它既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主体,又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而具有长江文化的某些因素,因此,下王岗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文明产生过程,对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最后,作者指出:所谓文明三要素(即金属器、文字、城市)为标准去衡量文明起源的时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绍连
K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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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
杨肇清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5年8月
第23~39页
河南龙山文化在继承仰韶文化和吸收周围其它文化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又远远超过它们,到中晚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时期多种多样、造型规整、制作精致、数量繁多、便于运用的生产工具出土,证明当时农业和制陶业、制骨、纺织、缝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数量较多的家畜骨骼出现,家畜饲养也占有重要地位。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开始迈入青铜时代,水井的开凿,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建立,既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表现,又是迈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情况的巨大变化,反映出当时的贫富不均相当悬殊,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暴露得十分充分。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至迟在其中期中原地区已出现阶级,稍后建立城邦国家。在抗击外来侵扰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如传说中的“治洪水”,又联合周围小国或各氏族,建立了较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望与古文献记载夏代活动的中心地区相吻合,而龙山文化晚期年代碳十四测定的数据为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经树轮较正为公元前25世纪中叶~19世纪,龙山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3世纪~前20世纪左右,而夏代一般说是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又是夏代前期的纪年之内。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建立较为统一的国家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初期阶段,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晚期已建立了统一的地域较大的国家。从此中原地区就一度成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杨肇清
K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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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
张德水
第58~64页
  本文从河洛地区古生态环境、旱地农业的最早起源之地及文明起源过程几个方面,探讨了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地质构造、土壤等因素,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和繁衍生息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最早发展为农业经济。河洛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并走上以农业起步,到定居生活,逐渐发展养殖业和手工业的文明起源之路。到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主要表现在城堡的出现,文字的发明、青铜铸造等各个方面,使之首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且随着中国古代文明区域的不断扩大,河洛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和“三代之居”。
张德水
K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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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高 炜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年6月Z:本文就晋西南地区龙山时代(3000~2000BC)的文化发展历程做了初步讨论。第一阶段,属庙底沟二期文化(3000~2600BC),发现有遗址120余处,文化面貌比较统一。其早期阶段保留了某些仰韶文化因素,后期开中原龙山文化之先河。第二阶段,中原龙山文化(2600~2000BC),文化面貌剧烈变化,地域特点突出。重要有陶寺文化、三里桥类型、客省庄类型、王湾三期等。这应当是距今4500年前后生产力空前发展,方国林立格局的体现。陶寺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430万平方米),内涵丰富,起止年代为2600~2000BC。其早期(2600~2400BC)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其晚期(2200~2000BC)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在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已发现陶寺遗址80多处。从文献记载看,这里正是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陶寺墓地的发掘资料向我们揭示了其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分化及成套礼器所反映出的礼制的成熟。这种较成熟的礼制应看作是国家职能趋于完备的体现。种种迹象反映出陶寺文化已由雏形国家实体转变为具有成熟国家形态的方国。苏秉琦对龙山时代的晋西南做了概括性总结:“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至晋西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及东方、东南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更高的社会阶段→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第111~117页
高 炜
K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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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河系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源
李绍连
科学出版社Y:1996年
第150~154页
伊洛系文化是指黄河中游的伊河、洛河两支河流流域地区的系统文化,实际分布区是豫西的广大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一个原始文化系统:磁山·裴李岗→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在伊洛河流域是磁山·裴李岗文化豫西类型→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王湾·煤山类型(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传承关系十分明确。从夏文化的积年看,王湾·煤山类型遗存应当属夏文化范畴。而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整个都是文明社会的文化,只不过前期是萌芽期而已。伊洛河系文化自早期氏族社会一直发展到阶级社会,并导致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原地区并不是唯一的发祥地。还有黄河下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内蒙古辽西文化区等。他们的原始文化都很发达,各具特色,他们都发展到了文明门槛前的阶段。所不同的是中原原始文化伊洛系文化率先跨进文明的门槛,伊洛系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源。
李绍连
K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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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与河南龙山文化
方孝廉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55~160页
作者分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华夏文明与民族大融合: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只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发现,说明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的重要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古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全国。先民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各自的民族和部落,并且相互影响和交流。位于今豫西一带的华夏族渐渐成为中原诸部的佼佼者。传说中的华夏族就是诸多氏族、部落在长期迁移、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二、尧舜时代与河南龙山文化: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了以近亲关系为核心,并具有阶级萌芽的氏族部落。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反映这种情况的是各地都发现有文化面貌相似的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各地龙山文化中最复杂的,主要原因是豫北、豫东、豫南是三大集团交错争夺的地区。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城堡、青铜器等文明因素。三、夏王朝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自夏禹建都阳城称夏后,我国历史就进入了大一统的王朝时代,我们的古代文明就变成了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文化了。
方孝廉
K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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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夏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
董 琦
第47~50页
虞夏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乃是探索国家文明诞生的一个焦点所在。商周青铜文明所代表的青铜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文明的起源、孕育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本文仅就“国家文明的诞生”问题来探讨虞夏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国家文明”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学术界把文字、青铜器和古代城址三种物质也因素的出现作为国家文明诞生的主要载体。有的学者认为,三因素只要有一种出现于某遗址并达到如下发展水平:城内有宗庙、宫殿等统治中心,青铜器中已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文字已发展成熟到可以用于“文献记录”即可以结合传世文献等判明其文明性质。龙山时代无一种因素达到上述水平,二里头文化则有两种因素达到了上述水平,因而把我国国家文明的诞生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较妥当的。也有的学者主张把“礼制”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考古资料表明,形成于青铜时代的三代礼制──显示贫富、贵贱的等级制度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具雏形。作者认为,礼制的形成与国家文明的诞生应是同步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不仅有了宫殿、宗庙等大型礼制建筑,而且有了青铜礼器,因而可以认为礼制在此时已经形成。作者在最后总结道: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一种过渡形态,仍属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末期,同时又与三代青铜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处于一种部落联合体阶段。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尽管仍带有氏族社会的浓厚气息,却迎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
董 琦
K8398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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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王 迅
第61~68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来探讨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一致认为是河南龙山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这从三者的文化内涵特征可以得到证实。另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头文化所吸收,可以说是其间接来源。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来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第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作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表明,文明时代正是随着该文化的形成而降临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改进了武器、发展了军队的同时,也建立和强化了国家。生产工具的改进,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青铜工具的广泛应用,在二里头文化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作者认为,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王 迅
K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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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
董 琦
第30~37页
本文对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陶寺遗存是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现已发表的遗存;陶寺文化主要是指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遗存。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作者将陶寺文化分为四期,认为陶寺一期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遗存;陶寺二期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阶段遗存;陶寺三、四期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发展中的早晚两个阶段,其年代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三、四期才是重新界定的“陶寺文化”。陶寺二期遗存的分布及影响大致仍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虽然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期阶段的中心遗址至今未寻见,但是该文化晚期阶段的遗址终被找到,临汾盆地是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分布区。此后的龙山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在中原文化区的冲撞形成的分化与融合局面更为剧烈,陶寺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主要的应是传承关系。在这种传承关系演变过程中,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明显地比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多了。
董 琦
K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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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论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性——兼论河洛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吴汝祚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51~156页
本文论述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性以及河洛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都在自身的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其它考古学文化对其有利的因素,丰富其文化内涵,加速它的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各考古学文化都有它的自身发展途径,但是由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总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会改变。另外,也应看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原始氏族社会有着各自的历史条件、风俗习惯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以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例来说明进入文明时代的不同现象,就表明了各考古学文化有它自身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中华大地上文明时代的产生,无疑是多元的,是小国林立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河洛地区至少在后冈第二期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冶铜术,城市的出现和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礼仪制度等等。这些社会现象,都表明已进入到文明时代。洛河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都认为要统治中国,首先必须要控制中原,要控制中原,就得把河洛地区牢牢地掌握住。夏代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标志着由城邦制的早期国家向大一统的国家发展,经殷周,直到秦汉时期,方完成大一统的帝国,其间经历约2000年的时间。在城邦制的早期国家时期,各个早期国家是独立的、彼此间是平等的。到了夏代形成为以夏为核心,高于其它早期国家的地位,经商、西周两代,到西周末,王室衰落,犬戎攻周,平王依靠诸侯的力量,迁到洛邑,建立东周。东周时期,周王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各诸侯国,失去了政治上的独尊地位,出现了诸侯之间的相互兼并,形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格局,最后由秦统一中国。秦统一中国之前,为了要确保其原有的关中根据地的安全,首先把魏逐出关中,并取得其河东地区。其后,就攻韩,取得河洛地区,为统一中国这项大业尊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吴汝祚
K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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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代文明探源
曹桂岑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57~162页
本文就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的时间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发表看法。城市、青铜器和文字是“文明”的三个重要标志,龙山文化已具备这三条标准。此外,在埋葬中也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并出现用人作牺牲的现象,所以,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文明期。龙山文化城址的出现年代,当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年代,即距今四千六七百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文明时期。而距今4200~47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应该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时间。龙山文化古城出现的时间与黄帝、炎帝、蚩尤大战的时期基本一致。黄帝铸鼎、仓颉造字的传说,也与龙山文化的冶铜、陶文相合,使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传说结合起来。根据世界古代史其它文明古国的情况,两河流域公元前3500——2700年进入奴隶制城邦产生时期,冶炼金、银、铜,使用象形文字;古代埃及公元前3500年开始进入文明时期,即前王朝时期,出现以州为单位的城市国家,兴建城堡,使用青铜武器,还有金、银,出现象形文字;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300年进入文明时期,出现城市,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已使用文字。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从距今四千六百年的黄帝时期开始。黄帝文化(包括五帝时期)已从龙山文化中找到城市、文字、冶铜等实物例证。伊洛河平原与黄河平原是历代统治者的粮仓,统治者探制的重要地区,在两大平原的交汇处即洛河入黄河处祭河,有着深远的意义,既表明君权神授,又祈河神保佑君王的统治,而立于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祭坛,则又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黄帝在洛河入黄河处祭河神,开创了后代祭河的先例。黄帝是我国文明史的创造者,黄河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
曹桂岑
K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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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与发祥地
张锴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63~171页
本文就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和发祥地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在河洛地区由原始社会迈向文明时代的进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河洛地区位于中华大地的腹心,正当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原始战争,黄帝炎帝之战及黄帝蚩尤之战,就发生在河洛地区。战争以黄帝的胜利告终,导致了更大的部落联盟——华夏集团在河洛地区诞生。周边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在河洛地区交汇、融合,大大丰富了河洛当地文化的内涵。河洛文化对四周各文化类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河洛文化因之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快更早地完成抵达文明时代的行程,并一直保持着文明起源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对周围地区的文明起源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为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天然条件。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为河洛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积蓄了率先步入文明社会的实力。河洛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主要因素均已分别出现。至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已经摆脱氏族制度的束缚,率先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随着私有制和父系小家庭的形成,氏族制度解体,阶级分化和国家的产生,社会方进入文明这一历史阶段。我国文明因素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时期,文明因素的起源亦不止一、二处,主要分布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流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文字、铜器铸造、礼器、礼仪建筑与礼制以及古城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均有发现或有所表现,这些都是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的重要标志。在原始文化的各个发展时期,河洛文化都常常处于领先和中心的地位,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同时也产生着辐射作用。愈到原始社会末期,河洛地区对各地文化精华的溶合、提炼力愈高,把河洛地区先进因素向周围传播、推广、扩大的能力愈强。从诸文明起源要素的发展水平综合而言,以河洛地区最全面、最发达。
张锴生
K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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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时代文明因素的创造和积累
张得水,刘秋霞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72~178页
本文就仰韶时代诸多文明因素如文字、青铜器、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等的创造和积累,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意义加以阐述。文明的“种子”已在仰韶时代萌发,或者说文明的因素已经被创造。诸如城市、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在仰韶时代诸文化中不断被发现,其发展过程同时又是文明因素的积累过程,其规模又是文明因素增长程度的一种体现。仰韶时代诸文化中已经普遍存在以陶器符号来记事的习惯。这些陶器符号与文字的发明之间存在着缘发关系,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仰韶时代的陶器符号,对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具有积极的意义。仰韶时代陶器符号的出现和发展,应视为文明因素的一个积累过程。多处仰韶时代铜器的发现,为我国金属冶铸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当然,这时铜器的出现还属个别现象,从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考察,它还处于萌芽阶段。但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开端,通过长时间的孕育,才达到后期的完美、成熟,光辉灿烂。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从其规模和文化内涵来看,虽然还不具备早期城市的性质,但将其列入城堡一类,则是亳无疑问的。而且,早期城市的出现,也正是以城堡为前提的。因此,仰韶时代的城堡无疑也可视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礼,作为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它的产生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紧密联系的。礼仪性建筑、成组的礼器等作为礼的物质表现形式,在仰韶时代具有突出的地位。在仰韶时代,诸多文明因素如文字、青铜器、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等已经萌发,或者有了它的初期形态,从而也就开始了文明的孕育过程。文明因素从仰韶时代被创造,并通过较长时间的积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终于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率先在中原地区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张得水
刘秋霞
K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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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
段宏振
东方出版社Y:1998年10月
第370~388页
本文就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分区与分期、性质与归属、渊源与去向以及经济生活类型等诸多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与阐述。华北平原龙山时代遗存可分为豫北冀南地区、豫东地区和冀中地区。华北平原三个区域龙山遗存的分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陶器群有着基本一致的发展轨迹,这是建立整个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分期的基础。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深腹罐、小口瓮和大口瓮三种陶器,它在每一区域的每一期段都是存在的,是分期的标准陶器。不仅在陶器方面存在着发展的阶段性,在文化内涵的其他方面如生产工具、房屋建筑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相应表现出发展变化的规律。华北平原龙山文化有广泛的一致性和发展阶段的同步性,因而构成一支考古学文化。因地区差异而产生的多样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内部差别,是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之内的地方性差别。它与文化的统一性相比,是次要的和从属的。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和黄土高原龙山文化两者既有龙山时代的共性,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是龙山时代的两个文化系统和两支考古学文化。它们与山东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文化。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时期的文化遗存。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后继者主要有两支考古学文化:即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并非完全直接来源于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它在形成过程中还广泛吸收了邻近地区其它文化的诸多因素,特别是来自黄土高原地区的因素。至于二里头文化,它的来源主要是黄土高原龙山文化。龙山时代之后,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向华北平原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和介入,这一地区的相对独立性开始受到冲击并有所减弱,以鬲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逐渐成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特色。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经济生活类型是以农业为主,养畜和渔猎为辅的综合型经济模式,表现出鲜明的适合平原地区自然条件的独有特色。
段宏振
K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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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原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崔波
第3版
本文对铸鼎原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关于铸鼎原的考古学价值,专家认为铸鼎原及其周围遗址群是重要的史前聚落遗址群,其主体堆积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些遗址有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之分,反映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功能,应从多方面研究。有学者认为豫西灵宝、陕县是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核心区,聚落的大小区别意味着遗址内涵、聚落功能、地位的等级差别,是古代社会从母体脱胎产生蜕变的征兆。遗址内大的房基面应是氏族或部落公共活动的场所,在聚落形态方面需作大规模发掘工作。关于古史传说,学者们倡导尊重文献与传说,同时尊重考古发现,对神话不可一概否定,应吸收其合理真实成分,同时允许对历史传说存在认识空白。与会学者亟盼启动“五帝工程”,认为只有五帝工程才能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以前。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这三个原始社会大的区系联在一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五帝时代出现了古国文明。五帝工程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多学科联合攻关。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时代可推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学者们深信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崔波
K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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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
袁广阔
第21~38页
作者对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的内涵与特征、年代与分期、与周邻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渊源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把孟庄龙山文化分为三期六段,认为早期年代约公元前2800-前2500年,中期为公元前2400-前2300年,晚期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孟庄龙山文化遗存同周边的龙山文化类型既有联系又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其自身特征突出,建议将其另立一个类型――孟庄类型。
袁广阔
K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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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
宋兆麟
第61~68页
齐鲁书社
宋兆麟
K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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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
魏 勤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以大汶口文化尤其是大汶口墓地的考古学材料为分析的基础,推断私有制已经存在于大汶口文化社会中了。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石铲、石刀、蚌镰、牙镰、骨镰等耕作、收割工具表明其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出土的已驯化的猪、鸡、牛、羊、狗等动物骨骸表明农业生产的提高也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根据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工艺高超的象牙器和骨雕制品等推断,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生产发展、分工与交换出现的情况下,私有制产生了。文章同时探讨了阶级的起源和原始社会解体的途径。作者认为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家庭间的贫富分化是阶级产生的两种途径,而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75年第5期
第264~270页
魏 勤
K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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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
单 达,史 兵
齐鲁书社 Y:1979年11月Z:作者首先分析了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社会用具和埋葬制度。一,从生产工具看要比仰韶文化先进。大汶口文化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的部落氏族,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虽未发生,但已接近发生了。二,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从陶器的烧造技术和彩陶纹样分析,大汶口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有着共同点,中、晚期则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王湾二期文化属于同一时期。制陶业仍然是为了满足本部落氏族的需要,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还没有发生。三,从埋葬制度看,母系氏族社会盛行的对偶婚已经有所动摇,父系氏族制度有了萌芽。其随葬品多寡不均、差别显著说明当时出现了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得出了对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几点认识:一,大汶口人日常生活用具显示出其文化比仰韶文化晚而比龙山文化早;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火耕农业为主,锄耕农业为辅,尚未出现犁耕农业,有些畜牧业,生产剩余有一些但不多,还不能由于有多量剩余产品而形成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三,一夫一妻制已经出现,产品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女性仍有一定的地位,母权制尚未被最后打破。四,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是无阶级社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五,生产资料以公社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
1976年第4期
第84~88页
单 达
史 兵
K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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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于中航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总结了大汶口文化发现的概况,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创造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以农业、家畜饲养业大发展为基础,制陶、制骨、制石、纺织等原始手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大汶口文化各个领域的出色成就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有了明显提高,社会分工正在扩大,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劳动部门的增加和新工艺技术的增加促进了手工业脱离农业向专业化、独立化发展。它意味着原始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分析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的差别,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社会已经存在私有制,为向阶级社会转化打下了基础。正是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由来已久的对偶婚和母权制走向崩溃。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父权逐步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产生和发展,撕裂着氏族社会赖以建立的血缘纽带,家庭与氏族的对立、贫富矛盾开始出现,这正是原始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表现。
1976年第5期
第64~73页
于中航
K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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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
鲁 波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通过对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制陶业的考察,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变化过程。在早期,生产力处于较低下的水平,妇女可能主要从事锄耕农业,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早期阶段,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男子在农业生产中逐步占据优势,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家畜饲养已经兴起,进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晚期时,生产力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交换也发生了。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大汶口文化早期和中期前段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只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共产制。而来到晚期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有了剩余产品,于是所有制产生了。伴随所有制的产生,母系氏族组织向新的更高的社会组织即父权制社会组织过渡。
1976年第7期
第74~81页
鲁 波
K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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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提出我国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并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其根据有五点:一,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不能认为还是无阶级的社会;二,墓葬等级的差别表明大汶口文化显然有了等级贵贱的区分;三,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以父权为主的家长制家庭显然已经包括奴隶;四,大汶口墓地有43座墓葬随葬猪头,大多数只有一个,最多的一座却有十四头,说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畜牧业的发展,才能有这么多的殉葬品;五,已经有了文字。另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已经有了五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尽管字数不多,但反映了许多事实,而且在大汶口文化区域内已经广泛使用了。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由此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就长达三千余年。在这三千余年的奴隶制社会里大致可分为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农业、手工业已经分离,畜牧业已发展,比氏族社会进步,但存在许多氏族社会遗痕。从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奴隶制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进一步发展了。夏禹治水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但从此以后就走向下坡路。三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后期。
1977年7月14日
第79~84页
唐 兰
K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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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埋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
胡顺利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先提出了对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意见,他认为早期以山东邹县野店、蓬莱紫荆山下文化层和苏北的刘林等遗存为代表,中期以泰安大汶口墓地三个时期的材料为代表,晚期以临沂大范庄墓葬材料为代表。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分析,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属于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社会阶段。男女合葬墓显示出男子居于主要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说明了父权的确立,是一夫一妻制出现的信息。而有些单人女性墓葬仍然有较多随葬品的现象,与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所受到的尊敬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它只是原来母系氏族社会中对始祖母尊敬的观念的残存。
1977年第7期
第54~57、17页
胡顺利
K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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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就大汶口文化和唐兰先生商榷
彭邦炯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虽然大汶口文化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富差距、财富私有以及墓主人社会地位的不同,但这些现象并非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才有。在氏族社会中,一些氏族首领由于受到尊敬,或有些氏族成员对本氏族有重要贡献,死后族人就要举行隆重葬仪;氏族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产生,出现了贫富分化。少数富有家族可能积累起较多的财物。一些氏族公职人员有可能利用地位和职权把部分公物据为己有。这些都可以在葬俗中反映出来。作为奴隶制社会,它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所有制经济和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基础上出现的奴隶制和奴隶相对抗的阶级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无论有无随葬品或随葬品多寡,均葬在同一片公共墓地,这只能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现象。同时,从随葬生产工具和摆放位置看,大墓的主人并非奴隶主而只是不脱产的氏族首领或富有者。其中的男女合葬墓可能是夫妻合葬墓或妻妾为夫殉葬,但这并非奴隶制社会所特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学材料,奴隶在氏族社会晚期就出现了,但此时的奴隶只能被称作“非自由人”或称为“家庭奴隶制”、“家长奴隶制”、“父权奴隶制”,与后来阶级国家形成后的奴隶制有所不同。另外,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生产力也未达到阶级和国家产生所需要的高水平。至于大汶口文化的文字,应该属于处在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还难以用来记载当时人们的活动,表达思想和语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理解,不是说开始出现文字就进入了阶级社会。总之,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反映的社会面貌与生产力水平等状况看,当时尚处于氏族社会后期,还未进入到奴隶制国家阶段。
1977年12月15日
第85~89页
彭邦炯
K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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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从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大汶口文化已经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第一,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大分工,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必然带来奴隶制。氏族社会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到了高级阶段,就很快发展为国家。从大汶口文化中的现象看,墓葬中随葬猪头如此之多,说明畜牧业已经很发达了;随葬陶杯之多,说明农业已经发展到有剩余谷物来作饮料;手工业的发展,看来已经有许多作坊,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大汶口文化精美的陶器、玉器、象牙制品和骨雕制品不可能在家庭手工业中完成。而且随葬的陶器数量是惊人的,它们往往成为一个组合,可以和殷周墓葬中的青铜彝器相比。第二,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而正是少昊国家的蚩尤发明了冶金并作铜兵器;少昊号称金天氏,其时一种官名叫做“该作金正”,这些都说明当时应该已经有了铜器和金属工业。之所以目前发现很少,有可能是当时青铜很贵重,不允许随葬,也可能只有国家的手工业作坊里才能使用青铜工具。总之,在大汶口文化中有发现铜工具的可能。第三,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这是因为它很规整,不是刚刚创造的原始文字,另外在相距数百里的地方出现笔画、结构相同的文字,在狭小规模的氏族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民族文字往往与民族语言结合在一起,所以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总是用图画方式的意符文字。这种文字数量虽少,但由于可以假借和引申,字的意义可以扩大,在当时完全可以用来记载人们的活动、表达思想和语言了。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有了民族文字的民族总曾有过一个值得歌颂的文明时代,所以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颇为进步的文字,就是这时已经是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重要证据。
1978年2月23日
第90~95页
唐 兰
K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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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性质的初步探讨
蔡凤书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首先将大汶口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山东兖州王因遗址下、中层墓葬和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墓葬为代表,中期以泰安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葬和大墩子上层墓葬为代表,晚期以大汶口墓地晚期墓葬和曲阜西夏侯上层墓葬为代表。大汶口文化早期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埋葬制度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上看,很可能是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的萌芽开始发生,畜群私有的现象在此时已经出现。在财产分配、社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方面既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又有父系氏族制的反映。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母体内孕育着所有制的胚胎;在对偶婚的普遍制度下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个别现象;在自给自足的原始公社内部出现了商品生产的萌芽;在氏族成员分配大体平等的原则下出现了少数富人。这一时期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社会开始了质的变革,应该归为父系氏族社会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了极大提高,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进一步加速了所有制的发展。此时的氏族组织仅仅是作为一个外壳而存在,在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父系氏族制完全确立。在晚期之末,创造大汶口文化的人们已踏进文明时期的门槛了。
1978年第1期
第147~156页
蔡凤书
K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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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
陈国强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分析了大汶口墓地的考古学资料,讨论了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首先,当时的社会应该是处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还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更不是文明时代。一方面,大汶口文化还没有金属工具,还没有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大汶口文化还不能说有了文字,其出土的陶文只能称作“图画文字”,即文字的起源和萌芽;再有,文明时代不仅要有文字的发明,而且要应用于文献记录,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需求。其次,大汶口墓葬反映的家长制家庭是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葬俗,无论早、中、晚期均未发现反映母系氏族对偶家庭的男女分别多人集体埋葬的现象,大多为男女单人仰身直肢葬和少数成年男女合葬墓,正是父系家长制家庭的表现。墓葬随葬品中生产工具多与男性有关,说明男性已在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氏族和家庭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支配地位。合葬墓中的女性往往处于一种从属角色,显示了女性附从于男性的不平等社会地位,这也是家长制家庭标志之一—父权的表现。第三,大汶口文化墓地反映的贫富分化和原始木椁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现象,还不是阶级社会。从大汶口墓地看,墓葬排列整齐而集中,葬式基本统一,说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仍然存在,这片墓地是氏族的墓地。随葬品相差悬殊的现象反映的是父系氏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分化,随葬品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大型墓也是如此,说明当时所有氏族成员包括富有者都没有脱离生产劳动,还没有依靠剥削奴隶、占有奴隶过生活的奴隶制阶级。墓地中出现的原始木椁墓还不能用来说明是奴隶制社会的等级贵贱,有些大型墓就没有使用木椁。总之,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还属于家长制家庭的父系氏族社会。
1978年第1期
第96~109页
陈国强
K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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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
高广仁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年代。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江苏邳县刘林遗址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中期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为代表,年代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开始。晚期以大汶口墓地晚期为代表,始于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前后。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手工业有了大发展,已不是为了满足本氏族成员实际生活需要,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甚至已不囿于家庭副业的规模,它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正在成为社会上独立的生产部门。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差别说明氏族成员间财产差别十分悬殊,阶级已经产生,之所以大型墓和小墓仍处在同一片墓地中,说明氏族制的外壳尚未被最后销毁。发现的陶文说明此时的大汶口文化社会随着阶级的对立,已经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陶文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信息。总之,从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五百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东方的社会正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文明的曙光即将来临。第二部分中作者与唐兰先生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方法问题,主要涉及了三方面内容。一,关于考古学材料的使用问题。作者认为唐兰在论证大汶口文化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时,主要用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材料,却将得出的结论冠以了最早期的年代。二,关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从阶级出现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国家出现,其间还有相当一段历程,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阶级就不一定意味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就不是氏族社会而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三,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结合的问题。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着丰富的古史传说,其中相当一部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说明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古史传说又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先秦时代记录这些传说的人,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总会对古史传说加以修改、更动,甚至是篡改和伪造。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就要注意甄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978年4月27日
110~119页
高广仁
K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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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20~146页
作者使用了大量考古学材料、古文献材料、古文字学材料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来分析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族属问题,得出了四点结论。一,大汶口文化遗址属于初期奴隶制社会。二,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民族的文化。三,从大汶口陶器文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黎明。古黄河下游南北的两大区域,即《禹贡》的兖州、青州、徐州、冀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四,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很长,可分为前后两期(或初、中、晚三期)。前期(或初期与中期)由奴隶制的开始,经过奴隶制国家的建成和昌盛,即由太昊、少昊、炎帝、黄帝时期(以上可列为初期)发展到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期(以上可列为中期)。后期(即晚期)夏、商、周三代,这是奴隶制社会的极盛时期,到衰颓没落直至崩溃的时期。
唐 兰
K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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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汶口的男女合葬墓
于中航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82~189页
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中,这个文化的进步和变化都是相当大的,随葬猪骨、厚葬现象的出现等不仅意味着私有制的存在、财产观念的发展,而且意味着氏族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差别开始扩大。后一阶段是更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点包括石器制作进一步精细、家畜饲养有较大发展、陶器数量和品种显著增加、墓葬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突出了、成年男女合葬墓取代了同性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对于新出现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作者认为其性质应该是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夫妻合葬。从合葬方式的发生顺序上,男女合葬总是在反映母系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之后。按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形态,由母系而父系,由对偶婚而走向专偶的发展规律,作夫妻合葬来认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氏族的根本制度的。
于中航
K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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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葬俗演变看其社会性质
黎家芳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90~202页
作者按照早、中、晚三期的顺序,分析了大汶口文化葬俗的演变。早期阶段的葬俗特点:首先是一般墓葬都有数量不多、质地相近的随葬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很少用生产工具随葬其次,有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墓、集体多人合葬墓和母子合葬墓。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氏族制有着相当的活力,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阶段生活生产力有了十分显著的发展,葬俗与早期显著不同。第一,随葬品的质量、质地、数量差别较大,用生产工具随葬比较普遍。墓群之间也出现了贫富差别。第二,盛行用猪下颌骨随葬,这不仅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发达,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私有制已经出现了。第三,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这种合葬墓有两种情况,一是夫妻合葬,二是妾奴殉葬。它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产物,而妾奴殉葬进一步证明家长奴隶制的存在。晚期阶段社会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时的葬俗随私有制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也有了变化。首先,随葬品质地和数量的差别更为悬殊,一些大墓中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远远超过了死者的实际需要。这些墓葬的主人已经成为氏族中的贵族,贫富分化更激烈了,阶级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另外,无墓主人的大型富墓已非偶然。这些人可能就是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军事首领或战士,他们的尸体或头颅被敌人掳去,而本氏族的亲属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掠夺战争,大约已经进入了军事民主主义时期,有了氏族贵族和奴隶,阶级正在形成,氏族制度面临全面崩溃,国家即将出现了。
黎家芳
K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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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探讨中的几个问题
王宇信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203~217页
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从氏族社会后期发展为奴隶制社会的水平,因此,大汶口文化不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在其中期阶段,男性取得了在生产活动中的支配权、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都表明父权制已经确立,此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时候,贫富分化现象加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交换,有了掠夺财宝、家畜、奴隶的战争,进入了军事民主主义时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作者认为有文字的时代与成文历史的时期不能混为一谈。它只能算作图画文字,还不能应用于文献记载,并不能构成大汶口文化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因此大汶口文化是成文历史形成以前的文化—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它的晚期虽然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但没有进入成文历史时期即阶级社会。
王宇信
K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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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
黎家芳,高广仁
第56~62页
本文回顾了龙山文化的研究历程,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了典型龙山文化的渊源及去向。认为日照东海峪遗址中层和临沂大范庄的部分墓葬属于典型龙山文化早期,它们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典型龙山文化中期以胶县三里河M2124为代表;胶县三里河M2100和潍坊姚官庄遗址属于晚期。平度东岳石遗址的遗存可能是典型龙山文化的发展去向。典型龙山文化至少可以区分为两城类型和城子崖类型,其中城子崖类型是典型龙山文化晚期与其西部另一文化交流后的地方变体。典型龙山文化上限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后,下限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本文还从典型龙山文化较大汶口文化在手工业和建筑技术上的进步、冶铜业的产生、设防城市的出现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饕餮纹的问世等方面论证了典型龙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黎家芳
高广仁
K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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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
程德祺
第107~111页
作者通过对典型龙山文化(即山东龙山文化)与夏朝文化的比较,从年代、地域、部族关系、文化特征等四个方面论证二者确是同一文化。作者认为:一、从年代上看,典型龙山文化是与夏朝基本合拍的,夏朝灭亡以后,其文化可能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二、夏朝的活动地域在我国东部,跟典型龙山文化的分布大体相合。三、典型龙山文化居民的族属已确认为东夷族。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可知,夏族原是东夷集团中的一支,夏族作为东夷集团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东夷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典型龙山文化。四、从考古发现看,典型龙山文化是一种早期阶级社会文化、有夯筑城墙、是一种早期金属器文化、制陶工艺有了明显提高,其黑陶上的刻划符号是一种原始阶段的汉字,这与古文献记载的夏朝文化,从基本特征看是一致的。作者还指出,有人之所以把山东是商族散布的基本区域,而把夏族的历史地理尽量拉西,是轻信了古代周人的宣传。夏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支,夏朝臣民基本上是东夷族,夏朝文化是夏族和其他东夷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不可能偏于西部,而只能以山东为中心。
程德祺
K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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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
高广仁,邵望平
第7~25页
本文利用考古资料介绍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它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中华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作者认为:一、中华古代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中心平说,是独立发展的,本地起源的,而说中华本土范围来说,她又是多源的、多根系的,基于此种认识,在山东史前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可提出“海岱历史文化区”这样一个历的地理、人文地理的概念,从一个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华史前文明形成过程。二、据《尚书·尧典》,海、岱、淮所圈定的青、徐二洲正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心分布区,是自公元前四千年间逐渐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区,可称为“海岱历史文化区”。三、海岱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可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六个阶段。四、海岱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典型龙山文化时代文化持续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私有制的产生、父权制的确立、阶级的出现不晚于公元前三千年,原始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城堡等文明要素在海岱地区出现也不比中原地区晚。最后作者总结说海岱地区无愧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高广仁
邵望平
K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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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其与东夷文化间关系
罗世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Z: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发掘工作上的重大收获,中国史前文明之多元与土生的本质已逐渐被明了,文明前夕他们之间空前频繁而紧密的互动关系也已逐渐被证明。基于此,作者假设了以互动关系所造成之“竞争压力”为中国文明所以发生的原动力,来演绎中国文明发生的主要过程,并求证于考古资料和文献史实。在这文明发生的整个过程中,高水平的东夷文化不但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催促着中原地区社会人力的重组与整合,以及国家的形成;更因后来之助商灭夏,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而使中国文明得以更璀璨的呈现出来。
第333~372页
罗世长
K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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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兼论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多元性
吴汝祚
第104~114页
一般认为,龙山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多也如此说,这是由于考古学上的习惯势力所采用的“广义的龙山文化”,实质上,所谓的山东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湖北龙山文化等,是包含着几个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本文的龙山文化,主要是指分布在山东、江苏淮北和安徽东部地区以陶鬶、鸟头形鼎足、蛋壳陶杯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文中首先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相当发达,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生产工具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有所改进,尤其是收割的石刀迅速增长,同时出现冶铜业。作者从冶铜业的产生、以供特殊阶层使用的成组礼器的出现、具有防御性质的城的产生、象征王权性质的玉钺(斧)的使用等方面,认为龙山文化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即文明时代。作者还认为,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峡文化的年代,应与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从农业、手工业、饲养业的发展,墓葬中表现的阶级对立以及城址的出现,表明以上诸文化均已进入到文明时代。总之,龙山文化时期,氏族组织已经解体,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特殊阶级或阶层已经产生,具有防御设施的城已经出现,还有作为王权神权相结合的神面纹玉钺(斧)的出现等,都是文明时代具有的重要因素。
吴汝祚
K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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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
王震中
第31~37页
本文认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阶级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作者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时代的墓葬为例,说明了东夷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时,同中原地区一样,都处于家族奴隶制阶段,而父权大家族的出现,则标志着阶级的产生。单一的父权家族难以应付突然爆发的战争,因而各个部落或部落群之间频繁的战争冲撞,只能使各地区的各部落群内超越于血缘之上的全民性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日益加强,于是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东夷族中所出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具体标志是当时出现的城堡和刑法。尽管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还带有部落制的外壳,但它已标志着“早期国家”或“酋邦国家”的产生。
王震中
K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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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文明的起源与东夷人的历史贡献
逄振镐
第37~42页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标志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是由最早进入原始社会末期的许多氏族部落和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又是由若干个史前文化中心组成的,它们是中国古文明的最早缔造者,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作者认为东夷人在中国古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特殊贡献,如在陶器制造业、铜器制造业、纺织业、文字起源等方面,东夷人均达到了领先水平,东夷较早地出现了父权制、私有制、奴隶制和城市,东夷人的史前文化也是商文明的主要来源。因此,东夷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逄振镐
K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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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
高广仁,邵望平
齐鲁书社Y:1992年3月
第282~300页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阐述了诸如何炳棣、张光直、凌纯声、安志敏、苏秉琦、夏鼐、佟柱臣等著名学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见解。作者认为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利用考古发现材料,结合先秦古籍及甲骨文,说明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立发展及其三个区域的划分,海岱文化与黄河、长江中下游诸史前文化大系的交流及与夏、商、周文化的逐步融合便是先秦时代中华东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然后作者谈到海岱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贡献,在制陶业方面,海岱地区最早使用快轮制陶技术,陶器质地种类最多,陶器造型方面对夏文化有重大影响。在制骨业方面,象牙骨雕及蚌器的制作在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中较发达,对商代的制骨业也有影响。在金属工艺方面,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出现了铜器,《西清古鉴》著录的一件铜鬶,应是山东龙山文化已能生产铜质容器的间接证明。在建筑业方面,出现了夯筑技术,日照东海峪的台基式建筑形式对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的营造有启发作用。海岱史前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存在文化源流关系,如商代的甲骨及甲骨文字、以犬为牲的习俗及埋葬制度等,都与海岱史前文化关系密切。最后,作者肯定了海岱文化的历史地位,认为如果没有海岱地区的杰出贡献,绝难完成中原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的飞跃,不可能创造出那么灿烂的商殷文明。
高广仁
邵望平
K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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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与中国文明
张学海
齐鲁书社Y:1993年本文对城子崖遗址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城子崖的发掘,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30年代对城子崖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实质上揭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对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或文明的要素,考古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可考虑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即国家的诞生。从现有材料考察,中国东方的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可能已出现最早的国家,部落古国。大汶口遗址晚期,陶器、玉石器等手工业所表现出来的手工业技术综合水平,已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社会财富空前丰富,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这时这里已形成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到了龙山时代,众多龙山城址的出现、良渚文化中晚期大规模的祭坛、陶寺墓地所显示的成熟的礼制、东方龙山文化辞章式陶文的出现,反映出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河中下游地区,已普遍进入文明时代。城子崖龙山城具有较大的规模和长期使用的历史;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反映出当时已集中了相当可观的人口;城内众多的居民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家庭手工业者、巫医、统治者这些非农业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已占一定的比例;在城内发现了几口井,说明城子崖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城市;出土的龙山陶器,不仅精美,而且具有宏伟的气势,反映它是海岱地区龙山时代一个突出的手工业技术中心;这表明城子崖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文明史初期阶段一座重要的城市。龙山时代,方国迅速发展,遍布整个海岱地区,城子崖方国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就现有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城子崖龙山城,已具有国家的两种基本职能:此时的社会生活已远非原始社会那么简单,城内人口空前的集中及其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成员、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频仍等等,也是氏族社会没有的,这表明当时已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即国家权力;国家阶级统治的职能,在这里也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城子崖方国是夷族在其分布范围的西北部建立的一个相当强盛的方国。总之,作者认为大汶口部落古国和城子崖方国的被认识,证明古代中国东方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第13~25页
张学海
K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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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
郑笑梅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本文对不同文化时期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序列,表明在黄河下游的我国东方地区,存在着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后,独立地由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并进入国家。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考察东方文明孕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北辛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制陶工艺已比较成熟,居址、墓葬等一些材料还提供了有关当时社会制度方面的许多线索。至少在这一文化的晚期阶段,母系氏族制内部的家族已经孕育,萌芽着新的生产关系,母系氏族社会即将走到尽头,导致了新的社会制度的来临。其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在我国东方经历了父权制完全取代母权制的革命,并创造出全新的物质文化。这一文化的早期始入父系氏族的初期阶段,中期为父权制确立阶段,晚期则已发展到军事民主制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众多墓葬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以及出现社会分工等情况。墓葬规模、葬制和随葬品的巨大差异,表明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已经存在,社会的内部组织结构已起了较大变化。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后,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独立手工业更趋专门化,建筑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新兴的金属铸造业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墓葬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激化,龙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局面。专为上层阶级生产的各类特殊礼器以及卜骨的产生,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发生深刻变化,龙山文化阶级内部已诞生了特殊阶层。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形成,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不断发现,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些龙山文化古城址,以及古代龙山文化时期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应该属于部落方国时代我国古代东方的地区性国家。
第65~76页
郑笑梅
K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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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龙山文化社会形态刍议
王锡平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209~217 页
本文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墓地、典型遗址和一些重要遗物,根据它们反映出的特点,对涉及山东龙山文化社会形态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胶县三里河等典型墓地中墓葬分区的特点,以及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的差别,表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到龙山文化时期更加突出。父系氏族社会内部家族之间、成员之间的分化,不但表现在贫富差别上,同时还表现出身份、地位和等级的不同。对劳动观念的转化,礼器的出现,应是阶级出现后的产物。临沂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的发现更表明社会上已经出现某一统治集团中某个阶层中的当权者一类人物。城的出现,无论是战争需要,还是统治需要,它的主要标志应是阶级对立的状况出现后的产物。水井的出现,地面房屋的出现和使用功能的分化,作为社会的重要变革,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标志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冶铜技术的发明,玉雕和制陶工艺的突出成就,反映了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发展和社会进一步分工的情况。玉钺、薄胎高柄陶杯等礼器显然是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为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已迈入了文明社会。
王锡平
K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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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
何德亮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218~228页
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就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周围地区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影响进行考察。综观山东龙山文化,无论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型农具的使用和开掘水井技术的发明,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作物种类多样化,粮食产量也有很大增长,已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综合经济。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生产达到更高阶段,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发展。制陶、制玉业已达到很高水平,冶铜技术也开始出现,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巨大进步。建筑技术的飞跃进步,尤其是城防设施的迭次发现,是山东龙山文化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大大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产生的进程,最终导致了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材料深刻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已相当悬殊,氏族制度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到来的历史情况。处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山东龙山文化,尤其是一些先进发达的地区,已处于阶级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它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周围中原地区、辽东半岛以及南方诸原始文化产生积极影响。可见,山东龙山文化不仅在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德亮
K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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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文明起源初探
车广锦
第50~58页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每个元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途径,甚至存在不同的演进模式,因而对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应是就某一个文化区的考古学材料,在区系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文明起源的探索,然后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普遍规律。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60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了紧密衔接的文化谱系,这个文化谱系就是北辛文化、刘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一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表明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已经具备了对该“元”文明的起源途径进行探索的条件。作者通过对海岱地区连续发展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的分析,认为北辛文化时期是文明产生的基点,刘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则已经处于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古国时代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夏商周王朝时期则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
车广锦
K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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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衰落原因
靳松安,赵新平
第1~7页
作者通过分析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手工业生产技术,认为山东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原地区。而这种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的普遍出现、连续成句的文字的出现、规格极高的大墓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贫富分化已经出现,阶级对立已经产生,进而认为这个时期文明已经产生。而对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直至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时期才进入文明时代。  山东龙山文化之后是岳石文化。从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都远远小于或落后于龙山文化。作者认为这种变化说明岳石文化可能不是由山东龙山文化正常发展而来,而是文化突变的结果。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今河道的变迁,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晚期,我国曾发生了一次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由于洪水的发生,黄河下游河道南移,耕地常年被淹,农业生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能正常进行,人们不得不逃往外地谋生,本来已经很发达的文明不得不被迫停止前进。山东龙山文化突变成岳石文化,族群人员大为减少,文化陷入低潮。而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由于受灾相对较小,生产发展仍能正常进行,最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靳松安
赵新平
K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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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
第47~58页
本文对包括景阳岗遗址在内的两组8座龙山文化城址及这两个古代文化中心的考古发现及特征进行了排比分析,并由此对蚩尤和逐鹿之战、穷桑、虞舜地望及五帝封泰山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冀鲁豫交汇地带具有国家产生的充分条件。首先,该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和北方三个势力集团最先接触与争夺的焦点,部族战争频繁。传说的蚩尤与炎帝的斗争,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都发生在这一地带。这些频繁激烈的不同族团的战争,往往在水患因素的作用下,给予原始氏族制度以巨大的冲击,成为国家产生的催化剂。其次,由于该地区自古水患严重,因此治理水患的需要,成为促使该地区由原始向文明过渡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还大胆地提出:即便现在还不知道教场铺和景阳岗龙山城中大小夯筑台址的功能,也不妨说它是两个古国之“都”。假如教场铺龙山城果真是虞舜之都,那么有虞确是个东夷古国,虞舜巳处于文明时代。
张学海
K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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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
吴汝祚
第13~20页
本文认为海岱地区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分布地,是东夷族的主要聚集地。作者对已发掘的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属于东夷族的遗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是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它的后期阶段更为明显。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产生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使手工业生产迅猛地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多,就有了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萌芽和阶级的对立。丧俗上出现了成组的礼器和棺椁,不仅说明了已有一定的礼制,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上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城市的形成,出现了城乡分化,以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出现等等,都说明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的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到龙山文化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吴汝祚
K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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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代文明的曙光:大汶口
孟宪武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12~118页
大汶口文化是六十年代前后发现的分布在黄河下游、苏北一带的一支具有地方特色,发展水平高,分布范围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绝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大汶口文化直到晚期仍处于母系氏族制阶段,但它的内部已孕育着一些新的萌芽:父系家庭、私有制、贫富差别等,加上图画文字的产生,青铜文化的出现,足以证明它已踏近山东龙山文化的门槛,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曙光。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作者从以下几点进行了分析。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及经济形态的变化: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已可以生产出有相当数量剩余的粮食产品。畜牧业、手工业、制陶业也都十分发达。二、父系家庭的萌芽:这主要从墓葬方面来看。在大汶口墓地中出现了少量的男女合葬墓,这种合葬墓应是夫妻合葬墓,这反映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萌芽。因为这种合葬墓的数量还很少,故当时的社会并未进入父系氏族制社会。三、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死者的墓内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有的还随葬有猪头,这是夸耀财富的一种表示。四、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五、图画文字产生。六、青铜器出现,大汶口文化堡头村遗址出一件带孔雀绿色的骨凿,经化验含铜量0.099%,为铜所污染。以上几点分析说明,大汶口文化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东方率先向文明时代起步,它是我国东方文明的曙光。
孟宪武
K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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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古国探索
张学海
第60~71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和古文献材料通过对东土古国的探索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东土国家的出现。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的活动中心,商人称此为人方,周人则叫东土。结合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分析,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已处在军事民主时期。东土自私有制出现到国家的诞生,大约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约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之末,进入古国时代,即文明时代。逐鹿之战和黄帝在穷桑“登帝位”,是东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史开端的标志。第二、东土古国举例。首先作者说明了确认古国的基本条件。即:1、具有范围明确的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古国须有地盘和一定数量的人口。2、聚落群内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3、原始城市的存在,聚落群内具有比较明显的城乡分离格局。这三条关键是后两条,因为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分离,是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不具备这些特征。符合这两条之一的考古遗存,就是古国。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大汶口、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为古国,并对这4个古国的文化性质、地理位置、遗迹遗物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介绍。第三、古国的疆域。作者认为,古代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域,古国更是为此,但都有比较稳定的中心区。将古籍记载的部落范围和史前遗址分布状况综合考察,古国时代,古国的范围是很小的。这也是把具有一定规模的遗址群作为探寻古国的一个基本条件的理由。第四、五帝是黄河流域古国联盟的盟主,帝舜出自东方集团。作者据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认为五帝不同源,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也不先后相承。他们的身份类似春秋五霸,是古国时代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五帝除帝喾以外,都和东土势力有密切关系。帝舜出自东方集团。五帝作为盟主,他们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推进,对后来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正是五帝和这个联盟,为夏商周文明的形成,创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中华民族列宗列祖最早的祖先。
张学海
K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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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
刘 莉
第32~49页
本文用西方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四个有代表性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墓葬中反映龙山时期的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行为方面的问题。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西方考古学的墓葬理论和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并认为分析社会分层和礼仪活动在研究墓葬时两者缺一不可。继而以墓圹大小、随葬品数量、二层台的使用情况、玉器及蛋壳陶杯的有无、猪头或猪下颌骨的有无与数量等制定山东龙山墓葬的等级分类标准,并以此标准逐个分析了鼍鼓、蛋壳陶杯、玉器、猪头或猪下颌骨、陶器及獐牙等在墓葬中的意义。然后具体分析了四个山东龙山文化墓地:山东临朐朱封墓地、胶县三里河墓地、诸城呈子墓地及泗水尹家城墓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一,龙山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十分普遍,但各地区略有不同。根据呈子墓地中的儿童厚葬,朱封、呈子及三里河墓地存在年代不同的大墓集中分布现象可推知世袭制已成为获取高层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不仅存在于一个聚落内不同的亲属集团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亲属集团的个人之间。多数墓地的最高等级墓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但三里河墓地相反,这说明龙山时期不是所有的社会集团中的女性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男性。其二,龙山墓地中虽然明显存在不同等级墓葬群之间的隔离现象,说明家族之间已经产生阶层分化;但属于同一家族的贵族与平民仍然聚集而葬在同一墓葬群,这可能是由于龙山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尚未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或者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见大型宗教建筑有关。其三,象征社会等级的贵族用品的远程交换,如鼍鼓、蛋壳陶杯等,或意味着墓主人生前为萨满,或者墓主人在社会中享有最高等级丧葬仪式或具有萨满性质。鼍鼓应是交换于地域高层酋长间的礼仪用品,蛋壳陶杯是贵族为了与同等级的社会集团首领建立结盟,或为了与低等级社会集团首领建立和巩固从属关系用作礼仪性交换物品,蛋壳陶杯的消失应与贵族集团的解体有关。其四,龙山时期祖先崇拜盛行,且一般是等级越高的墓葬周围有越多的祭祀性质的灰坑,说明死者的社会地位是导致其是否成为崇拜的祖先并享受后代祭祀的主要因素。其五,龙山时期人们得到神灵庇护的程度受某种血缘亲疏关系的影响,只有显贵者死后才可能成为神化的祖先并接受后代长期的、频繁的祭祀。龙山时期祖先崇拜的流行为社会阶层分化奠定了宗教基础,而这一原则在丧葬礼仪中进一步发展为礼制。本文的分析结果证明,不仅研究墓葬形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而且考虑到生存者在丧葬礼仪中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及其可能影响墓葬形制的物质遗存,这两种方法是相互补充的。
刘 莉
K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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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分析
于海广
第61~67页
本文分析了尹家城M4、M15、M126、M134、M138 和西朱封M1、M202、M203八座大墓的考古资料,认为在墓葬形制结构方面含有表示死者等级的意义。这个时期高规格的墓葬中,已经形成了规范、严格的埋葬制度;在随葬品方面,它们存在着一组礼仪性陶器,以蛋壳陶高柄杯为主要代表,另外还有鼎、甗、鬶、罐、盆、罍、杯等为其基本组合。在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上又往往以单数形式存在,成为一个重要特点。商周时期的礼器使用中,用数量多少来表示等级的制度,就可以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渊源;从葬式看,尹家城大墓的死者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而西朱封大墓则属正常埋葬。所有这些特征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于海广
K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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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岱文化消退的原因
田继宝
第528~534页
作者认为龙山文化在从中期向晚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踏上了一条逐渐衰变的路径。将龙山文化消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洪水,显然失之偏颇。新兴产业(青铜业)的出现是导致龙山文化消退的主要原因。社会生活需要的变化是导致龙山文化消退的一大因素。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龙山文化消亡的一个因素。
田继宝
K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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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
郎树德
36~41页转60页
作者首先简要的回顾了国内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继而着重讨论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作者认为,大地湾遗址在仰韶晚期时急剧增大,说明当时经济与人口的生产突然跃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聚落遗址的主要特点,其一是规模大,近百万平方米;其二是位于中心的F901房址据考古迹象推断是一座礼仪性建筑,四周为分布较均匀的居住区。其三是聚落的主体在山上。由此,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是城乡最初分化的开始,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作者认为在夏代以前,在发展较快的若干史前文化区的中心地带都产生了当地的古城古国,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造就了后来的夏商文明。这是古文化、古城古国、夏商文明三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这也许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条规律。在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方面,作者以为,在龙山文化时代,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址和金属就屡有发现。这些城址的产生不能完全归于军事原因,也不仅仅具有防御功能,它们应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具有多种职能。龙山时代并不是青铜的萌发阶段,在此之前青铜就已出现。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陶符以及良渚文化的玉符可以归属于最初的文字范畴。我国在三代之前还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在考古学上,这些众多的集团、部族与古文化古城古国研究成果正相吻合,它们说明三代之前我国存在着若干个具有一定文化特征和势力的政治集团实体。考古显示我国的龙山时代即为文明的肇始期。余论部分,作者指出甘肃东部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而该地区发现古城古国的前景是乐观的。同时,作者还认为青铜器、玉器的大量使用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似可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文末作者倡议应创立全面而完整的中国文明起源理论。
郎树德
K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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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甘肃古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郎树德
第57~63页
本文探讨甘肃古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和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从甘肃考古工作、文化分区和序列入手,对甘肃古文化作一概要的介绍,以便进一步分析和论述。甘肃原始农业为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老官台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甘肃的这一文化区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甘肃的原始农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甘肃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均在河旁阶地,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多为宽阔的河谷,海拔高度以大地湾最高,台地海拔为1470米;主要作物是黍和粟;伴随着农业的进步,畜牧业同步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基础中异常活跃的因素。从考古资料看,甘肃的农业与先进的关中、中原地区同步发展。我国长期以来是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之路,也必然具备封闭和农业带来的特殊性。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考古学观察,我们会发现原始农业在文明起源中的基础作用。从甘肃的考古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农业自身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剩余劳动和产品,刺激了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不断扩大和增加,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导致文明的到来。甘肃地区文明因素,如城址、金属、文字等的出现,为探讨甘肃文明起源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文章最后认为,五千年前的甘肃古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甘肃以其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为背景,在原始农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基础上,孕育创造了雏形城址和青铜器两大文明因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郎树德
K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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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远古文化与中华文明
雍际春,陈逸平
第78~81页
本文从天水地区西山坪遗址两个文化层、大地湾遗址三个文化层,师赵村遗址七期文化这些远古文化的考古线索中,认为天水文明在独立起源之后,到仰韶第二阶段,便同中原仰韶文化的产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些远古的文化发展线索还改写并重新奠定了甘肃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编年和发展序列,并清楚地展现了当地原始先民们在数千年间文化创造和发展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大地湾朱彩符号的发现,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天水地区在距今五千年以大地湾晚期文化为代表的有关遗存中,已清楚地透露出城乡分野、宫殿建筑、礼仪中心和原始崇拜等文明信息,结合其文明火花的闪现及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形态,并参考天水周围马家窑文化中已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以及有关墓葬中发现有无头或无肢的遗骸,甚至有些遗骸还带有伤痕或留有石镞等事实,认为,这一时期天水远古文化已进入父权制时代。天水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以其绚丽多彩的地区考古文化构成中国多源文化中心之一,它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甘肃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并填补了中华文明的某些空白。
雍际春
陈逸平
K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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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孙守道,郭大顺
第11~17页
本文以综合分析一批红山文化的玉器资料为基础,对红山文化给予重新认识,讨论龙在我国的起源和以龙的出现为一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来临的问题。作者认为:一、龙起源于原始社会。红山文化龙形玉和有关的兽形玉器群的发现,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二、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有关。三、龙的起源与诞生同原始农业密切相关。四、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作者还认为,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龙的起源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让人们看到了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文明时代的曙光。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或其他地区,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形。
孙守道
郭大顺
K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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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
1987年第1期
作者主要论述了辽西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及古长城遗存,绥中锚湾到北戴河金山嘴的秦汉宫殿性遗址群的三项重大文化史迹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概念。作者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是仰韶文化一支和红山文化一支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迹象。这是两种经济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更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互相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象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茫所披之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辽西战国时期燕长城是一项重要文化史迹,而比燕长城更早的,如发现于赤峰北英金河旁山岗上的,则属于一种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并行,可称做长城怕“原型”,它比明长城纬度高四度。自我中华民族早期,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需要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是关系民族存亡兴衰的大问题。而更深一层意义是,长城既是一个线的概念,又是一条带状的概念:既是第一道文明曙光的发源地,又是曾在一个时期(大约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经济文化上占有相当优势的地区。适逢其时,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刻,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带还经常起到稳定、缓冲的作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即辽西地区长城地带的多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曾起过特殊作用来看,辽西古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绥中锚湾到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秦汉宫殿性遗址群,两头临海石角间相距三、四十公里,规模之大,令人吃惊。史书记载秦始皇生前最后两次东巡到海边,确曾有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上述建筑群,从自然景观与宫殿布局确实符合“东门”或国门的设想。秦始皇东巡刻铭中心思想是宣扬天下一统,那么,这项由秦始皇创建、到汉武帝完成的纪念性大建筑群,似确具“国门”的性质,是秦汉统一大帝国的象征。
苏秉琦
K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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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归属——中国古代文明探源之一
李 民
第8~14页
本文指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和遗物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距离中原地区较远并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现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还要早些,与中原地区同一时代的文化相比较,在文化内涵上有着不少特色和差别。作者还将距今五千年以前的古代部落集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进入了国家阶段,第二种是在部落集团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缺乏种种必要的条件,其发展出现中断或中上状况,尚未进入国家时期就被另外的部落集团融合了,或突然消失了。第三种类型是部落集团本身没有发展到出现文字的阶段就消失了。认为牛河梁、红山嘴文化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其文化遗存的归属问题,以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而论,与文献记载的鸟夷有不少方面是契合的。它应是距今五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我国东北先民的一种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尚书》的《禹贡篇》等文献中关于辽西红山文化的有关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毕竟已露出了端倪。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参照,确实表明,辽西红山文化是古代文化发展中的一堆篝火。
李 民
K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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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流问题的新信息――<山海关外访古>之二
卜昭文
第44~45页
作者简单介绍了东山咀、牛河梁的考古发现。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认为辽西考古所获得的资料可使我国的文明史提前1000年。这个5000年前的“神秘王国”已具有国家的雏形,它已脱离原始社会而跨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作者引述苏秉琦教授的话说:“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这两种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看成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一个支系或地方变体。东山咀、牛河梁的新发现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是燕山南北古文化融合迸发出的‘火花’。迄今为止,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可以比拟的遗物和遗迹。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西考古新发现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解体或开始解体时期的面貌,它是否传达了中华文明源流问题的新信息。”东山咀、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赤峰地区出土的大玉龙,它们都与殷墟出土的玉龙和青铜器上的龙很相似,这可能是中国殷商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山海关外,辽河之滨的古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卜昭文
K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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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文化的最新, 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何贤武
第70~72页
本文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应根据文明的实质去探讨。认为文明的实质,应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即由无阶级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社会。中国文明起源应是多元的。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不应仅仅着眼于王朝的建立,都市的兴建。作者还从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几个方面,运用大量考古资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发达,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红山文化时期手工业在全国同时代的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制陶业、制玉业都显示了红山先民高超精巧的技艺。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遗址中不止一处发现了金属冶炼的遗物,红山文化社会经济的进步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神的世界里出现主神和次神,人世间出现穷人和富人及拥有权势的首领和各种不同阶次的官员。在宗教信仰上,红山先民已度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进入了祖先崇拜,玉器的归属形式说明“礼”是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权力,玉器并有龙的图象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作者还指出,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遗址和墓地所见坛、庙、冢的结合及其反映的礼制和等级的出现,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多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可以说,龙山文化晚期,从喀左到建平一带的红山先民们已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为后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文明昌盛奠定了基础。
何贤武
K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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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金字塔·大型墓葬·最早的玉器――来自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最新报告
魏运亨,卜昭文
第25~26页
这是一篇关于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跟踪报道。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报道。第一,在牛河梁发现具有金字塔性质的巨型建筑。对于这个巨型建筑的功用,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猜测。第二,发现大批墓葬,中心大墓内有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从随葬物分析,这个男性可能是当时拥有相当权势的首领人物。第三,查海红山文化出土了8件玉器,其意义在于这些玉器是中国也是世界迄今已知的最早真玉器。它把中国用真玉的历史又提前了两个世纪。苏秉琦和闻广等专家认为,查海的玉器可能还不是中国最早的,在辽河流域应有更初期的玉器。他们还大胆推断:中国的玉器时代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是一同到来的。第四,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在民族起源、分期断代、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运亨
卜昭文
K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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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本文是作者于1991年8月在北京接受辽宁省阜新市政府采访的谈话。作者认为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之一。特征有两条,一是玉和龙,一是之字纹。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重建中国史前史,就是要回答中国从氏族到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转变的条件是什么,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水平是条件。氏族从发展到繁荣到超越氏族出现初期国家,经过大约二千年时间,就是从七、八千年到五、六千年,趋势是由北向南推进,海河以北是前段,海河以南是后段,查海属前段。查海的之字纹的演变序列与这一段历史文化发展有关系。中国文明起源从氏族到国家,在中原地区主要看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北方就是看之字纹陶器的演变。
苏秉琦
K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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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
郭大顺
第4版
本文概述了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基本文化面貌。认为查海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7600±95年,时代虽然很早,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出土的方形房址规模都较大,每座房址内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配套,并成行排列,表现出每个生活、生产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以筒形罐为主要形式的陶器群,器类虽较简单,纹饰却复杂多变 。出土的龙纹陶片,采用浮雕手法,装饰纹样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玉器都是较成熟的造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真玉器之一。查海遗址的玉器工艺水平较为复杂,已有专门分工,使用者也都是等级身份较高的人物,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已导致社会分化。这同房址、陶器,特别是龙纹出现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的进步性是相一致的,这已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可称为“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前身之一。从查海遗址的文明起步,到红山文化早期国家的诞生,这2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辽西地区脉络比其他地区清晰,时代也早,这就进一步证明,辽西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起过“龙头”的作用。此外,查海遗址对东北亚古代文化渊源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郭大顺
K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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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作者首先论述了辽西在历史文化和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认为这里是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一万年以前在大凌河以北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发生了农业。接着是土地深翻。《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地带最先引起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七八千年前,大凌河流域也发生了土地大面积开垦,深翻土地,地表土一翻,沙土上来了,河水下来后,水土流失比黄土地带还要厉害。深翻土地导致生态平衡破坏。农业革命使人类登上了文明发展的台阶,同时也导致灾害,使人类遭了报应。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一千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这部交响乐高潮时,文明的重心转到晋南黄河边上来了,便是尧、舜、禹时代(洪水时代)。总之,大地开垦时期走在前头,文明曙光时期也走在前头。作者又论述了燕山南北地带,包括内蒙东部、辽宁西部、京津、河北北部、晋北等地的红山文化至燕文化的有关问题。作者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此外便是山西的陶寺为代表的晋文化的老根。“五帝”前期活动的中心是燕山南北。燕国的老根就在燕山。这一带古代属《禹贡》中的冀州。夏、商、周的中心是在河南(雍、豫)。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四千年前,赤峰英金河北岸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带,即是长城雏形。这是大国出现的标志。这里是《禹贡》九州之首。过去说《禹贡》九州是战国以后的事情,现在看,大部分都属商周以前。作者还提出:赤峰地区的文化特点在于民族杂居,文化交错。牛河梁的庙、坛、冢是礼制建筑,这是个重要地区,而赤峰北部的阿旗一带,也是一个重要地方。在这里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红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错,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罐,代表着礼仪重器,与其他地区青铜礼器同等重要。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文化的老根,红山文化则是燕的老祖宗。
1993年增刊;
第130~131页
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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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数据库

文明起源数据库(3)

发布时间: 2013-11-19

K8309
chi
CN
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
唐建
第94~107页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中国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的探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文剖析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各种不同意见,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论证中国文字起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商甲骨文历史来源的三条考古理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囿成说,多方面地论证了中国文字源于甲骨契刻符号的观点。全文共分六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文字起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商甲骨文的起源。二、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考古绝对年代的极端重要。三、贾湖遗址甲骨的四步考古推理和理论论证。四、商甲骨文历史来源的三个考古理论标准。五、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可确证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六、中国文字由契刻发展而来。
唐建
K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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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等
第344~354、375页
王恩田认为丁公陶文与城子崖发现的刻字陶片相比,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字数较多,丁公陶文五行11字,城子崖陶文一行9字;都是在陶器残片上刻字,丁公陶文刻在陶盆残底的内表面,城子崖陶文刻在大陶瓮残片的内表面。但两者还有不同之处,如丁公陶文多用连笔,城子崖陶文则不用;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文化层内,为黑陶,城子崖陶文属上层,即周文化层,系灰陶。丁公陶文使用连笔,字的写法、结构与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距,似应属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田昌五认为丁公遗址出有文字的陶片属龙山文化,层位又没问题,文字自然也属于龙山时代。丁公陶文不但在文字数量上比良渚文化者多,达11个,而且其构字方法也较进步。良渚文化的两例,文字多具有图画文字的特点,造字法以象形为主,丁公文字也有象形的成分,但有些已经可分出偏旁,当属会意字。对于这些刻在陶器上、有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建议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刘敦愿认为丁公陶文的结构与笔法,多是由曲线组成,上与莒县陶文,下与甲骨金文之多作直线者大异其趣;但就空间而论,介于渤海与中原之间,就时间而言,也是介于二者之间而偏后,但来龙与去脉都茫无头绪,令人费解。然而与莒县陶文作比较,时代较晚,刻划形式虽然奇诡,似乎更接近正式的文字,因为内容无从考见,是否形、音、义三者相统一,但前者单文只字,很难区分是标志还是文字,后者则两两上下相连,似乎已经由文字发展为词,整个陶片所表达,也许就是一句话,较前者大有进步。严文明认为陶片上刻的是字而不是别的什么符号。这其中有象形字,如第二行的两字象侧身跑的人形,第四行下一字为盘身翘首的蛇形。丁公陶文应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其年代属于龙山文化。陶文的排列方向基本与陶片的形状相适应,而与陶盆底部的轮旋纹不相一致。全文偏于盆底一隅,个别字已挤到底腹拐角处。这说明文字本来就是在陶片上刻的,而且这块陶片刻字后应没有破碎,因此,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文书。文书的内容难以解明,但似乎涉及不同人群。两个侧身跑的人形中,一个披发,一个总发,应该是代表两个具有不同风俗习惯的族系的人。至于盘身翘首的蛇形,也许与古书上记载的修蛇部落有关。李学勤认为陶片上11个符号排成5直行,很象是文字。最右一行最规整,有三字,其余每行二字,最左一行比较松散,看来应自右起读。观察原件及放大照片,文字应为陶器烧成后刻,且是刻在已碎的陶片上。文字的笔顺和商代甲骨文一样,多与后世的书写习惯不合,如第四行第1字的结构可分三部分,都是先刻右边的笔划,再刻左边的笔划。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可看出是象形的,这些象形均为侧视,三足只显一足,四足只作两足,同于甲骨文。有的字有更复杂的构造,如第四行第1字,右下似“心”,左侧似“刀”,中间的部分也见于甲骨文,这很象是形声字。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丁公陶文或者就是当时的俗体。张学海认为丁公陶文只有三个字似象陶鬲和侧视人或兽形,似属象形字。其余大部分可能是唐兰先生所称的那种意符文字,有的字还是复合字。丁公陶文不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也不同于甲骨文。但其行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后有款识,和古书汉字书款一致。它和大汶口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丁公龙山城发现“辞章”式的龙山陶书,说明城内已有了脑力劳动阶层。龙山城市加龙山文字,是以证明丁公是个龙山古国。张忠培认为陶片上发现的文字,系烧后刻的。字大小匀称,笔道纤细,刻工精致,说明需具备锋锐的工具外,还当认为它是训练有素的刻工的作品。11字,分4行,首行3字,末行行列错置。如果不是习刻的话,很可能是记述一事或一意的。丁公是座城。以往虽发现过几座龙山文化的城,但都没有搞清城内的布局。揭示城内的布局,以及究明城与周围村社遗址的关系,对研究龙山文化所处社会阶段,是十分必要的。陈公柔认为从陶片的照片及拓本上看,可看出大约有11个个体的字。从其书写的行款上看,极近通常汉字格局。丁公所出陶文自右向左,上下两行,似为记载某项事类,并且字形趋向于省简而颇具概念的意义。丁公陶文系多字连缀,不同于城子崖以及更晚的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等处所出的。丁公所出陶片,乃是龙山文化中期偏晚的遗存,其上的刻字,实际上是上承大汶口文化中所谓的“日月山”陶文,而下接二里头、二里冈、藁城陶文的一系列属于殷商文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是非常重要的。邵望平认为丁公陶文出自一组有打破关系的一个龙山文化灰坑之中,应属龙山时代无疑。丁公陶文显示出文字形成过程中质的飞跃。丁公陶文已经“成文”,是“成文历史时期”的产物与标志;与甲骨文相比,它又嫌古拙,且尚未被释读。但在以象形、表意为主的方块字系统发展中,丁公陶文恰处于大汶口文化单体意符与甲骨文的中介位置上。对出土陶文的丁公城址作分析,将有助于说明陶文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论社会的大分裂还是城邦间的联盟或对立,都已产生了用成文来表达意志、沟通思想的社会需要。丁公发现的成行成串的陶文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正在于此。郑笑梅认为丁公陶文文体排列较有次序,已具一定章法,刻划熟练、流畅并不规整。从形式看似具成文式样,有可能为某事的记载。这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象文字以单体图象表现的方式相比,显然进步得多,较良渚文化的陶片刻文也不逊色。这一重要发现,为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俞伟超认为丁公陶文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发现的一种最早的古文字。全部刻划可明显分为11个个体,每个个体形体各异而又有类似后世汉字中部首式的组成单元,正具商代甲骨文以后历代汉字的形体特点。丁公陶文已成文句,不会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内容应是自上而下、自右至左顺序而读,正合乎商代甲骨文以后汉字书写方法的传统。丁公陶文虽不能识读,但有理由认为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某些相似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高明认为陶片上的文字,无疑是当时人为了表达某种意识而刻划的。从其刀锋痕迹观察,刀法流畅,用力匀称,说明这块陶片的刻辞出自当时一位刻技非常熟练者之手。陶片上的文字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等象形文字,不是一个系统;也不同于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的陶器符号;而且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所出陶文,也无共同之处。但可肯定,它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愿而刻,反映了当时人的意念和语言,是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栾丰实认为丁公陶文发现后,经过认真分析,反复讨论,并仔细严格地检核了H1235及其相关遗迹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对H1235出土遗物的出土时间、运输、存放、洗刷等中间环节做了详细了解与分析,确信这一发现是可靠的。其后,又得到在济专家及考古专家组的全体专家的鉴定与论证,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黄景略认为陶文系刻在一片盘类陶器的底部残片。从文字在陶片上的排列及该陶片在陶器整体所处部位等考虑,似是陶器破碎后才刻上的。十余个字符在陶片上的分布,似可分成几排,显得较有规律。对照后世卜辞等章法而言,其如果不是习刻,显然在表达着一定文句的意义,而超出了简单的标识功能。因此,这些刻符,应已属于文字的范畴。丁公陶文的发现将推进龙山文化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裘锡圭认为这些符号不是图绘,也不是无目的的任意刻划的产物,它们也不会是跟语言毫无关系的一种表意符号。另一方面,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式来看,它们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它们大概是一种原始文字,但不是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无法断定丁公“文字”跟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早期古汉字有关。蔡凤书认为丁公遗址不仅发现了总面积在11万平方米之上的龙山城址,而且在城内出土了字陶,这是在其他遗存中罕见的。这一发现,有可能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较夏鼐先生的说法上溯一千年左右。丁公遗址字陶的意义虽还未弄清,但这些字排列有序,大小有一定规格,有的字如正在行走的人,有的似乎是武器,这12个字笔法纯熟,早已脱离了文字初始之拙稚形态,应该是某一完整的意思。
王恩田
田昌五,刘敦愿等
K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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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
栾丰实
第85~89页
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河南等地发现有数座城址,这些城址均发现在交通利便、位置适中的地方,城址均为方形,其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山东地区的城址统治区域均在方圆百里左右,河南发现的城址按面积和目前发现的数量看,城址和城址之间还应有未发现的城址。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中一件陶片上发现刻有5行11字的文字,它的发现和城址一样,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首先,作者认为丁公龙山文化成组文字的出现,表明龙山时代不仅已经产生成熟文字,而且开始用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另外,作者还对丁公文字和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丁公龙山文化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有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的结论。作者认为丁公龙山文字的发现,对于认识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和城市的出现、铜器的产生、礼制的形成一起,确凿地证明龙山时代已经跨入文明社会。
栾丰实
K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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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代文字的一点思考
常耀华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252~265页
作者首先声明不同意某些学者的“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的卜人集团”的观点,而主张至迟在夏代就已有文字产生,甚至更早。作者首先以殷墟甲骨文作为一个例证,认为甲骨文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单字达4000之多,形声字占到20%的比例,表明它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之前必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次,古代文献中印证夏代文字的间接材料并不算少。商有典册,古书言之凿凿,商踵夏后,有夏之时夏商二族交错于河济之间,关系密切,而夏文化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商,商人有文字,夏人不会没有。考古发现表明,夏代国家已经形成,进入了文明时代,已经需要和具备了产生文字的社会条件,因此,说夏代已有文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信的。第三,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起源的记载:神赐说、八卦说、圣人造字说等等。虽不可信,但诸说一致认为文字产生于远古时代。第四,考古发现了一些夏代的文字证据,如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出的陶文,商县紫荆山遗址发现的四个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陶刻符,很接近于甲骨文。二里头遗址在60年代发现了24种陶文。比夏代更早的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文字陶片,山东丁公遗址出有一片5行11字的陶文陶片,得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可。那么,比丁公晚的夏代怎么会没有文字呢?作者在文章后面提供了11份各时期的文字材料。
常耀华
K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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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中国文明西南源头启示录——彝文古籍<物始记略>评析
东人达
第28~31页
我国西南地区上古文明内涵丰富,然对于这个文化体系的记载,就汉文文献而言,战国以前基本上是茫然无证。礼失而求诸野。近年翻译出版的多部彝文古籍,为我们探知西南上古文明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蹊径。百科全书式的《物始纪略》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本文对该书加以评析。《物始记略》是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为彝、汉文对照本,共7卷179章,已分三集出版。在洪水泛滥之前,于笃慕的祖父武洛撮时,部落发生大分化,12个部落中有11个演化成其他部族,只有武洛撮没有变,继承了原来共有的文化及文字,成为彝族群众纪念的先人。因此,《物始纪略》所反映的西南上古历史情结,具有一种相当的普遍意义。西南文化起源于各族先民的开发活动;母权制时期创制出文字;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中产生了国家政权;当楚、秦势力抵达之前,西南即形成“武米(王)十六国”的格局
东人达
K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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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铜鬶的启示
邵望平
第86~89页
本文列举了诸研究者对《西清古鉴》所收 “周子孙匜”在铭文考释、铸造年代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它是最迟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之前“东夷”文化系统的礼器的假设,并建议称之为铜鬶。接着论证了陶鬶当起源于山东一带,并分析了陶鬶的演变轨迹,认为“周子孙匜”仿自山东的龙山文化中的一类陶鬶。本文还综合学界对龙山文化下限年代的认识,认为作为铜鬶祖型的那类陶鬶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流行,再参照河南龙山文化,则此类陶鬶的出现当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而铜鬶的上限年代也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前,下限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500年。本文认为此假说若能成立,那么山东龙山文化就不仅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作者寄望于类似铜鬶在山东地区发掘出土。作者最后强调闻一多先生从古文字角度将“周子孙匜”上铭文释为山东曲阜一带“奄”的徽号的研究成果与作者从考古学上做出的其为“东夷”文化系统礼器的推论相合。
邵望平
K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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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析早期青铜的发明在中国文明诞生过程中的作用
宋豫秦
第78~84页
本文首先批评了那种认为青铜的发明必然迅速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并导致文明诞生的理论模式,然后通过对中国早期青铜发明的分析,得出早期青铜并非中国文明诞生的主要动力的结论。作者认为我国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时代,已经发明了自然青铜,因为那时已具备了各类丰富的铜矿资源,而且,从烧制彩陶的技术看,说明那时已掌握了冶炼自然青铜的技术。但在仰韶时代早期,青铜发现极少,不能认为当时已跨入青铜时代。仰韶时代晚期的铜器依然罕见,很难说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剩余产品的出现和贫富分化的加剧等与青铜的应用有密切的关系。龙山时代青铜得到较多的应用,但当时尚未掌握人工配制青铜的技术,仍停留在用共生矿直接提炼青铜的阶段,而且,铜器的生产和应用远未达到已经普及的程度,未必形成独立的铜器制造业,因此,导致龙山时代社会进步并最终完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主要动力也不是早期青铜。属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青铜冶铸业并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且青铜在二里头文化的经济生产活动中,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显著的作用,若然,早期青铜也不是促使夏代奴隶制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之一。因此,青铜并非文明时代的特有物,不应轻易作为划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
宋豫秦
K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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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铸九鼎辨析
李先登
第95~98、139页
本文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对《左传》记载周定王时王孙满对楚庄王讲的一番话中“禹铸九鼎”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见解。首先,作者认为,夏代是信史和《左传》所记载王孙满的言论是东周时人的说法这两点,是研究讨论禹铸九鼎问题的前提。接下来,作者从以下几个问题分别进行论述。第一,探讨青铜器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作者认为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夏禹铸造青铜鼎应当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所以,王孙满所述禹铸鼎应是可信的。第二,讨论九鼎的问题。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尽管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不能说明夏禹时期铸造和使用九鼎来代表夏王全国共主的地位,但是,王孙满这种说法具有当时的社会依据,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还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第三,讨论夏商周三代交替九鼎相互授受的问题。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王孙满所说的夏商周三代更迭时,青铜礼器互相授受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为了标明周王权的法定继承性,是天命所赐予,于是在周代社会上编造和流传关于九鼎授受远自夏禹是可以理解的。第四,讨论关于九州牧贡金(铜)的问题。夏王朝所处的中原地区对周围地区取得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周围地区向夏王朝贡纳铜(金)。王孙满所说“贡金九牧”也是有其历史真实性的。最后,讨论九鼎上的花纹问题。作者认为,王孙满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这些纹饰是当时九州各地的善神及恶神的形象,把它们装饰在青铜礼器上的目的是为了起到佑护和避邪的作用。作者最后强调,通过以上的辨析,东周时期禹铸九鼎的传说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是有其历史的、真实的、合理的内核的;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这条文献记载可能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佐证。
李先登
K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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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文字、城市与文明社会—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二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论述了青铜器、文字和城市,是古典时期中国文明重要而鲜明 的因素和特征,因此,往往被视为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成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但是,在处理这几种文化因素时,要作具体分析。无论世界和中国,三因素的出现既不同时,它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不尽相同,因此,三者首先只是考古学中的文化因素,其各自的有无或者全体的有无,与文明社会的关系需要具体考虑。青铜器与文字从具体处说有特定的实用功能,从抽象处说可加强社会分化,操纵社会交流与管理形式,对知识与权力的积累有重大意义,但并不能与城市一样,标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城市虽然表示一个聚落防御与进攻、社会分化与组织管理的水平远超于一般村居生活之上,标志着自农耕与村居产生以来人类生活发生的又一次重大阶段性变化,但它既不能确证国家的诞生,也不能标志一个文明体系的最终出现,其起源和发展,是文明演进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与文明和国家的关系,需要具体考察,并无固定模式可以套论。就塑造与影响人类生活方式这一根本点来说,较之农业革命这一更具普遍意义、触及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和社会中各个群体的宏伟变革,青铜器、文字和城市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曹兵武
K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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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原始艺术看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兼谈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吴诗池
三秦出版社Y:1998年
第166~175页
本文就中国文明起源多元性在中国原始艺术方面的表现加以阐述。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诸因素突出表现在陶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以鬶和禽兽形器皿为例。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鬶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陶鬶存在着间接而明确的源流关系,从而为探讨中原青铜文化的多源问题提供了线索。禽畜型器皿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发现于黄河流域,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都有发现。这些以禽兽为题材塑造而成的日用工艺美术品,为夏商周三代鸟兽形青铜礼器的创作开了先河。此外,二里头类型墓葬中的随葬陶器组合中常见的觚、鬶、盉等酒器和三足盘、平底盘、豆等盛食器,在王湾三期文化墓葬中较为罕见,而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却常可见到,这正说明二里头类型居民所使用的某些礼器以及风俗习惯是由东方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传来的。在陶器装饰艺术方面,反映各原始文化间的交流和中国文明本土起源及多源的,首推彩陶装饰图案和素陶装饰中的饕餮纹。中国青铜艺术发端于仰韶时代,由龙山时代继承发展,又由夏商周三代承袭逐步发展达高峰。夏代的铜器制造工艺承袭龙山时代的铜器工艺甚至有些器物造型都仿照之。如有些锥、刀等与龙山时代无多大区别,某些铜镞基本上是仿照龙山石镞或骨镞的造型就是明证。从而反映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起源多元及中国文明最早形成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的玉器,不仅源于新石器时代,而且具有多元性。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礼器已成为与铜礼器并重的礼器。玉器是构成中国文明的要素之一,这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所没有的。二里头遗址的夯筑台基建筑,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其后商周直至汉唐等各个时代的宫殿建筑,都采用夯土台基,奠定了基础。此外,在龙艺术、镶嵌艺术方面也有所反映,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蛇纹残器及饰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铜饰件,其纹样和工艺均源于史前。
吴诗池
K8319
chi
CN
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
金正耀
第56~64页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运用铅同位素分析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二里头青铜器的一些成果。主要讨论了二里头铜器的合金成份与夏代青铜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二里头青铜的铅同位素研究与夏代青铜业资源问题,以及几个相关问题。认为二里头时期已经认识青铜合金几种主要原料金属的性质,懂得按比例配制锡青铜合金和铅锡青铜合金。二里头的青铜业已经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中后期完全有能力铸造大型铜器。二里头青铜技术是在龙山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二里头之前,中国青铜技术从起源到发展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作者最后还论述并否定了国外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起源与阿富汉北部的巴克特利亚铜器文明的传播有关的观点。
金正耀
K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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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龙崇拜与古代国家的形成
傅光宇,张福三
第48~52页
本文通过分析龙崇拜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表达了作者对龙崇拜在我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意义的看法。作者认为:龙决不是原始图腾,龙崇拜与图腾崇拜区别甚巨。首先,龙是“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其次,龙崇拜不同于图腾崇拜的以现实自然物显示其神圣性,以记号显示护符作用,而是于想象中臆测虚拟生物的“广大无边”的神性。从龙的综合性形象及法力无边的神性看,龙崇拜产生于父权制时代而不是盛行图腾崇拜的母权制时期。龙,在父权制历史条件下,不仅是对自然力的神化,更重要的是对生产力的神化。龙是我国最早国家夏王朝的旗帜。作为部落联盟神圣标志及大酋长化身,反映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龙是华夷文化融合的象征,也被视为国家的保护神。禹以融合夷夏文化的神龙作为国家团结统一的标志与世袭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是理所当然的。
傅光宇
张福三
K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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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张光直
第15~21页
这是作者在1989年8月于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环太平洋史前史”国际会议上而写的英译稿。文中首先引用了佛斯特所谓“亚美巫教”的有关巫师的世界观。“亚美巫教底层”的适用范围,远超过中美研究而应该值得所有研究古代文明学者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上面所说的几乎全部可以适用于古代中国。作者认为,巫教(或萨满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重要性,中国古代文明基于巫术的宇宙观这种新的解释对这个古代基层内容的了解供给了新的基础。古代中国与马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实际上乃是中国与马雅古文明的共同祖先。中国与马雅并不是非得要有文化上的接触才能共有这些类似性的;它们乃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成员,这个连续体我们可以称之为马雅中国连续体,它建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几项重要意义:1、它将古代中国和古代马雅联系起来,并且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类似性,而无需使用传播论;2、它强烈的暗示着这个亚美巫术文化基层并不是东北亚洲的地方性的传统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现象;3、它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提出资料用以研究说明在它的领域之内出现诸文明的演进原理。作者认为,巫师式的世界观显然在整个中国史前时期都一直持续着。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后,在考古的记录上我们可以辨认出来一个共同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圈,它包括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一个互动政体的圈子之内经过长时间的社会转形的中国模式在新大陆文明的产生过程中也可以观察的到。
张光直
K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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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龙雏形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屈 川
第93~100页
本文探讨我国古代龙雏形的起源,即早期龙崇拜产生的的过程。认为龙文化的渊源与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王国建立之前,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是原始社会晚期许多氏族部落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正是龙文化由肇始形态到雏形奠定的特定历史结构。龙的形质雏形,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由远古图腾崇拜的蛇身变化而来并加上地方变体的特征构成的。它的主体脱胎于蛇崇拜,同时具有地域、氏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性。龙雏形的形成早于夏代立国之时,处于华夏民族发展之中。龙崇拜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史传说中的历代君长,几乎都是龙,或者与龙有关;从氏族部落的兼并与融合到“诸夏”共同体的形成乃至国家的诞生,几乎都与龙相伴随。此时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是龙雏形形成和早期龙崇拜产生的时期。早期龙崇拜,是为适应父权制下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反映出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物质生产的发展。龙是父权制时期部落联盟的保护神和大酋长的化身,它一直与农业文化紧紧联系,是原始农业出现后以水为主题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早期龙崇拜,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龙在雏形时期已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龙的雏形,随华夏诸族的融合而构型,也随华夏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早期龙崇拜的产生过程,是中国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是华夏民族起源的象征。
屈 川
K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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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示、主、祏、宔、祖(且)的来源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系略说
黄盛璋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5年8月
第15~22页
本文认为文明总是在特定的地区产生的,除了共同的必需的要素外,受不同地区的影响,产生某些地区的差异,全世界文明形成的模式不可能一样。并就中国特有的问题,提出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应增加西方所没有的两项,即玉器、宗庙,并对宗庙的来源、形成过程、出现的时间和地区等进行了考察,指出:“宗”原意表宗庙,为祭祀祖先、鬼神、上帝之所。西周通称为庙,虽为祭祀祖先之所,但已扩大为册命、赏礼与颁布政令之所。后世扩大为一切宗教供祭之所。示原义和祭祀有关,广义之示,包括祭案上加主。众多祭案,各祭一祖,就必须为之建造专门建筑,就是“宗”。同祭从祖先于一宗,就是同宗族。由宗族而设立有关宗族法制就是宗法,作为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祭案祭一祖先,祭案形制基本一样,用以区别每一具体祖先的就是主,后代称之为神主,即俗称之牌位。祏,宗庙主也,广义包括所藏之主,狭义仅指藏主之石函。宔,《说文》解释宗庙主。祖(且),来源于崇拜生殖神,石祖遍见于世界各地。红山文化的女神庙,远比石祖进化,上已有石盖复,但和祭祀祖先之宗庙与主仍有不同,它可以作为宗庙之萌芽,并不表示宗庙和文明形成。宗庙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宗庙的出现,应是文明的标志。
黄盛璋
K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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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祭祀与王权
张光直
第103~108页
本文在开篇中提出“古代文明”通常以城市、文字、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国家来划分。在中国,这些文明因素于公元前3000年期间出现,到公元前2000年达到成熟。接下来,张先生分三个方面探讨了宗教祭祀与王权的关系。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宗教:在中国发掘出许多早期标志图案与符号,如为死者举行葬礼的舞蹈人群像(马家窑文化彩陶盆)、显示丧葬仪式的地画(秦安大地湾)、死者两侧摆放蚌龙、虎等,它们与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礼制相吻合。作为标志图案的动物从中扮演有益的角色,以期与神灵沟通。另外,此时应有专门巫师从事招换灵魂、治疗疾病等宗教活动。二、龙山文化与宗教祭祀:大约在3000BC,受华夏影响的范围中出现了等级和暴力,居址出现了坚固的围墙,墓地中规模、随葬品差异悬殊。在龙山社会的组织体系中,在受华夏影响的各个地区,存在着许多酋邦国家。统治者的政治与宗教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宗谱世系来确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了宗教的地位之重要。除兵器外,拥有礼器对于权力的积聚和巩固至关重要。三、中国青铜时代与中国文明的繁荣:大约从2000BC~500BC,中华文明经历了充分地发展与繁荣。这个时期以文字、青铜、城市和强权统治的国家为标志,此时的青铜礼器具有重大地政治意义。青铜很少用于生产工具,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即用于祭祀与战争,祭祀作为与王权不可分离的因素,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关键所在。
张光直
K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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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与文明
张德水
第60~67页
本文在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原发掘报告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祭坛的性质、祭坛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作者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论述。第一,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作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粗略统计,已有十多处。比较重要的有北方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祭坛、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祭坛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祭坛。其中,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祭坛不仅规模大,而且内涵丰富,最具有代表性。接着他对以上这些新石器时代祭坛和相关内蒙古新石器祭坛遗址的分布范围、所用材质、形式及伴随出土遗物等分别作了简单的介绍并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第二,关于祭坛的性质。从祭坛的地理位置、祭坛伴出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迹或遗物、祭坛形式的方形和圆形共性特点、同一地区的祭坛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以及对祭坛建筑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分析来看,作者认为这些祭坛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共性,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祭坛的性质决定的,各祭坛之间蕴含着共同的祭祀习俗,即有祭天、礼地的功能。第三,祭天与文明因素的创造和积累。作者认为祭坛、庙宇等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表明文明因素已经产生,其规模又是文明因素增长程度的一种体现,它有如下二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一、大型祭坛及礼仪建筑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其二,当时出现了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觋集团。这些巫觋集团既拥有社会财富,同时又控制着社会意识领域,从而使氏族社会解体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现象合法化、经常化。因此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祭坛及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决非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祭坛的规模和文化内涵,直接反映着文明因素的积累程度,它在由野蛮向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张德水
K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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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
李锦山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这类以祭天礼地、春祈秋报为主要特征的大型人工建筑,与中华农业文明有着直接联系,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中国礼制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核心体系数千年来贯穿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红山文化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主要有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和建平县牛河梁。前者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的大型的具有综合性、多功能、露天式宗教礼仪活动场所。举行的祭天祭地活动,与农业密切相关,此外还举行生殖崇拜的祭祀仪式。后者由坛、庙、冢结合,祭祀对象为天地、祖神、图腾保护神以及农神。牛河梁宗教礼仪性建筑亦奠基于农业经济之上,其崇祀内容归根结底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内蒙古发现的宗教礼仪性建筑,多由石头垒砌的墙垣等组成,建于台地之上,包头市莎木佳遗址,有石垣基、石圈,均与祭天有关,确切地说是祭太阳神。游牧民族尤其是农业民族对太阳极为崇拜,其原因在于它能够为人类带来温暖,使万物复苏,促进作物生长。阿善遗址为人工堆筑的石堆,不但有天地诸神崇拜,还应包括对大青山诸山体的崇拜。农业民族崇拜天地、太阳、河川诸神,因为与农业有关。对大山的祭拜同样与农业有关。我国自古便崇拜泰山,其原因之一便是认为它可以播云降雨。良诸文化发现的20多处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以人工堆筑的高大祭坛墓地为特征,这类祭坛不仅祭天,还祭地、祭祖。良诸文化中心聚落和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表明财富和人口已向农业城市集中,政教合一的王权业已产生,发达的农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原地区、西藏地区等也多有宗教仪礼性建筑发现。宗教礼仪是一种社会意识和思想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我国发现的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围绕着这些场所进行的各种宗教礼仪活动,归根结底都与农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李锦山
K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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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祭坛概论
郭伟民
岳麓书社Y:1999年
第82~100页
本文认为人类的宗教精神体系大致经历了由巫术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变化过程。祭坛是祭祀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古代文献中的坛,历史时期的坛,国外考古发现的神殿、台庙、祭坛,还是民族志中的祭坛,都是为祭祀而建的。本文按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中原区、北方区和西北区等,分区域概述了中国史前祭坛的发现情况。还排列了它们的年代,分析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除城头山祭坛外的其他祭坛时代上距今4000—5000年,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意识形态变化,作为一种高层次宗教信仰载体的祭坛随之而生。祭坛的主要祭祀活动是祭天和礼地。祭天用燔柴,礼地用“瘗埋”。城头山大溪文化祭坛之上的祭坑及周边祭坑内放石头的现象与祭社有关;东山嘴女神像是丰产崇拜的体现。中国史前祭坛与墓葬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祭坛的大量涌现反映了时代的变革。本文分析了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祭坛所折射出的文明的影子。认为这两个文化“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的前夜”。但这种“文明模式”是畸形的。他们整部族地陷入宗教的狂热,以致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终未形成文明国家。中原地区则不然,“陶寺聚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已经看不到狂热的宗教痕迹,显示出真正的礼制文化的到来”。
郭伟民
K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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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与文明的诞生
刘式今
第239~247页
作者认为原始宗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它的起源和发展,一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作者首先把原始宗教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是早期阶段,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和灵魂崇拜;新石器时代前期是中期阶段,表现形式则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最后阶段,表现形式是巫师、巫术的盛行,多神教向一神教靠拢,大型礼仪建筑的矗立,出现天、地、神、人合一的高级宗教意识。然后从祭祀与祭坛、巫师与巫术、礼玉制度、大型礼仪性建筑等方面论述了原始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的局面。
刘式今
K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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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礼制
高 炜
文物出版社Y:1989年8月
第235~244页
文中首先阐述了礼乐制度的实质,是一套维系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关于礼制起源的问题,尽管有二里头文化说,但作者认为礼制形成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主要依据是根据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漆木器和某些特殊陶器,这些器物往往出土于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型或较大型墓中,这些墓的主人具有不同一般人的身份,因为随葬的器物造型精美,或兼有蟠龙纹、兽面纹一类的特殊纹饰,这些器物许多已脱离了实际用途,而同商代的礼器相似或有密切联系。这些有特定含义的器物被少数贵人所占有以表现其特权,所以应该视为“礼器”。作者认为,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这种有规律的现象,已经脱离了一般所说的原始埋葬习俗,而是属于形成中的或初期阶段的礼制。作者认为,丧葬礼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代墓葬中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礼器组合,成为考古学探索古代礼制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出现规模大小不同的墓葬,随葬品多寡悬殊。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相当明显。而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型分化更加显著,随葬品中的精品,往往集中到富有者的大墓中,而在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类型的分化尤为强烈而有规律,特别是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龙山文化的墓葬,代表了这一文化高度发达地区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间从部落首领、贵族到氏族一般成员的等级差别。同时,山西襄汾陶寺、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反映的情况,说明当时已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墓葬的不同等级,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也是等级制度存在的依据,所以作者认为,当时已具备了礼乐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作者在论及早期礼器时说,礼制是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在龙山文化之前的大中型墓葬中,已经出现了含有礼器的因素,如由炊事用具、饮食用具组成的陶礼器。到龙山文化时,尤其在中原地区,礼器的种类多了起来,并有完备的组合,清晰的规则。当时的礼器制度、用牲制度与商周礼制具有较多接近的成分。作者认为,有些器物如玉璧、玉琮、石钺、玉钺等,只为少数特权人所拥有,与墓主人的权利地位紧密相连。作者认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或说产生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礼乐制度涉及的各个方面,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认为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形影相随的关系,所以,应把礼乐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
高 炜
K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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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
王震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Y:1990年2月
第333~343页
本文是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探索中国夏商周礼乐文化的渊源问题。古代的中国,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因此亦被称为“礼乐文化”。在考古学上,鼎豆壶杯(觚)等一套礼器均源于东方。这可以说,礼文化源于东方。另外,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的东方来源,可从“贽见礼”与“乡饮酒礼”、“飨礼”来源得以说明。贽为一种鸟,在史前东夷族中得到崇尚,鸷鸟被视为氏族部落的标志。起源于史前东夷族的“贽见礼”也传播于史前其他部落中,并延续于夏商周三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贵贱、尊卑爵位等色彩,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与社会政治结构。飨礼和乡饮酒礼中,其中心活动是饮酒,在饮酒中含有尊敬长者、商议大事等内容,所以它具有酒会和议事会的性质。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以得知,乡饮酒礼与飨礼在史前各部族文化先民中已形成习惯,但它在史前东夷人中更为盛行。在我国古代,礼与乐,每每相配而行,史前东夷族在丝竹音乐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由此我们说,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在礼与乐两个方面有源于史前东夷的情况,这大概有助于说明华夏文化与华夏民族的多元性。
王震中
K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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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控制机制与礼――华夏文化漫语
逸 群
第67~70页
本文从自然界的控制机制的角度来探讨礼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论述。第一,天地自控机制与礼的形成。先民们在观察天地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懂得天体内部具备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转化的机制。兼具启动制动两种功能的完整的天体运行的自控机制的被发现,尤其是制动机制(止、艮、节)的被发现,乃是华夏先民的一大创造,是他们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一大贡献。把止、艮、节等天体内在的自控机制不断地提炼和概括,并将它从自然界移植到华夏社会,于是创造出能够制约社会并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机制,这种机制就叫礼。第二,宇宙的互控机与礼。同自控机制相并存,天地自然界还存在第二种机制,即为互控机制。社会中的主控机制和被控机制的礼,原本是从天体运行的自然机制那里派生出来的。第三,祭祀与礼。尊崇天地的运行机制和运行功德,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一来源和特征。由崇天导出的崇巫,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来源和特征。由崇巫到崇祖成为华夏文化的第三个来源和特征。崇天或者崇祖,都要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来表达出来,这种形式便是祭祀,祭祀于是成了华夏国家一项最重要的国务活动:“祀,国之大事也。”而表达天体运行机制的礼,正是从祭天祭祖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四,远古礼发展的四个阶段。远古礼可分为水鱼礼、玉豆礼、酒肴礼和行为礼四个阶段。行为礼一旦巩固,远古礼的整个阶段也就结束了。
逸 群
K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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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礼制的产生、形成与历史作用
许顺湛
科学出版社Y:1996年3月
第164~172页
本文研究的是商周以前中原地区原始礼制的产生和形成。在礼制的萌芽阶段,许多方面都是以原始宗教的面貌出现的,它的基本内容是宗教性质的。早期礼制是建立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之上的,由宗教渗透的礼制在很长的时间内起着重要的作用。葬俗是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已有公共墓地,头向、随葬品等有一定的形式。仰韶文化时公共墓地普遍出现。龙山文化的葬俗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共墓地在其中晚期已很少见到,随葬品已体现出较大的贫富分化。祭祀仪礼是古代礼制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奠基礼仪;②对祖先的崇拜;③对地母神的崇拜;④对天神的崇拜与占卜。在上述祭祀活动中,巫师起着神人间的沟通作用,成为神的代言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礼制的发展。中国的等级制度大体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尧舜时期成熟,三代时期趋于完善。作者在最后阐述了礼制的历史作用。原始宗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礼制的代名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管理社会。古代政教合一,带宗教性质的礼制,对古代社会的稳定,有次序的生产、生活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商周以前的礼制应有如下几个发展阶段:朦胧阶段、宗教性阶段、宗教与阶级性结合阶段。
许顺湛
K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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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制度与文明起源
韩玉玲,桑永夫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274~276页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大家一般都表示同意的有:城市、文字、青铜器和礼仪制度。作者认为,属于上层建筑的礼仪制度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近年来,在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一些礼仪建筑,包括女神庙及其附近的大型积石冢和礼器;秦安大地湾的大型房屋建筑及其出土的四足鼎等礼器;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及其精美的玉质礼器;龙山文化时期也有蛋壳陶杯、白陶等礼器的大量出土。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的礼仪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和严格,可以说看到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了一套很完备的礼器和礼仪制度,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宗庙),有成套的礼器、玉器、青铜器,证明当时国家已经产生。礼在中国奴隶社会里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是表明人们的身份本质的一条制度,一套规定。礼制和文明起源关系密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不仅仅是指国家的职能,同时也是文明诞生、国家起源的关键所在。社会的每一个发展和进步,各阶段的意识形态,社会总是以宗教的教条、祖先和神的意志、以法的形式在人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成为人们 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仰韶晚期出现,龙山文化发展,二里头文化完备。由此可知,中国文明的源头在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已接近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了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
韩玉玲
桑永夫
K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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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俗到礼——中国上古文明的演进
彭 林
第26~28页
本文认为,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本文就此加以论述。一般来说,礼通行于贵族之中,即“礼不下庶人”;庶人则只有俗,即所谓“民俗”。但是两者又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礼源于俗”。俗是指生活习惯。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地的民居、葬式、食物、器形、服饰等,都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一时期的风俗,具有浓厚的原始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地的风俗走入不同流向:有损于人类健康的蛮风野俗,被人们自觉的抛弃;某些落伍的风俗则为新的风俗所替代,发展为新时代的风俗;还有一部分风俗,则顽强地留于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周公分析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殷亡于“失德”的结论。有鉴于此,周公提出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首先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要为统治者制定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周公制礼作乐,是建立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其后经过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礼”形成为一个博大的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而且包括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礼不再是仅仅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有知识的“君子”的要求,成为全社会成员取齐的标准。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幅员如此辽阔,方言如此歧异,风俗如此反差,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却如此之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地人民在“礼”这一点上是认同的。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史、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应该肯定,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作用。
彭 林
K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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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与神圣王权——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一
谢崇安
第94~98页
本文通过文明载体——艺术主题,即揭示早期青铜器典型纹饰——兽面纹的源流及其含义象征来探索这一历程,以阐明礼制艺术的兴起和完善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发展同步的观点。兽面纹的源流,它由良渚、红山文化发展到龙山、二里头、夏家店下层文化,以至二里冈中商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西周早期文化。兽面纹象征神圣王权。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事实上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同步的。从兽面纹的来历,还可察觉到,中原夏王朝的建立,本质上就是夷夏文化与民族交融结出的硕果。兽面纹来源于原始的动物图腾神,当图腾神向人格神转化,就意味着祖神崇拜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兽面纹镌刻在礼器上,也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和早期国家确立的标志。铸造青铜礼器,是使臣民百姓知礼仪法度。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也是通过强化宗教礼仪法度来逐步加以实现的。兽面纹的演变就与这一过程相始终。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兽面纹玉柄饰,镌刻兽面纹的商周青铜礼器及印信,就是君权神授的施礼行政的道具。
谢崇安
K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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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母题与神权政治——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谢崇安
第90~94页
人兽母题是先秦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引人注目的装饰纹样。本文通过揭示人兽母题的流变以阐明其相应的文化构造,指出它源自于原始宗教礼仪,后衍变成早期神权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报祭”,由此证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也是首领祭司通过强化完善宗教法度礼制的途径来确立和运转其国家机器的进程。人兽母题是指先秦艺术品中的似龙似虎的怪兽欲吞食人形的装饰样式和圆雕造型。人兽母题的艺术造型,最先肇始于山东龙山文化,其后由商文化继承发展,盛行于商末周初。人兽母题的造型是源自原始社会的向图腾神作象征奉献的仪礼。原始宗教信仰和早期神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时人认为人间的祸福灵异与因果报应,皆出自神灵的意志和作用,由此便产生出繁琐而隆重的贿神娱神的祭祀礼仪。时人认为向神灵的礼献愈慷概愈虔诚,就愈能获得福祉和消除灾祸,而主掌祭礼的首领祭司则藉此达到施政的目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人兽母题就是对原始宗教礼仪的“报祭”形式的忠实记录和再现。礼神的佳品包括人、畜牺牲和各种贵重物,其中又以人牲为最佳。神灵接受的礼献人牲,开始并非使用奴隶,氏族成员皆在神灵所食之列。被食之人未必就是奴隶(或战俘)。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有名的献祭,就是商王成汤象征性地以身祷于桑林的故事。贵族献身神灵或祖神,时人对之并无贬义,以奉献获福消灾才是报祭和殉死的本义。人兽母题作为一种血祭蛮俗的历史记录和艺术表现形式,经历了起源发展和衰变过程,这与它的艺术社会功能密切相关,也与神权政治的兴衰相联系。血祭与象征性的人神合一虽起源于更古老的原始宗教礼俗,但它到了文明社会初期和神权政治确立之后,就产生量变和质变。在原始氏族制逐渐衰落的同时,部族首领必须进一步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维持加强部族内部的秩序。夏商至周初,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神圣的礼器不仅是国家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它们也是神灵的化身,那些作为向青铜礼器上的神主奉献的人、畜牺牲,时人也认为多多益善。周人对自然神的崇拜观念比较淡薄,这自然会导致商末周初礼器上的各种拟人化或拟动物化的神灵艺术主题衰落无遗。
谢崇安
K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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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起源——兼论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
陈剩勇
第49~77页
本文认为礼或礼制是作为礼乐文明之邦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回顾了古今学者对礼之起源的研究。认为周礼主要源于夏商二代甚至更早的古礼。夏商之礼的主要内容是祭祀礼仪,是人类的思想、宗教和文化观念的产物,“而不是从生产活动或交换行为中发源而来的”。本文还探讨了中国古礼的特质、内涵及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认为礼不同于风俗习惯,它是中国古代文明所独有的一套制度与文化架构,是一种政治、教化、道德和刑法合一的文明体系。它具有定名分、序民人、别尊卑、明贵贱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政治功能。它包括礼制和礼典两大项。礼制多通过礼典来体现。礼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礼在三代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借助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使古礼得以部分重现。本文从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上的多层次、级差式特征,墓葬的级差式分化现象,祭坛在形制上的一致和规模上的差异,玉器在形制上的一致、用途上具有礼器的性质、随葬时因墓主人身份不同而组合不同等方面论证了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礼或礼制已经萌生,并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本文最后提出“把‘文明’界定为文字、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性建筑等一项或多项经济、文化因素之组合”,并以此评估中华文明是不科学的。而应以作为中华文明特质的礼的出现作为中华文明产生的标志。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中前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就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了。
陈剩勇
K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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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陈剩勇
科学出版社Y:1999年
第30~42页
本文简要述评了学界对良渚文化所处社会的性质的几种认识后,提出应将良渚文化的礼制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本文认为礼不同于风俗习惯,在三代“礼不下庶人”,它只存在于贵族阶层,为华夏各国所独有,是“夷夏之辨的标尺”。礼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礼包括礼制和礼典两大项。礼制靠礼典来体现。礼典又涵盖了所谓的“名物度数”(即礼器和礼物)和“揖让周旋”的礼仪两个方面。考古发现的礼器可使古代礼制得以部分的重现。本文认为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的多层化、级差式特征表明当时社会已确立了一个多等级的社会分层系统,这是礼制存在于良渚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墓葬所呈现出的级差特征是良渚文化已有礼制的又一表征。良渚文化祭坛在形制、结构及用途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制已趋于规范化;而诸祭坛在规模上的差别则反映了“同一礼典在不同等级的贵族阶层中实行”。良渚文化玉器在形制上的一致性,在墓葬中因墓主人身份而异的组合状况,反映了礼在此时已经“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成为兼具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仪系统”。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华文明形成问题。认为用诸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性建筑等所谓的文明要素来界定中国文明是不可取的,而当以“礼、礼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在良渚文化中前期,也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已经诞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
陈剩勇
K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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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战争述略
王育成
第1~6页
史前战争,即是指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的武装战争。作者结合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结果,对“战争是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有的、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的说法进行了辩驳。史前战争是氏族部落解决对外冲突的最基本的手段,战争的规模也很可观,大到可能以整个部落的消灭而告结束。战争动员的方式可能是战争舞蹈,这和当时牢固的氏族公有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作者结合中国的古史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史前战争的特点是战败者不是被杀、被驱逐就是结成联盟,不见掠人为奴和进行部落奴役的痕迹。史前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始公有制形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存在矛盾,表现为地区生活资料总量对人口总数的限制,而人口自然增长引起的迁徙则直接导致远古社会集团间的武装斗争,形成史前战争。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偶然事件造成迁移导致冲突,如灾荒、疾病等。
王育成
K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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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在从氏族到国家产生中的作用
宋瑞芝
第33~37页
本文认为,国家是阶级对抗的直接后果和具体体现,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导致阶级的出现以致国家的产生。在氏族社会瓦解和国家萌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这就是自军事民主制时期以来,作为氏族部落主要职能之一的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在人类社会从氏族公社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它是加速和推动作为阶级暴力统治工具的国家产生的重要因素。本文还认为,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并例举西欧、东欧及东方一些国家的产生过程,指出,军事民主制时期在部落外所进行的残酷战争——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阶级产生和阶级对抗,助导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推动着暴力机器的降生,扩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它在国家形成诸因素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还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起源的物质基础;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似乎凌驾于阶级冲突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虽然不是国家产生的内部因素,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设防的城市”、“高峻的墙壁”、“壕沟深陷”,恰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对外征服和对外防御的需要,这一切标志着氏族制度的灭亡,也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宋瑞芝
K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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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
房中立
6~14页
作者认为战争是从动物群体之间的争斗演变来的,就象人是从动物演变来的一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工具的创造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原始社会存在着战争。在中国古代典籍之外,考古出土的石器是原始社会存在战争的有力证据。它们不仅是工具的原始形态,也是武器的原始形态。各种冷兵器都能在其中找到其雏形。以此可以推断石器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工具和武器的双重性能。另外,当时的骨器和木器肯定也有起兵器作用的。考古上还发现了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如陷坑,沟壕,栅栏和城堡。这都是完全或部分为战争而设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战争的产物。还有,出土的原始人的骸骨上也常能见到原始战争的伤痕。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也展示了原始战争的状况,如摩尔根对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的考察证明在未产生私有制和阶级以前,就已经有了氏族和部落之间的战争。血亲复仇是触发原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联盟中最高军事统帅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原始战争延续的时间很长,它是整个战争史的绝大部分,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战争自身并没有多少进步。
房中立
K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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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冈村秀典著
张玉石译
第100~112页
本文就以战争作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之一对黄河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战争问题进行考古学方面的探讨。本文作者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武器的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石和骨制的镞以及玉石制的钺被认为是主要的武器。通过分析镞的形制及质地等情况的变化,提出公元前2500年前后可视为中原镞武器化的开始,而山东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受南方的影响镞的武器化已经开始。钺在殷周时代是作为王权象征的重要武器。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钺已经失去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而发展为武器或权威的象征。第二,防御设施的出现。仰韶文化前期半坡类型和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环壕可视为防御设施,但是很难认为是战争的直接证据。黄河中下游出现城墙环围的聚落是在龙山时代。同样在河南王城岗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安阳后冈遗址、郾城郝家台遗址、辉县孟庄遗址以及山东的章丘城子崖遗址、邹平丁公遗址、临淄田旺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均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城墙遗址。但是它们与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没有显著差别。最近在长江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城郭,年代上较黄河流域的还早。这样看来,前3000纪后半在黄河流域本土孕育出城墙的认识并不可靠,是由长江流域的影响所致。最后本文作者认为,在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镞由狩猎用具发展为武器,出现了用于聚落防卫的城墙。作为武器的镞从一般村落也大量出土,不只是以城墙环围的聚落,所有聚落都武装起来,集团间的战乱频繁发生。这种笼罩整个社会的紧张状态,开辟了通向国家的形成和进入文明社会的道路。
冈村秀典 著
张玉石 译
K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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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史前战争的有关问题
马雨林
第535~541页
  本文根据古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了有关史前战争的问题。认为黄帝时代的战争为后来国家的建立确定了一种后来统治者普遍接受的模式――通过战争获得权力,并进而获得其他需要的东西――因而黄帝等人得到后世的认可和尊敬。考古发现与战争有关的现象有很多。围沟、夯土城堡、石城等,可能并不是史前防御设施的全部,还应有些种类尚不为我们所知。弓箭、石斧、矛等也不可能是史前兵器的全部。从墓葬中可得出一个规律:当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与普通情况下有较大差别,且这些随葬品直接或间接与战争有关时,墓主人应该就是军事首领;随葬品的数量和级别则暗示了战争的频繁和严重程度及墓主人自身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的大小。
马雨林
K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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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考察
钱耀鹏
第21~29页
本文认为用于战争的史前武器基本分为两大类,即手持武器和远射武器。前者主要是石斧类包括石钺;后者主要是弓矢。其中远射或投掷武器占绝对优势时,可能体现着战争形式主要是远隔战。而手持或曰冲击武器比例的增加则可能反映着由远隔战向近战演变的历程。龙山时代战争的主要形式可能就是近接战。
钱耀鹏
K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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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牟永抗,吴汝祚
第3版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玉器的出土情况,说明在玉器发达的商代以前的史前社会就已出土许多玉器,结合古文献记载,提出我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玉器时代,这个玉器时代有五个特点:1、出现成组的玉礼器;2、玉、神、巫三位一体;3、文字的出现;4、冶铜业的产生;5、出现了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作者认为玉器时代的相对年代,介于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绝对年代的上限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下限与夏商周三代联成一体。作者又认为玉器时代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以玉圭的出现为界。玉圭出现的年代暂定在夏代或稍前,随着玉圭的出现,文明社会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以容器为主体的青铜礼器群,玉器功能已经由神圣化、神秘化的庙堂中逐渐摆脱出来,开始了以“君子比德于玉”为标志的人格化、道德化的世俗道路,因此,我国的青铜时代也可称为青铜——玉器时代。
牟永抗
吴汝祚
K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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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时代及社会性质的考古学观察
曲 石
第41~55页
本文详细分析了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三处玉器墓材料,概括出这些玉器墓的五个共同特点:1、随葬品中玉器占绝大多数;2、墓的规模大小不一,表明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一些墓有殉人,表明奴隶出现;3、出现玉礼器;4、出现宗教信仰;5、反映出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作者认为这五个共同点显现出来的社会内涵已超越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而是中国玉器时代的反映,进而归纳出玉器时代的四个特点:1、父系氏族——父权制——家庭奴隶共同存在;2、军权——政权——神权相对集中;3、出现共同使用的图象文字;4、人口相对集中定居,形成较大的村落或“城镇”。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玉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中心环节,正是红山、大汶口和良渚三支含有文明因素而又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才促成了中原地区的夏族首先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曲 石
K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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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说
吴汝祚,牟永抗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和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样,中国古代还存在过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存在的特点是: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玉、巫、神三位一体,出现了文字和城市,出现了以棺椁为葬具和有人祭或人殉的习俗,冶铜业的产生。玉器时代孕育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当它脱胎而出之后,又以全新的面貌,超越于民族社会之上,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和石器时代以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不同,玉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标志相类同,二者均是以礼器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这种礼器是包括巫术活动在内的重大祭祀活动的专用器,它在生产力水平的许可下,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最高级的器物。玉器时代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存在的时期是开端于中华文明的产生,上接原始氏族社会,下与夏商周三代连成一体,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称为玉器――青铜器时期,后期阶段青铜器成为礼器中的首位,所以这个时期称作青铜器――玉器时期。作者还就血缘组织关系不因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兴起为地缘关系所替代,商业、贸易和私有制不够发达,礼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地一种主要地统治形式,农业水利灌溉出现的时间较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接不上等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作了阐述。
吴汝祚
牟永抗
K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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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个新概念的分析
谢仲礼
第832~837页
东部沿海地区玉器发达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距今7000年或更早的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到距今6000~4000年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有发达的玉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代对玉器论述较早的是东汉时期的《越绝书》,现代对玉器论及较早的是郭宝钧,郭宝钧的观点是反对玉器作为一个时代。70年代末期以来,东部地区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址中连续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人们开始重视史前玉器的研究,有学者又想起了《越绝书》,赞同并阐发其中的古史分期理论,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孙守道从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发,认为《越绝书》中关于“玉兵时代”的说法是成立的。张光直在讨论了玉琮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意义之后,从宗教和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玉琮时代”的概念。邓淑苹在研究了良渚文化的玉器之后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中国曾经经历了“玉兵时代”。牟永抗和吴汝祚经过多年潜心的研究,多次强调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积极主张“玉器时代” 之说,并总结玉器时代五方面的特征。曲石在批判了汤姆森三期说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理论之后,提出了自己认为中国有玉器时代的理由。玉器时代有无牵涉到考古学的分期体系,作者分析了国际通用的史前考古学三期说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后认为:(1)“玉器时代”与三期说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2)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提出“玉器时代”的概念没有实际意义;(3)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以玉作为制造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的阶段,玉器也从来不曾是某个历史文化阶段的主要物质表证。因此,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加“玉器时代”是不合适的,即便仅就中国东部地区而言,也是不合适的。
谢仲礼
K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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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管窥
林华东
第44~47页
本文是对学术界出现的以“玉器时代”对中国古史进行分期问题作一探讨。文章引用了一些主张“玉器时代”和持传统古史分期否定“玉器时代”的论者及其看法。通过双方对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是否存在“玉器时代”针锋相对的争鸣,本文作者认为,主张中国有个“玉器时代”之说者,依据的古文献大都是《越绝书·记宝剑》所载风胡子的一段话,其将中国先秦以前划分为四大发展阶段的主要证据,正是不同质态的工具和武器,与举世公认的汤姆森把人类发展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依据的实用性工具和武器暗合。可主张玉器时代说者却力图把此移至成批的玉器礼器及象征性武器之上,这不仅有违风胡子原意,更与汤姆森的三期说相悖。所说“玉器文化圈”不具普遍意义,足证“玉器时代”无法涵盖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持“玉器时代”说者所概括的,如出现成组的玉礼器;玉、神、巫三位一体;文字的出现;冶铜业的产生;出现了以棺椁为特征的双重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等五大特点的主体,并没有超越石器时代末期已包涵的社会形态,同时也不是“玉器时代”所独有。因此,本文作者认为,“玉器时代”与汤姆森的三期说是不同的概念,提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之说法是不合适的,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林华东
K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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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时代说
吴汝祚,牟永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年9月Z:作者认为玉器并不是以玉制成的器物的通称,它应该具备三个要素,即社会属性的美和德、矿物学上的涵意、制作上的工艺技术,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而玉器的出现,并非就意味着进入了玉器时代,玉器时代有其自身特点。首先,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礼仪制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了尊卑、贵贱、亲疏、上下、长幼等区分,是有了等级的社会。第二,玉、巫、神三位一体。玉器时代中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巫师通过它事神以致福,巫利用玉器表示神的存在,巫就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神的化身。玉器既为神物,制作玉器的玉材当然也是神物,只有巫师和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才能占有,因此巫师又是当时社会上的领袖、统治者。第三,出现了文字。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了专门掌握文字的少数脑力劳动者,产生了脑体不同劳动的区分,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现象。第四,城市的出现。它表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有了城乡的差别和对立,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标志之一。第五,出现了以棺椁为葬具和人祭(或人殉)的习俗。棺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人殉则为探讨奴隶制的发轫提供了重要例证。第六,冶铜业的产生。以上玉器时代的主要内涵中,据首要地位的是成组玉礼器的出现。作者还探讨了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年代。目前,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薛家岗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峡文化、卑南文化和圆山文化,范围大致北起红山文化、南及石峡文化,形成了一个大体处在东经约110~123、北纬约24~42度之间的月牙形。其年代上接原始氏族社会,下与夏商周三代连为一体,大致可分为“玉器—青铜器时代”和“青铜器—玉器时代”两个前后相接的时期。这两期之间的分界,就是玉圭和青铜容礼器的出现。最后,作者提出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一,礼制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和统治的形式;二,血缘关系不因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兴起而为地缘关系所替代;三,商业、贸易和私有制不够发达;四,农田水利灌溉出现的时间相当晚,与文明的产生接不上轨。
第166~175页
吴汝祚
牟永抗
K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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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
尤仁德
第78~91页
本文将玉器作为物质文明因素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起源,玉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正因为玉器文明因素所引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文明起源是东方文明起源的特殊类型。接着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文明因素的检讨。西方学术界的构成文明的文字、城市、青铜冶炼和宗教礼仪、建筑等要素,已经不能作为世界范围文明起源的统一标准。文明的世界性内涵,不应拘泥于统一的几项标准之中。文明因素及其形成的多样性和特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国文明起源除了要考虑进一般标准外,还必需考虑考古学的玉器文明因素。但是,国内外学术界似对此尚未提到应有的研究程度。第二、玉器:中国文明的特有要素。玉器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初创后,经过约三千年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则进展为高峰及成熟阶段,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的巨大成就即为代表。因为玉器文明因素是培育以礼及王权相结合的中国文明特质的温床,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玉文化现象,是构成文明起源的特有内涵。第三、礼仪玉的文明意涵。作者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出土玉器的造型、纹饰、功用等方面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礼仪玉的文明意涵。1、生产力的代表;2、以玉和玉器这种极宝贵的财富为代表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是文明因素的核心;3、礼和礼制的形成;4、斧钺文明发达;5、由红山文化经大汶口文化至良渚文化再到龙山文化的玉器文明因素延绵不断的特点,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类型特征奠定了基础。第四、玉器文明因素的时空界说。玉器文明因素,是在五千年至四千年前形成确立的。玉器文明因素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至龙山文化过程中形成。这几个文明起源点,证明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多元性。第五、结论。玉器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形态。中国文明起源中,玉器是最重要的文明因素,并具有特殊的学术理论价值。玉器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玉器所反映的礼、礼制和王权之结合,正是文明制度的核心,也是文明起源的“中国特色”。
尤仁德
K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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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4月Z:本文从青铜时代和所说的“玉器时代”来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者首先简单介绍了“玉器时代”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并认为明确提出玉器时代且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是牟永抗、吴汝祚和曲石。“玉器时代”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争论。倡导者和反对者均有理有据,各持己见,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关于“玉器时代”的论争,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概念之争,其实却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历程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并不简单反对“玉器时代”这一概念,但是由于概念的论辩双方都是从人类历史发展和分期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本文从“三期说”特别是其中的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广泛流行出发进行了探讨。对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作出新的概括、并将之与西方流行的青铜时代的概念进行对比的学者首推张光直。张光直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典型意义上的青铜时代。但他没有简单否定这个被中国学术界肯定了的“中国青铜时代”,相反,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与国家、城市规则和文明等级概念相吻合,特别是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因此青铜时代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标准的资格。“玉器时代”的概念主要是距今5000年左右以来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等出土玉器的诸考古学文化归纳出来的。张光直、严文明用的“龙山时代”来表示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且这一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远远超出了所说的“玉器时代”文化圈。龙山时代城和大型聚落中心已经出现;从墓葬中反映出等级分化和礼制;青铜器和文字等方面都有所发展。由以上的论述,本文作者最后用张光直的看法表达了他的想法:“国家与酋邦之间的界线不可能也不需要在任何一个确实的顺序之上划出来”,“国家是从不单独产生的;它们是成对出现的,或是在一个多成员的网架上出现的”。并认为,夏商周三代相对统一的局面便是在此前的龙山时代城池林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地看,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至于用什么名词概括它,则不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第29~42页
陈星灿
K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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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牟永抗,吴汝祚
文物出版社Y:1997年4月
第164~187页
本文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述了玉器时代及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本文从玉器时代的提出理由、它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因素及包含的时间长短等方面共分七部分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中国最早提出玉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是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其中记载有“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舜之时,以铜为兵......”,说明在石兵与铜兵之间存在着一个以“玉兵”为特征的玉器时代。玉器时代的主要内涵有出现成组的玉礼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文字、开始出现冶铜业、出现棺椁制度以及出现以玉事神的巫等。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区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遗址、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等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分布区域,这里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玉器时代的相对年代界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其绝对年代距今5000-4000年。青铜时代的文化因素与玉器时代的文化因素在性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商周青铜器的主体在用途上与前期的玉器一样属于礼器,而且青铜礼器上纹饰的构图技巧、表现手法以及纹饰的母题都来自玉器。近十几年来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在旧大陆东缘的东亚地区,在青铜文化还没有发达起来的时候,已经在几个地点大体同时形成了以玉礼器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早期国家。以后出现的青铜礼器,使这个文明社会变得更为强大,即使在这个时候,玉礼器也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观念贯穿着中华古文明的全过程,也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它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最后本文作者提出: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中华大地的东部,被神化了的玉,一开始就将人世间的统治力笼罩在神秘的袍套里,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时代就在民族的心理上、意识上印下了胎记。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也植根于此。
牟永抗
吴汝祚
K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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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特殊作用
骆晓红
第128~129页
本文论述了良渚文化玉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特殊作用。玉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玉琮是良渚文化重器,以其造型奇特精巧、构图严谨对称、寓意深奥神秘而著称于世。1986年在浙江余杭市反山良渚文化12号墓出土的一件举世闻名的“玉琮王”,玉琮上的“人兽复合像”可以理解为当时人们共同崇拜的偶像或神,具有超凡本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玉琮上的鸟纹看,“玉琮王”之寓意极有可能象征天地的综合体,其间活动着的鸟和可来往天地间的神,是良渚文化先民天地观生存观的具体反映。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和神兽复合构成一个整体的图样,成为良渚文化玉器最常见的纹样,类似于部族的族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而古代神巫以沟通天地或贯通方圆为主要职务则可以从玉琮内圆外方的形制上明显地体现出来。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时期,其间出现了不成熟的雏形国家,相当于“酋邦”或“古国”时期。在此之后,中国境内出现的青铜礼器,其礼会功能,纹样母题或装饰手法无不受到玉礼器的影响。在石、铜、铁三代中,中间插入一个玉器时代,而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着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中国玉器,灿烂夺目,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良渚玉琮在中国古代文明史和社会进化史上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骆晓红
K8355
chi
CN
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兼论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
孙长庆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Z:本文通过对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发现,论述了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作者认为对于古代玉器文化,必须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物质文明三方面来进行考察,以观其文明要素。当时社会已分出等级,存在握有特殊权力和特殊身份的人,并以礼制予以维护,即是说比习惯法进了一大步。法律从习惯法发展到成文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了一种过渡的形态,就是以玉器体现的礼制,再进一步便是成文法。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已经摆脱原始宗教的涵义,而是“把人世间的权力笼套在神秘的套袍里”。用神和灵物观念来维系具有特殊权力和特殊身份的人的利益,原始宗教已发生质的变化。大量造型丰富、形制规范、个体较大、制作精美的玉器的出现,不仅突出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突出表现了社会分工和高超的琢磨技术,代表了时代的物质文化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繁荣阶段,是可以进入文明时代的。研磨技术的发明和发达作为一场技术革命的特定社会历史作用,就是准备了文明时代的到来。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遗物来看,宏大的宗教、文化中心,发达的农业和灌溉都是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其建造必须调动当时全社会的劳动力,其成就正是造成文明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黑龙江古玉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嫩江、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均有古玉文化遗存或遗物点分布,应为北夷和东夷先世之文化遗存。
第56~78页
孙长庆等
K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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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器时代”的再讨论
张明华
第3版
本文对于某些学者提出的古史分期的“三期说”中加入玉器时代,而形成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新四期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本文认为 “玉器时代”一词在四五十年代萌发,并于1986年由张光直明确提出。其次认为“玉器时代”一说与“三期说”中都是以生产工具为时代标志物的情况产生了根本矛盾,“玉器时代”特点作为文明起源阶段的诸要素并未超出“三期说”石器时代后期阶段应包括的社会形态,它无法改变约定成俗的古代史分期的标志物的性质。玉材加工复杂,破损率极高的特点,加之玉器多发现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少数人的大墓中,因此玉器不能符合“三期说”的标志物。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玉器时代必须明确使用前提:一是不能与“三期说”并列,可以从特殊角度、区域、时段、形态及内涵上使用;二是以中国特有的“美石—玉”的理念认识“玉器时代”。“玉器时代”可以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颇具民族气息的代称。最后本文认为为避免考古理论的混乱,还是沿用“三期说”为好。
张明华
K8357
chi
CN
谁首先提出“玉器时代”?
闻 广
第3版
本文是对《关于“玉器时代”的再讨论》一文内基本事实的补充澄清。认为“玉器时代”一词是在1922年章鸿钊的《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40-43页,英文)中的专节“The Jade Age(玉器时代)”首先提出。章鸿钊名著《石雅》一直为考古学界视为经典,其中首先提出夏商周三代是青铜时代的观点。章鸿钊将玉器时代的时限限为三代,即相当于青铜时代。本文作者亦曾撰文为其订正时限。
闻 广
K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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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关于,试论玉器时代》一文的若干说明——答谢仲礼、张明华诸同志
牟永抗,吴汝祚
第3版
本文是对《试论玉器时代》一文引发的争论的回答。首先概述了《试论玉器时代》一文发表前后的情况,继而提出关于玉器时代提法不同意见的根源是玉器不是生产工具的问题,并说明汤姆逊当初提出三期说是以武器、工具的质料作为欧洲史前的分期而提出来的,并未将石、铜、铁作为社会性质的指示物。生产工具与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这两项因素,在构成社会生产力时并没有恒定的主次关系。在玉器制作中,人类对硬质材料加工和利用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次突破,从知识技术层次分析,将玉器、铜器和铁器分别当作人类掌握石器制造技术之后在知识技术领域各阶段进展的物化标志,不论它是否以生产工具的形态出现,都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组成因素。玉器与铜器不是生产工具,而是政治权利的象征—礼器,不能因为玉器和铜器不是生产工具就低估玉器加工的知识技术这一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被称作美石的玉和称作美金的铜都是人类知识技术进步的物化标志。中国学者对青铜生产工具的片面强调,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造成的,是把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甚至社会经济形态简单联系对应起来的做法。
牟永抗
吴汝祚
K8359
chi
CN
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
安志敏
第31~33页
作者就“玉器时代”一词的起源和实质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玉器时代”的说法,导源于后汉袁康所著《越绝书》中有关石、玉、铜、铁诸兵发展顺序的记载,现代学者多有引用,90年代以来,有关“玉器时代”的讨论更加受到关注,同时也使“玉器时代”的缘起与内涵显得更加模糊。严格地讲,“玉器时代”属于古代传说的范畴,代表古人的历史观,而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1836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它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从考古学实践中得出的科学论证,不能将“玉器时代”说与科学实践的考古学分期同等看待。
安志敏
K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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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玉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张得水
第93~99页
本文全面介绍了史前玉礼器的出土概况,然后阐述了玉礼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线索,并对玉礼器与巫教,玉礼器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作者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史前玉器来看,距今7000年前,装饰和实用是人们对玉的第一需要。只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被赋予某种神秘力量,在宗教礼仪中具有重要用途,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或者作为随葬品埋于墓中。玉礼器的出现与巫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玉礼器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张得水
K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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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明起源问题初探
马世之
第103~106页
作者根据黄河流域文化区的划分,从原始农业状况、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金属器的出现等方面,论述了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文中首先把黄河流域分成了三大历史文化区,即洮湟区、中原区和海岱区。洮湟区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洮河和湟水流域是中心地带。中原区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陕西关中、晋南、冀北及河南大部分地区。海岱区主要指山东大部分地区和苏北一带。在这三个文化区内,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并具有各自的特性,从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谱系,是探讨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主要线索。文中认为,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离不开农业经济的发展,它深深地植根于农业文化土壤之中。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黄河流域具有优良的环境因素,气候、土壤适合于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建筑取材方便,成为城市出现的客观基础。从仰韶文化时就已开始定居农业生产,原始村落具有一定的规模,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出现了许多城堡,如山东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全在黄河流域。这些城堡的出现,应是文明曙光来临的标志。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均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陶刻符号,尤其是裴李岗文化在龟甲、骨器上发现的锲刻符号,又比仰韶文化的陶刻符号早出2000年,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认为,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地区就进入了文字创制时期。金属器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黄河流域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F2的居住面上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金属实物,其年代按达曼校正为公元前4675 ±135年。之后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有金属实物的出现,并且后期更为普遍。作者最后认为,黄河流域至迟到龙山文化后期,可能进入文明时代,而在三大文化区内,中原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马世之
K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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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唐嘉弘
第13~18页
本文首先阐述了有关文化与文明的七个基本观点,然后运用这些观点来开展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作者认为黄河文明的源头就是夏商周文明,黄河文明的主人——华夏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与其基本成份商、夏、姬、姜以及“诸夏”渗透混融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进行渗透融合,吸收并扬弃异族文化。在夏商周文明之前,新石器时期的黄河流域尚未出现国家政府,有不少同步发展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而文明中心并非多元而是一元。最后,作者概述了从秦汉时期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史,认为应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黄河文明的精华,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唐嘉弘
K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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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的曙光
许顺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10月
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文明的概念、要素和标志等诸方面的问题,着重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及其主要成就入手,分析了黄河文明起源的时间、特点等相关问题。作者认为谈及文明必定就涉及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总和。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但文明并不包括文化的全部,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总之,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物质的、精神的、科学技术的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它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脚步声,它是新时代的象征,它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同时,文明并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作者汇集了恩格斯、摩尔根、柴尔德、克拉克洪、张光直、田昌五、夏鼐、安志敏、童恩正等人关于文明要素的论述,提出要正确理解上述各人提出的诸多文明要素,就必须解决诸如“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起源的共性和个性要正确对待”等理论问题。作者还提出了衡量文明源头标准的五个方面:一,农业生产社会化;二,手工业专门化;三,脑力劳动阶层化;四,部落酋邦化;五,礼制规范化,认为文明起源应该是多元的。从该书的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作者介绍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概况,详细论述了农业、制陶、制玉石、金属铸造、木漆器制造、编织纺织以及建筑技术等科学技术成就;文字发明、度量衡起源、天象历法与八卦出现、生物学医药学的萌芽、乐舞、人体自身美化、绘画与雕塑艺术等科学文化成就;原始宗教、葬俗、祭祀礼仪、等级制、礼制的规范化与历史作用等礼制方面的体现和社会阶段发展;认为黄河文明的源头在黄帝时代(也即仰韶文化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书的其余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黄河上游、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概况,论述了这两个地区文明源头的起源。并论及太湖、燕山两个黄河文明伙伴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概况。
许顺湛
K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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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中国文明
杨育彬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46~53页
本文分析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龙山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可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其中城的产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多处龙山文化城址和一大批龙山文化其他遗址的发现,表明这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较大发展为前提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各种手工业之间也有了一定的分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社会变革。此时在制陶、制玉和建筑技术的改进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冶铸铜器的发明。在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铜器遗物或与冶铜有关的遗存,证明龙山文化晚期即夏代初期已铸造和使用青铜器。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应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众多的考古发现推断,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已经有了文字。正是在这个时期,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出现了城和使用青铜器,中国古代社会已踏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中原为核心,在其周围和边远地区,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孕育着诸多文明因素,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内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揭开了文明时代的序幕。中原地区处于祖国腹地,历来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高,还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对周边地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因而有条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在这里产生光辉灿烂的夏、商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杨育彬
K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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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巩启明,姜 捷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65~76页
本文对大量的考古材料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通过实物资料的排比,探讨农业、手工业和金属冶炼业所积淀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信息,房屋建筑与聚落、城堡反映的社会状况,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以及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和其他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对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海岱地区所谓典型龙山文化两大相互依存和同步竞争的文化网络,其分布范围正处在尔后中国最早文明所出现和活动的地理舞台上。两大文化网络在各自内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等各个层次上都趋于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因素;同时,文化网络之间和层次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作用,促进了社会进程中的一些重要条件和因素的发生、裂变和聚合,奠定了这一区域中个别复杂社会首先向文明社会或国家转化的基础。从另一个方面看,虽然构成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几乎所有因素以零星、分散或初期的形式在龙山文化时期都已经出现,但相对于文明时代而言,萌芽状态的文字、青铜器生产有待于出现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推动;狭小的防御堡垒有待于新的社会权力实体的出现而扩大和更新内涵;与阶级分化、世袭继承相联系的礼制有待于突破部落家族的限制而发展。总体来看,龙山文化这样一个充满过渡性质的社会,正在走向原始社会的尽头,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
巩启明
姜 捷
K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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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齐鲁书社Y:1993年
第99~103页
本文对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龙山文化陶器以轮制的蛋壳黑陶最为精美,达到了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高峰。这是由于它们不是用氧化焰,而是还原焰烧制的。还原焰的出现与熟练掌握,为金属冶炼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并且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真正有意识铸造的青铜器,说明这时已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城市的普遍出现,如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城址。而城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之一。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刻划符号,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在登封王城岗城址发现了刻划于陶器上的真正的文字。表明龙山文化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古代的济水流域。此时,这个地区的文化交流及联系已远较过去密切,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为一个大的物质文化共同体。在中国古代,正是经过自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千年的交流和融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形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域,这就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大融合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从总体来看,大致为距今5500至4000年前,这处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前夜及最初时期,即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发展的大转折时期。最后,作者指出: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不仅生产力与物质文化面貌大为改观,而且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即社会组织与精神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
李先登
K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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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
张忠培,朱延平
第1~28页、第2期,第1~18页
本文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黄河流域的史前时代,曾经经过相当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至迟在进入公元前六千纪后,母系氏族内部逐步产生家族,这种家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主持家族事务的母系大家长是整个家族的至尊;公元前五千纪时,母女相传的私有继承制已经出现。这些均标志着六七千年前的母系社会处于母权制阶段。但本阶段男子已在社会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时正值向父系社会转变的前夜。约当公元前四千纪初,男性凭着自身的能力,控制了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紧接着为满足财产继承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建立起以男性为本位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个体家庭的作用是被制约在家族之中的;当时妇女的地位并不比男子低多少,两性关系基本平等;社会上贫富差别虽已出现,但并不十分严重。这些特征为史前史的进程刻划出一个父系社会的确立期阶段,这个阶段在黄河流域多数地区持续发展了近千年,有些地方可能延续得更晚。公元前三千纪初左右,确立期的父系社会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过渡到父权制时代。它的重要特征有两方面,一是开始显示夫权和对妇女的奴役;二是贫富分化显著,社会成员分成等级的趋势已可窥其端倪。数百年之后,黄河流域的父权社会又有了新的发展。男性对女性的压抑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父系大家长全面统治家族。这些事实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后叶的黄河流域正行进在典型的父权制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新出现了凌驾于一般成员之上的权贵阶层;类似城邦的最初的国家已相继产生,黄河流域终于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家族对于黄河流域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它在史前时期就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给予这之后文明时代的历史则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特色。
张忠培
朱延平
,
K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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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龙山文化与商周社会文明的关系
郑洪春
第13~16页
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是史学界学者关注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多处城址,山东邹平丁公、陕西长安花园村花楼子遗址中出土的陶文以及河南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文化城址内出土的小件铜器等的分析,认为商周文明与龙山文化晚期文明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龙山时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跨进了文明的初级阶段,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打下了初步基础。夏商周三代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城市,私有制确立,金属器大量制造,文字最终形成,礼制确立,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因而,龙山时代晚期应为文明的初始阶段,夏商周三代则为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阶段。
郑洪春
K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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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思考
赵 清
第62~69页
本文对与文明起源问题有直接关系的龙山文化的区系类型、分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各类型的族属、文明“要素”的分布情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将广阔地域内的龙山文化归纳出具体的文化内涵,划分出区系类型。认为每个文化类型,需要典型遗址典型地层,并根据地层关系划分出有代表性的文化发展期。龙山文化的分期应在其后加上“某某类型”才明确。作者还排列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认为对于龙山文化,分类型分期进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研究是必要的。并主要通过陶寺墓地和山东临朐朱封墓葬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状况。作者还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对龙山文化各类型的族属问题进行的分析研究,指出山东龙山文化的两个类型及王油坊类型为东夷文化,王湾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与文献中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相一致,可以肯定是夏部族活动的遗留,后岗类型可能是商族祖先的文化,陶寺类型是夏族文化的一支;下王岗类型(即湖北龙山文化)包括了“三苗”文化和先楚文化,客省庄类型还不能与先周文化挂起钩来,它在时间上属于龙山时代,但不能归入龙山文化。因为用它来研究国家起源,中间还缺一个环节。作者还按文化类型列出“龙山文化文明‘要素’发现情况统计表,指出这些文明“要素”在各文化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发展程度紧密相连。夏族首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央政权”,有些民族(如东夷族)也先后建立了“地方政权”,我国的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由于客观原因各民族、部落内部社会发展不太平衡,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不会同时跨入阶级社会。对于龙山文化,还必须有目的的去进行考古发掘和反复的考古学思考与研究。
赵 清
K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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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江与中华文明起源
张正明
第12~13、25页
本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首先,文章澄清了民族和文化两个概念,认为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古称华夏,今称汉族;文化比文明早出现。然后阐述早期文明的要素。接着文章提出,传统上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理由不外乎下列四点:1、夏、商、周三朝无不建都于黄河流域;2、最早的文字出现在黄河流域;3、最早的铜器出现在黄河流域;4、最早的城市出现在黄河流域。但是,先得文明风气并不等于独具文明摇篮。为了避免作出偏颇的判断,必须对黄河、长江两个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做一番比较研究。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各具特色。这样,有必要重新审视“摇篮为黄河说”的四点理由,王朝不是早期文明必备的要素;作为文字萌芽的刻划符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铜器离不开铜源,而铜、锡、铅等有色金属的成矿带大半在长江流域;早期的城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都有发现。因此,全面的结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张正明
K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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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曹桂岑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61~168页
作者从考古发现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和传说,认为龙山文化即五帝文化,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已进入文明时期。截至目前,在河南、山东共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17座,作者对它们分别作了介绍,认为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古老氏族社会的结束,新的文明社会的来临。作者认为,既然《史记·殷本纪》是信史,那么《夏本纪》乃至《五帝本纪》也是可信的。黄帝确有其人其事,他所处的时间在距今4580~4480年左右,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堡的年代相符。高耸的城墙、巍峨的宫殿说明奴隶主政权已然建立,国家机器已经出现,黄帝应是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帝。作者还列举了龙山时期的青铜器资料、文字资料和墓葬资料来论证龙山时代已非原始社会 而应是阶级对立的奴隶制社会。作者肯定了城址、青铜、文字是文明的三个重要标志,龙山时代具备了这三条,文献中五帝部分亦有记载,这绝非偶然,我国文明史应从五帝时代开始。龙山文化即五帝文化。
曹桂岑
K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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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
严文明
第49~54页
本文运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本文认为虽然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都有一些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是黄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发生和早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仍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本文从旱地粟作农业的基础作用开始对黄河流域的文明展开论述。公元前六千年的农业革命为该地区走向文明社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大约从公元前五千年开始,黄河中游出现了仰韶文化,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黄河下游发生了大汶口文化。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后期开始,出现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大约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这时手工业生产有了更大的进步,并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的生产不但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促进了产品的交换。而不等价的交换自然又会扩大贫富分化的程度。为争夺财富或保卫财富,社群或族群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主要的证据有三:一是武器的改进,二是城堡的出现,三是战死者的乱葬坑到处可见。在黄河中游,龙山时代之后有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等;在下游则有岳石文化。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而岳石文化是夏代的夷人文化。其中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本文作者随后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大发展的时期。到战国时代,是帝国阶段。直到清末,两千年中发生了许多次朝代更迭,国家制度也小有变化,基本上还属于同一大的阶段,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主要阶段。最后本文作者认为黄河流域文明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早在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也已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还要超过黄河流域。但是,到了夏商周三代,黄河中游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同时也吸收了周围许多的文明因素。中原文明的许多文明因素同时也影响周围地区,从而形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黄河流域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严文明
K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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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三大文化区
马世之
第9~18页
本文对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三大文化区,即黄河上游的河湟区,中游的中原区和下游的海岱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作全面阐述。河湟区内以青海拉乙亥遗址为代表的拉乙亥文化的来龙去脉不甚清晰,只是由于仰韶文化的向西传播,才逐渐形成该地区的文化序列,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原地区为前仰韶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区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相比之下,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时间较早,河湟区在时间起点上稍晚。马家窑——齐家文化,仰韶——中原龙山文化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之时,三地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达到鼎盛时期。当时不仅三大区域之间的文化接触频繁,就连黄河、长江两大文化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流的迹象。中原文化区的人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黄河、长江各个文化区中最早脱颖而出,迎来文明的曙光。
马世之
K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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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文化与黄河文明的诞生
李素婷,翁晓云
黄河水利出版社Y:1998年
第224~232页
本文首先论述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认为这是黄河文明因素的起源;进而论述二里头文化,认为这是黄河文明的诞生。文明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精华部分,它是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物质的、精神的、科技的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应从研究古代文化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为黄河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然而,研究文明因素产生的源头,应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在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内,文明因素逐渐萌芽,城址、原始陶文、青铜器、水井、古代礼制等作为文明阶段标志的各个因素不断出现并有所发展。至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加而产生的阶级及其矛盾开始激化,而且,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展自我,各部族之间的战争也很激烈。一个个地方政权出现,城堡即一个地区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而这种阶段对立和各部族之间的战争,又加速了社会的进程,最终导致氏族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跨进文明时代。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从文化面貌看应是中国境内物质文化最发达、精神文化先进的地区。中国文明的诞生是以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诞生为基础的,而黄河文明的诞生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王朝时期夏人的文化遗存即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生产发达,生产工具多样化,家畜饲养业普遍,渔猎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且分工较精细。商业活动较多,占卜、奠基、祭祀活动盛行,等级制度分明,阶级矛盾突出,表明当时已进入奴隶主专政的阶级社会。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的宫殿建筑及大型玉钺等权杖的出现,即奴隶主专制主义王权的象征,中国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国文明随着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了。
李素婷
翁晓云
K8375
chi
CN
试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和人祭
王磊
第22~27页
本文认为“人牲的出现是原始初民自然崇拜和部落间掠夺战争的产物”。殉人的出现则反映了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父权制的尊严。龙山文化时代的人祭遗存可分为用做奠基的人牲和用做祭祀的人牲两类。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的十三个埋人夯土坑的性质还值得探讨。对中原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等文化中的非正常埋葬的死者的身份的判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文化序列上看其连续性”;“从故事传说或历史文献上找其渊源或以民族学的资料作其旁证”;从排列状况找其规律;寻找同遗址内相关的祭祀遗存;看其与大型建筑或大型墓地的关系;参诸同一文化中相似遗迹等。本文还举例说明了龙山文化时代人殉遗存的发现情况。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代较多的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的发现,反映了父权的确立;同一墓区内诸墓在形制、规模、随葬品多寡上的差异反映了贫富之分化和财富之相对集中。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M18等墓葬中殉人的不同地位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加剧。总之,本文认为龙山文化时代氏族制度日渐衰败,“文明社会渐渐逼近”,“这一时期的人殉和人祭现象尚处于初创阶段”。
王磊
K8376
chi
CN
中国北方地区论述时代剧烈变迁
(美)安·P·安德黑尔著
方辉校
陈淑卿译
80~97页
本文分析总结了龙山时代,即一个以复杂社会的发展为特征的时代,黄河流域城址的变化,提出相对较大的夯筑城是等级聚落中心的观点。认为把那些聚落视为“城镇”要比“城市”更为恰当些。可用“酋邦”一词来概括龙山时代社会组织的特征。
(美)安·P·安德黑尔 著
陈淑卿 译
方辉校
K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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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明
马世之
第93~98页
本文从中原远古文化、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摇篮和原始手工业中心、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的发祥地等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明问题。文章说,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经过中石器时代以沙苑和灵井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发展到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聚落遗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业经济日益巩固,聚落扩大,分布广泛,形成中原文化的主体”。同周围地区相比,中原远古文化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中原地区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摇篮。当它进入了“河谷文化”时期后,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并最终进入了文明时代。作者指出,我国的夏商王朝所创造的夏商文明,最早都发生在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已经出现,夏部族已步入了文明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安阳小屯的遗址则反映出商代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文章最后总结说,在中原远古文化的基础上,我国大步跨入文明时代,并对亚洲和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世之
K8378
chi
CN
二里头遗址与中国古代史
郑光
第79~87页
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概况、分期与内涵、性质和年代和分布范围,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二里头遗址在II、III期作为早商王都西亳。与之相接的二里冈下层的郑州商城作为中商王都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文明时代至迟应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开始,二里头遗址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里程碑。考古发现说明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中原地区地处中心,发展农业的条件好,便于与四周进行文化交流,其种种的物资、财富、工艺和技术当是来自全国或另一些次一级中心。它的文化又在与四邻和自然斗争中受到刺激和锻炼。在一些英雄人物和较为进步的社会管理机构的领导下,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考古发现说明,中原古代文化从石器时代起就是一脉相承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发生性质和方向的改变或中断、不整合的现象。这正表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稳定性。这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任何一种文明显著不同的地方。
郑光
K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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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中国古代文明与龙山文化
王克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Y:1987年7月
第124~153页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大约是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而其以后的二里头夏文化,即为前者的发展或延续。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应是素有“夏墟”之称的山西晋南。作者还进一步认为“融降于崇山”的崇山,应当是晋南襄汾东南的塔儿山。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是城,龙山时代的城虽小,确是反映了当时城乡对立,“城”、“野”分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透露了社会分工的信息,为原始商业的出现创造了前提。第二是水井,中国黄河流域是古代东方或世界一些古老民族中,发明水井最早的民族和地区。水井的发明,解除了人类对江、河、湖、泊为日用水源的依赖,从而可以离开狭窄的河谷地带,向平原纵深处转移开拓发展农业生产。其次为古代社会组织农村公社、城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催化着当时社会生产的分工,手工业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从而加速了交换贸易商业的发生,以及文化的发展。水井的发明,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大禹治水传说的真正历史背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可能和龙山时代发明的水井有一定关系。第三是铜器。中国最早铸造铜器或擅长铸造铜器的部族,是夏部族联盟中的昆吾族,其地望在今晋南之夏县、平陆一带,可能是“东下冯类型”。中国的铜器铸造也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工具的“利器”开始制造。第四是瓷器,瓷器首先是在山西西南夏县的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昆吾冶炼铜器的技术可能来自制造瓷器的经验。第四是原产于南方的漆器,传入黄河流域后,为这里的龙山文化的人类所承袭,并发扬光大,并被作为礼器。第五是文字,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当是中国文字原始的萌芽记事阶段。龙山的陶文,则是我国文字发展阶段上最初的图像文字,它已反映出表达语言一致的表象了。第六是墓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墓葬和埋葬遗迹的考察,不但看到了我国氏族社会的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一般图景,而且还说明了龙山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同时也较为生动地反映了华夏文明的特色。
王克林
K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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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
方酉生
第8~12页
文中首先认为我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的,应是多元的。与文明起源有关的地区,以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东北的辽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等为主要地区,而以中原视为我国最早进入文明时期的地区。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依据登封王城岗遗址晚期出土的陶器底部上的文字,王城岗遗址、平粮台遗址发现的城址,郑州牛砦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临汝煤山遗址等出现的金属器,煤山遗址、邯郸涧沟遗址、汤阴白营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等发现的水井,永城王油坊、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汤阴白营、安阳后冈、八里庄等遗址出现的打夯技术以及墓葬和奠基,占卜、水渠、轮制陶器技术的发明等现象,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说这些现象与文明起源有着密切联系。作者通过以上资料证明,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始于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夏王朝早期。
方酉生
K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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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考古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高 炜
文物出版社Y:1989年6月
第56~68页
作者通过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探讨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文明的萌芽和形成过程。通过对陶器的比较研究,认为陶寺遗址所代表的这类古代遗存与中原地区(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诸类型之间基本相同,同时陶寺遗址又存在着明显的自身特点,似应是中原(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中不同的地方类型,可能来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几个不同类型,也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属于不同的族别,同时也不排除中原龙山文化群中的几个相对对立的考古学文化。作者认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西王村类型经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支土著文化。作者还从农业生产工具、饲养业、手工业、冶铸术以及墓葬中的资料认为,陶寺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遗址,陶寺类型的集中分布区正处在传说中夏人主要活动地域之内,陶寺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并认为陶寺遗存极可能就是夏代开国前后夏人的遗迹。陶寺类型的发现和陶寺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探索晋西南“夏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高 炜
K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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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
张岱海
文物出版社Y:1989年8月
第245~251页
作者根据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对陶寺文明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陶寺遗存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作了论述和研究。作者认为,陶寺遗存的文化性质,应归入黄河流域龙山文化范畴之中,它同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后冈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此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因为它是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同时存在、并行发展的一类遗存,同时也与长江中下游同期文化具有类同的文化因素。作者认为,陶寺文化是龙山群体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陶寺文化为龙山时代的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到来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作者从农业、饲养业、手工业等方面认为,陶寺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已到达了史前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到达了文明的临界线上,与其它龙山文化处在大体相同的水平。而从墓葬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随葬品的多寡悬殊,表明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已经确立了所有制的产生,迈出了通向文明道路的最后一步。作者最后认为,龙山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龙山时代就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是处于崩溃中的原始社会或说是形成中的文明社会。考古研究上的重大进展,深化了对这一时代的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将会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只有把陶寺文化放在重大的学术背景下深入研究,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张岱海
K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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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祥于河东地区的华夏文化
李元庆
第18~22页
作者首先对河东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认为秦以前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约相当于今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以后地望有所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把晋南统称河东地区。作者认为,河东地区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场所,这一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古资料说明了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作者还通过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用火的人就出现在170万年前的河东地区,并与后来的蓝田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说明从西侯度文化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以河东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原始文化发展序列。作者在论及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四大区域”(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之说的同时,强调了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具有比较深厚的原始文化积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河东地区即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也就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因此,它在华夏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被称为华夏民族先祖的炎帝、黄帝、唐尧、虞舜等领袖人物,以史实作依据,证实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河东地区,由炎帝开创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如果把文明史前期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华夏文明起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根系”,那么,河东地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源头。
李元庆
K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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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试论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
杨肇清
第74~81页
本文对河南龙山文化的新发现和墓葬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在继承仰韶文化和吸收周围地区其他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尤其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各种社会活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种多样、造型规整、制作精致、数量繁多、便于使用的生产工具的出土,证明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是相当发达的,有迹象表明有的手工业部门已经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场。数量较多的家畜骨骼的出现,说明家畜饲养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标志着社会开始迈入青铜时代。水井的开凿、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建立,既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又是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龙山文化中晚期墓葬情况的巨大变化,反映出当时的贫富不均相当悬殊,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暴露得十分充分。因此,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至迟在其中期中原地区已出现阶级,稍后建立了城邦国家,在抗击外来侵扰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又联合周围小国或各氏族,建立较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望与古文献记载的夏代活动中心地区相吻合,且年代也相近。可以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建立的较为统一的国家可能是夏王朝的初期阶段,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晚期已建立统一的地域较大的国家。
杨肇清
K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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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
高 炜
科学出版社Y:1993年
第90~105页
本文回顾了中原龙山文化墓葬的发现概况,结合陶寺遗址发现的墓葬资料,对墓葬的葬俗、葬制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陶寺墓地,早期墓葬可依墓葬规模和墓主身份的不同分相对独立的三区。而就同一排墓而言,墓葬规模相当,随葬品的数量和性质相近,说明死者的地位相去不远。此外,早期墓葬存在按性别分排埋葬的现象。晚期墓葬的布局有两种方式,一小部分仍然保持横排,但所见排数及每排的墓数都比早期大为减少,由多座墓葬组成的大横排已罕见;另一部分墓组成规模不大的群组。这种小规模墓群(组)应属于家族茔域性质。公元前3千纪最后的一二百年间,家族茔域在中原出现,标志这丧葬制度上旧的传统已最终被取代。据中原各地所见,凡成人正常埋葬,墓坑都是平面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土坑竖穴。陶寺有几座墓发现生土二层台。此时木棺尚不普遍,不仅小墓一般无棺,一些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也常有不用木棺的。而且中原迄今所见均属单层结构,有的二层台上或许曾棚木板,但尚未见证据明确的木椁墓。中原各地的龙山墓均以仰身直肢为基本葬式,有少量侧身屈肢和二次葬,个别的俯身葬或呈蹲坐等特殊姿势。也未发现在陵墓区用人牲祭祀祖先或用人殉葬的确凿材料。陶寺晚期的几座墓坑填土中,曾见埋有动物骨架,这大约同早期大墓中被肢解的猪一样,是作为祭食牺牲埋入的。大多数墓葬没有随葬品是中原龙山文化墓葬的突出特点之一。在陶寺的1300多座墓中,没有随葬品的占70%以上。有陶器随葬的仅40多座,这其中以大、中型墓为主。陶寺早期大、中型墓的随葬品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各类器具常成套出现,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来看,后世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3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居规模。通过对陶寺早期墓葬材料的分析,可毋庸置疑地认为:当时社会上、中层已普遍使用礼器,并已形成按贵族的等级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礼器的制度。许多事例表明,以陶寺墓地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丧葬礼制,是在同周围区系交流中逐步形成的。作者最后提出: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礼器种类较多,组合比较完备,礼器制度、用牲制度以及晚期的墓地制度等同商周礼制接近的成分不少。似可认为,在形成三代礼制的过程中,中原处于核心的地位。
高 炜
K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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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河洛文明
黄月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Z:本文就河洛文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河洛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洛水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的发展状态。河洛文明的探讨,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明的起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探索文明起源主要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距今七八千年前,河洛地区的原始文化为裴李岗文化,这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说明这里已经孕育出先进的物质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龙山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原始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青铜器、城市和文字的产生,中国社会已经反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夏代,河洛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华夏文明亦即诞生。商汤灭夏及武王克商,河洛地区一直是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文明自夏代诞生以来,经商周两代逐渐发育成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
第1~13页
黄月兰
K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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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与三代文明
陈 旭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3年
第126~137页
本文论述了洛阳在夏商周三代文明史的地位。认为夏人的聚居和活动地域,主要在晋南和河南西部一带。其中,晋南和河南西部以嵩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是夏人前期的主要活动地区,河南西部的伊、洛地区则是夏人后期聚居和活动的中心。伊、洛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阶级社会,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雄厚根基。伊、洛地区也是夏代奴隶制国家建立后的国都所在地。夏代奴隶制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诞生。目前,考古所发现的都邑遗址,年代最早、可以作出肯定者,只有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第一个真正形成国都的所在地,也是夏王朝覆灭前的国都。以此言之,洛阳作为国都的历史,就享有“天下第一都”的地位了。商汤灭夏之后,洛阳作为国都的地位,虽然随着夏王朝的覆灭而终止,但是商王朝在灭夏之后,也在伊、洛地区建有宫殿,作有城邑,如偃师商城。到了西周,洛阳也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西周王朝营建洛邑,目的在伊、洛地区建立新的国都,作为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洛邑建成后,成王即从丰镐迁入成周,成周实际上也享有国都的地位,只有到了西周后期,洛邑才成为陪都。到平王东迁洛邑,这里又成了东周国都。这样,洛阳在三代都邑中,就经历由国都-陪都-国都-陪都的过程,这在三代文明史上,无疑享有其特殊的地位。
陈 旭
K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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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
马世之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3年
第138~147页
本文从农业、城市、文字及青铜器四个方面论述了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问题。作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和兴起同文明起源的关系至为重要。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农具已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石耜,并发现了双齿木耒掘土留下的痕迹,说明当时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城市作为一种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而登封王城岗等龙山文化古城堡的发现,给伊洛-郑州地带带来一些文明的信息。文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起源与刻划符号,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就发现有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契刻符号。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H473出土的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发现了陶文,由两个符号组成,象两手有所持执。铜器起源甚早。龙山文化时期伊洛-郑州地带的铜器冶炼铸造就已经普遍。王城岗青铜容器残片的出土,说明当时已发明了多合范铸造法。总之,作者认为:从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堡、文字和青铜器的出现来看,伊洛-郑州地带的文明起源甚早,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社会阶段,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马世之
K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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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华夏文明的策源地
陈昌远
第9~15页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中国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作者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证明禹夏阳城、商都尸乡沟、成周郏鄏均建在河洛地区。而夏商周三代先后在此建都都不是偶然的。作者通过分析河洛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华夏文明出现奠定基础的农业,文献记载中“华夏”一词的称呼最初出现也仅限于河洛一代,以及河洛一代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证明河洛地区在黄河流域中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是四面八方交汇的“土中”,所以是中心,是核心。而华夏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核心,所以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是中国远古文明的中心区。东北、东南等地区的原始文化生产力水平虽然也很高,但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晚,它们是在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影响下,才不同程度地进入阶级社会。
陈昌远
K8390
chi
CN
根在河洛 功存华夏――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有 为,新 夷
第115~117页
本文是“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纪要。作者分五部分对与会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综述。第一部分是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炎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华夏部族是狭义的炎黄文化,他们是最先脱离野蛮蒙昧时代,迈向文明的门槛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就河洛文化的界定、内涵、影响、历史地位和衰落原因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讨论。第三部分是关于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对它的产生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关于河洛文化与爱国主义。8000年的炎黄文化和5000年的文明史,连绵不断,形成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圈。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祥地。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河洛地区就是一个主要的地区。第五部分是拓宽视角与深化研究力度。近年来,许多地域文化的研究如燕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等遍及祖国各地,而这些地域性研究,无疑会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而河洛文化博大精深,至今还有如河洛文化的如何传播和辐射、古代帝王为何都到河讷筑坛沉璧祭天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有 为
新 夷
K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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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浙川下王岗文化遗存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李绍连
第21~26页
本文认为浙川下王岗遗址中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文化等6个时期9个文化发展阶段的遗存,与其他同类遗址相比,具有比较清晰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使文明起源过程的考察具有较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者通过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文明产生的各种社会条件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认为浙川下王岗文化遗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仰韶文化二期到河南龙山文化这段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逐浙出现了父系个体小家庭、私有制、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迹象。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奴隶制的产生。在中原广大地区从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存中,下王岗遗址各种文化发展过程具有代表性,反映出相应的社会发展规律性。又因下王岗遗址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流域之间,它既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主体,又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而具有长江文化的某些因素,因此,下王岗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文明产生过程,对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最后,作者指出:所谓文明三要素(即金属器、文字、城市)为标准去衡量文明起源的时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绍连
K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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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
杨肇清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5年8月
第23~39页
河南龙山文化在继承仰韶文化和吸收周围其它文化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又远远超过它们,到中晚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时期多种多样、造型规整、制作精致、数量繁多、便于运用的生产工具出土,证明当时农业和制陶业、制骨、纺织、缝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数量较多的家畜骨骼出现,家畜饲养也占有重要地位。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掌握,开始迈入青铜时代,水井的开凿,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建立,既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表现,又是迈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情况的巨大变化,反映出当时的贫富不均相当悬殊,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暴露得十分充分。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至迟在其中期中原地区已出现阶级,稍后建立城邦国家。在抗击外来侵扰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如传说中的“治洪水”,又联合周围小国或各氏族,建立了较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望与古文献记载夏代活动的中心地区相吻合,而龙山文化晚期年代碳十四测定的数据为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经树轮较正为公元前25世纪中叶~19世纪,龙山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3世纪~前20世纪左右,而夏代一般说是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又是夏代前期的纪年之内。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建立较为统一的国家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初期阶段,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晚期已建立了统一的地域较大的国家。从此中原地区就一度成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杨肇清
K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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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
张德水
第58~64页
  本文从河洛地区古生态环境、旱地农业的最早起源之地及文明起源过程几个方面,探讨了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地质构造、土壤等因素,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和繁衍生息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最早发展为农业经济。河洛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并走上以农业起步,到定居生活,逐渐发展养殖业和手工业的文明起源之路。到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主要表现在城堡的出现,文字的发明、青铜铸造等各个方面,使之首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且随着中国古代文明区域的不断扩大,河洛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和“三代之居”。
张德水
K8394
chi
CN
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高 炜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年6月Z:本文就晋西南地区龙山时代(3000~2000BC)的文化发展历程做了初步讨论。第一阶段,属庙底沟二期文化(3000~2600BC),发现有遗址120余处,文化面貌比较统一。其早期阶段保留了某些仰韶文化因素,后期开中原龙山文化之先河。第二阶段,中原龙山文化(2600~2000BC),文化面貌剧烈变化,地域特点突出。重要有陶寺文化、三里桥类型、客省庄类型、王湾三期等。这应当是距今4500年前后生产力空前发展,方国林立格局的体现。陶寺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430万平方米),内涵丰富,起止年代为2600~2000BC。其早期(2600~2400BC)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其晚期(2200~2000BC)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在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已发现陶寺遗址80多处。从文献记载看,这里正是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陶寺墓地的发掘资料向我们揭示了其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分化及成套礼器所反映出的礼制的成熟。这种较成熟的礼制应看作是国家职能趋于完备的体现。种种迹象反映出陶寺文化已由雏形国家实体转变为具有成熟国家形态的方国。苏秉琦对龙山时代的晋西南做了概括性总结:“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至晋西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及东方、东南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更高的社会阶段→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第111~117页
高 炜
K8395
chi
CN
伊洛河系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源
李绍连
科学出版社Y:1996年
第150~154页
伊洛系文化是指黄河中游的伊河、洛河两支河流流域地区的系统文化,实际分布区是豫西的广大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一个原始文化系统:磁山·裴李岗→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在伊洛河流域是磁山·裴李岗文化豫西类型→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王湾·煤山类型(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传承关系十分明确。从夏文化的积年看,王湾·煤山类型遗存应当属夏文化范畴。而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整个都是文明社会的文化,只不过前期是萌芽期而已。伊洛河系文化自早期氏族社会一直发展到阶级社会,并导致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原地区并不是唯一的发祥地。还有黄河下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内蒙古辽西文化区等。他们的原始文化都很发达,各具特色,他们都发展到了文明门槛前的阶段。所不同的是中原原始文化伊洛系文化率先跨进文明的门槛,伊洛系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源。
李绍连
K8396
chi
CN
华夏文明与河南龙山文化
方孝廉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55~160页
作者分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华夏文明与民族大融合: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只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发现,说明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的重要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古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全国。先民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各自的民族和部落,并且相互影响和交流。位于今豫西一带的华夏族渐渐成为中原诸部的佼佼者。传说中的华夏族就是诸多氏族、部落在长期迁移、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二、尧舜时代与河南龙山文化: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了以近亲关系为核心,并具有阶级萌芽的氏族部落。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反映这种情况的是各地都发现有文化面貌相似的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各地龙山文化中最复杂的,主要原因是豫北、豫东、豫南是三大集团交错争夺的地区。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城堡、青铜器等文明因素。三、夏王朝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自夏禹建都阳城称夏后,我国历史就进入了大一统的王朝时代,我们的古代文明就变成了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文化了。
方孝廉
K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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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夏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
董 琦
第47~50页
虞夏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乃是探索国家文明诞生的一个焦点所在。商周青铜文明所代表的青铜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文明的起源、孕育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本文仅就“国家文明的诞生”问题来探讨虞夏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国家文明”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学术界把文字、青铜器和古代城址三种物质也因素的出现作为国家文明诞生的主要载体。有的学者认为,三因素只要有一种出现于某遗址并达到如下发展水平:城内有宗庙、宫殿等统治中心,青铜器中已有相当数量的礼器,文字已发展成熟到可以用于“文献记录”即可以结合传世文献等判明其文明性质。龙山时代无一种因素达到上述水平,二里头文化则有两种因素达到了上述水平,因而把我国国家文明的诞生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较妥当的。也有的学者主张把“礼制”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考古资料表明,形成于青铜时代的三代礼制──显示贫富、贵贱的等级制度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具雏形。作者认为,礼制的形成与国家文明的诞生应是同步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不仅有了宫殿、宗庙等大型礼制建筑,而且有了青铜礼器,因而可以认为礼制在此时已经形成。作者在最后总结道: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一种过渡形态,仍属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末期,同时又与三代青铜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处于一种部落联合体阶段。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尽管仍带有氏族社会的浓厚气息,却迎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
董 琦
K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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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
王 迅
第61~68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来探讨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一致认为是河南龙山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这从三者的文化内涵特征可以得到证实。另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头文化所吸收,可以说是其间接来源。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来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第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作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表明,文明时代正是随着该文化的形成而降临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改进了武器、发展了军队的同时,也建立和强化了国家。生产工具的改进,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青铜工具的广泛应用,在二里头文化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作者认为,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王 迅
K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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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
董 琦
第30~37页
本文对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陶寺遗存是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现已发表的遗存;陶寺文化主要是指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遗存。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作者将陶寺文化分为四期,认为陶寺一期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遗存;陶寺二期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阶段遗存;陶寺三、四期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发展中的早晚两个阶段,其年代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三、四期才是重新界定的“陶寺文化”。陶寺二期遗存的分布及影响大致仍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虽然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期阶段的中心遗址至今未寻见,但是该文化晚期阶段的遗址终被找到,临汾盆地是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分布区。此后的龙山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在中原文化区的冲撞形成的分化与融合局面更为剧烈,陶寺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主要的应是传承关系。在这种传承关系演变过程中,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明显地比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多了。
董 琦
K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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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性——兼论河洛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吴汝祚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51~156页
本文论述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性以及河洛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都在自身的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其它考古学文化对其有利的因素,丰富其文化内涵,加速它的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各考古学文化都有它的自身发展途径,但是由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总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会改变。另外,也应看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原始氏族社会有着各自的历史条件、风俗习惯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以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例来说明进入文明时代的不同现象,就表明了各考古学文化有它自身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中华大地上文明时代的产生,无疑是多元的,是小国林立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河洛地区至少在后冈第二期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冶铜术,城市的出现和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礼仪制度等等。这些社会现象,都表明已进入到文明时代。洛河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都认为要统治中国,首先必须要控制中原,要控制中原,就得把河洛地区牢牢地掌握住。夏代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标志着由城邦制的早期国家向大一统的国家发展,经殷周,直到秦汉时期,方完成大一统的帝国,其间经历约2000年的时间。在城邦制的早期国家时期,各个早期国家是独立的、彼此间是平等的。到了夏代形成为以夏为核心,高于其它早期国家的地位,经商、西周两代,到西周末,王室衰落,犬戎攻周,平王依靠诸侯的力量,迁到洛邑,建立东周。东周时期,周王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各诸侯国,失去了政治上的独尊地位,出现了诸侯之间的相互兼并,形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格局,最后由秦统一中国。秦统一中国之前,为了要确保其原有的关中根据地的安全,首先把魏逐出关中,并取得其河东地区。其后,就攻韩,取得河洛地区,为统一中国这项大业尊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吴汝祚
K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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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代文明探源
曹桂岑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57~162页
本文就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的时间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发表看法。城市、青铜器和文字是“文明”的三个重要标志,龙山文化已具备这三条标准。此外,在埋葬中也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并出现用人作牺牲的现象,所以,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文明期。龙山文化城址的出现年代,当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年代,即距今四千六七百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文明时期。而距今4200~47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应该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时间。龙山文化古城出现的时间与黄帝、炎帝、蚩尤大战的时期基本一致。黄帝铸鼎、仓颉造字的传说,也与龙山文化的冶铜、陶文相合,使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传说结合起来。根据世界古代史其它文明古国的情况,两河流域公元前3500——2700年进入奴隶制城邦产生时期,冶炼金、银、铜,使用象形文字;古代埃及公元前3500年开始进入文明时期,即前王朝时期,出现以州为单位的城市国家,兴建城堡,使用青铜武器,还有金、银,出现象形文字;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300年进入文明时期,出现城市,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已使用文字。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从距今四千六百年的黄帝时期开始。黄帝文化(包括五帝时期)已从龙山文化中找到城市、文字、冶铜等实物例证。伊洛河平原与黄河平原是历代统治者的粮仓,统治者探制的重要地区,在两大平原的交汇处即洛河入黄河处祭河,有着深远的意义,既表明君权神授,又祈河神保佑君王的统治,而立于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祭坛,则又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黄帝在洛河入黄河处祭河神,开创了后代祭河的先例。黄帝是我国文明史的创造者,黄河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
曹桂岑
K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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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与发祥地
张锴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63~171页
本文就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和发祥地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在河洛地区由原始社会迈向文明时代的进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河洛地区位于中华大地的腹心,正当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原始战争,黄帝炎帝之战及黄帝蚩尤之战,就发生在河洛地区。战争以黄帝的胜利告终,导致了更大的部落联盟——华夏集团在河洛地区诞生。周边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在河洛地区交汇、融合,大大丰富了河洛当地文化的内涵。河洛文化对四周各文化类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河洛文化因之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快更早地完成抵达文明时代的行程,并一直保持着文明起源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对周围地区的文明起源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为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天然条件。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为河洛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积蓄了率先步入文明社会的实力。河洛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主要因素均已分别出现。至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已经摆脱氏族制度的束缚,率先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随着私有制和父系小家庭的形成,氏族制度解体,阶级分化和国家的产生,社会方进入文明这一历史阶段。我国文明因素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时期,文明因素的起源亦不止一、二处,主要分布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流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文字、铜器铸造、礼器、礼仪建筑与礼制以及古城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洛地区均有发现或有所表现,这些都是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的重要标志。在原始文化的各个发展时期,河洛文化都常常处于领先和中心的地位,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同时也产生着辐射作用。愈到原始社会末期,河洛地区对各地文化精华的溶合、提炼力愈高,把河洛地区先进因素向周围传播、推广、扩大的能力愈强。从诸文明起源要素的发展水平综合而言,以河洛地区最全面、最发达。
张锴生
K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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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时代文明因素的创造和积累
张得水,刘秋霞
中州古籍出版社Y:1998年
第172~178页
本文就仰韶时代诸多文明因素如文字、青铜器、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等的创造和积累,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意义加以阐述。文明的“种子”已在仰韶时代萌发,或者说文明的因素已经被创造。诸如城市、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在仰韶时代诸文化中不断被发现,其发展过程同时又是文明因素的积累过程,其规模又是文明因素增长程度的一种体现。仰韶时代诸文化中已经普遍存在以陶器符号来记事的习惯。这些陶器符号与文字的发明之间存在着缘发关系,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仰韶时代的陶器符号,对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具有积极的意义。仰韶时代陶器符号的出现和发展,应视为文明因素的一个积累过程。多处仰韶时代铜器的发现,为我国金属冶铸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当然,这时铜器的出现还属个别现象,从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考察,它还处于萌芽阶段。但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开端,通过长时间的孕育,才达到后期的完美、成熟,光辉灿烂。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从其规模和文化内涵来看,虽然还不具备早期城市的性质,但将其列入城堡一类,则是亳无疑问的。而且,早期城市的出现,也正是以城堡为前提的。因此,仰韶时代的城堡无疑也可视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礼,作为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它的产生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紧密联系的。礼仪性建筑、成组的礼器等作为礼的物质表现形式,在仰韶时代具有突出的地位。在仰韶时代,诸多文明因素如文字、青铜器、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等已经萌发,或者有了它的初期形态,从而也就开始了文明的孕育过程。文明因素从仰韶时代被创造,并通过较长时间的积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终于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率先在中原地区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张得水
刘秋霞
K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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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
段宏振
东方出版社Y:1998年10月
第370~388页
本文就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分区与分期、性质与归属、渊源与去向以及经济生活类型等诸多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与阐述。华北平原龙山时代遗存可分为豫北冀南地区、豫东地区和冀中地区。华北平原三个区域龙山遗存的分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陶器群有着基本一致的发展轨迹,这是建立整个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分期的基础。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深腹罐、小口瓮和大口瓮三种陶器,它在每一区域的每一期段都是存在的,是分期的标准陶器。不仅在陶器方面存在着发展的阶段性,在文化内涵的其他方面如生产工具、房屋建筑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相应表现出发展变化的规律。华北平原龙山文化有广泛的一致性和发展阶段的同步性,因而构成一支考古学文化。因地区差异而产生的多样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内部差别,是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之内的地方性差别。它与文化的统一性相比,是次要的和从属的。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和黄土高原龙山文化两者既有龙山时代的共性,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是龙山时代的两个文化系统和两支考古学文化。它们与山东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文化。华北平原龙山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时期的文化遗存。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后继者主要有两支考古学文化:即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并非完全直接来源于华北平原龙山文化,它在形成过程中还广泛吸收了邻近地区其它文化的诸多因素,特别是来自黄土高原地区的因素。至于二里头文化,它的来源主要是黄土高原龙山文化。龙山时代之后,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向华北平原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和介入,这一地区的相对独立性开始受到冲击并有所减弱,以鬲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逐渐成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特色。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经济生活类型是以农业为主,养畜和渔猎为辅的综合型经济模式,表现出鲜明的适合平原地区自然条件的独有特色。
段宏振
K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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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原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崔波
第3版
本文对铸鼎原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关于铸鼎原的考古学价值,专家认为铸鼎原及其周围遗址群是重要的史前聚落遗址群,其主体堆积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些遗址有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之分,反映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功能,应从多方面研究。有学者认为豫西灵宝、陕县是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核心区,聚落的大小区别意味着遗址内涵、聚落功能、地位的等级差别,是古代社会从母体脱胎产生蜕变的征兆。遗址内大的房基面应是氏族或部落公共活动的场所,在聚落形态方面需作大规模发掘工作。关于古史传说,学者们倡导尊重文献与传说,同时尊重考古发现,对神话不可一概否定,应吸收其合理真实成分,同时允许对历史传说存在认识空白。与会学者亟盼启动“五帝工程”,认为只有五帝工程才能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以前。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这三个原始社会大的区系联在一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五帝时代出现了古国文明。五帝工程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多学科联合攻关。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时代可推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学者们深信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崔波
K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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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
袁广阔
第21~38页
作者对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的内涵与特征、年代与分期、与周邻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渊源和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把孟庄龙山文化分为三期六段,认为早期年代约公元前2800-前2500年,中期为公元前2400-前2300年,晚期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孟庄龙山文化遗存同周边的龙山文化类型既有联系又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其自身特征突出,建议将其另立一个类型――孟庄类型。
袁广阔
K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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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
宋兆麟
第61~68页
齐鲁书社
宋兆麟
K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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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
魏 勤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以大汶口文化尤其是大汶口墓地的考古学材料为分析的基础,推断私有制已经存在于大汶口文化社会中了。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石铲、石刀、蚌镰、牙镰、骨镰等耕作、收割工具表明其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出土的已驯化的猪、鸡、牛、羊、狗等动物骨骸表明农业生产的提高也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根据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工艺高超的象牙器和骨雕制品等推断,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生产发展、分工与交换出现的情况下,私有制产生了。文章同时探讨了阶级的起源和原始社会解体的途径。作者认为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家庭间的贫富分化是阶级产生的两种途径,而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75年第5期
第264~270页
魏 勤
K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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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
单 达,史 兵
齐鲁书社 Y:1979年11月Z:作者首先分析了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社会用具和埋葬制度。一,从生产工具看要比仰韶文化先进。大汶口文化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的部落氏族,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虽未发生,但已接近发生了。二,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从陶器的烧造技术和彩陶纹样分析,大汶口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有着共同点,中、晚期则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王湾二期文化属于同一时期。制陶业仍然是为了满足本部落氏族的需要,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还没有发生。三,从埋葬制度看,母系氏族社会盛行的对偶婚已经有所动摇,父系氏族制度有了萌芽。其随葬品多寡不均、差别显著说明当时出现了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得出了对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几点认识:一,大汶口人日常生活用具显示出其文化比仰韶文化晚而比龙山文化早;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火耕农业为主,锄耕农业为辅,尚未出现犁耕农业,有些畜牧业,生产剩余有一些但不多,还不能由于有多量剩余产品而形成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三,一夫一妻制已经出现,产品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女性仍有一定的地位,母权制尚未被最后打破。四,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是无阶级社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五,生产资料以公社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
1976年第4期
第84~88页
单 达
史 兵
K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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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于中航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总结了大汶口文化发现的概况,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创造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以农业、家畜饲养业大发展为基础,制陶、制骨、制石、纺织等原始手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大汶口文化各个领域的出色成就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动作用有了明显提高,社会分工正在扩大,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劳动部门的增加和新工艺技术的增加促进了手工业脱离农业向专业化、独立化发展。它意味着原始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分析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的差别,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社会已经存在私有制,为向阶级社会转化打下了基础。正是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由来已久的对偶婚和母权制走向崩溃。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父权逐步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产生和发展,撕裂着氏族社会赖以建立的血缘纽带,家庭与氏族的对立、贫富矛盾开始出现,这正是原始社会开始走向解体的表现。
1976年第5期
第64~73页
于中航
K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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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
鲁 波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通过对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制陶业的考察,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变化过程。在早期,生产力处于较低下的水平,妇女可能主要从事锄耕农业,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早期阶段,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男子在农业生产中逐步占据优势,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家畜饲养已经兴起,进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晚期时,生产力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交换也发生了。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大汶口文化早期和中期前段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只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共产制。而来到晚期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产品,有了剩余产品,于是所有制产生了。伴随所有制的产生,母系氏族组织向新的更高的社会组织即父权制社会组织过渡。
1976年第7期
第74~81页
鲁 波
K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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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提出我国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并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其根据有五点:一,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不能认为还是无阶级的社会;二,墓葬等级的差别表明大汶口文化显然有了等级贵贱的区分;三,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以父权为主的家长制家庭显然已经包括奴隶;四,大汶口墓地有43座墓葬随葬猪头,大多数只有一个,最多的一座却有十四头,说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畜牧业的发展,才能有这么多的殉葬品;五,已经有了文字。另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已经有了五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尽管字数不多,但反映了许多事实,而且在大汶口文化区域内已经广泛使用了。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由此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就长达三千余年。在这三千余年的奴隶制社会里大致可分为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农业、手工业已经分离,畜牧业已发展,比氏族社会进步,但存在许多氏族社会遗痕。从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奴隶制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进一步发展了。夏禹治水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但从此以后就走向下坡路。三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后期。
1977年7月14日
第79~84页
唐 兰
K8413
chi
CN
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埋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
胡顺利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先提出了对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意见,他认为早期以山东邹县野店、蓬莱紫荆山下文化层和苏北的刘林等遗存为代表,中期以泰安大汶口墓地三个时期的材料为代表,晚期以临沂大范庄墓葬材料为代表。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分析,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属于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社会阶段。男女合葬墓显示出男子居于主要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说明了父权的确立,是一夫一妻制出现的信息。而有些单人女性墓葬仍然有较多随葬品的现象,与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所受到的尊敬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它只是原来母系氏族社会中对始祖母尊敬的观念的残存。
1977年第7期
第54~57、17页
胡顺利
K8414
chi
CN
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就大汶口文化和唐兰先生商榷
彭邦炯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虽然大汶口文化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富差距、财富私有以及墓主人社会地位的不同,但这些现象并非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才有。在氏族社会中,一些氏族首领由于受到尊敬,或有些氏族成员对本氏族有重要贡献,死后族人就要举行隆重葬仪;氏族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产生,出现了贫富分化。少数富有家族可能积累起较多的财物。一些氏族公职人员有可能利用地位和职权把部分公物据为己有。这些都可以在葬俗中反映出来。作为奴隶制社会,它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所有制经济和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基础上出现的奴隶制和奴隶相对抗的阶级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无论有无随葬品或随葬品多寡,均葬在同一片公共墓地,这只能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现象。同时,从随葬生产工具和摆放位置看,大墓的主人并非奴隶主而只是不脱产的氏族首领或富有者。其中的男女合葬墓可能是夫妻合葬墓或妻妾为夫殉葬,但这并非奴隶制社会所特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民族学材料,奴隶在氏族社会晚期就出现了,但此时的奴隶只能被称作“非自由人”或称为“家庭奴隶制”、“家长奴隶制”、“父权奴隶制”,与后来阶级国家形成后的奴隶制有所不同。另外,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生产力也未达到阶级和国家产生所需要的高水平。至于大汶口文化的文字,应该属于处在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还难以用来记载当时人们的活动,表达思想和语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理解,不是说开始出现文字就进入了阶级社会。总之,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反映的社会面貌与生产力水平等状况看,当时尚处于氏族社会后期,还未进入到奴隶制国家阶段。
1977年12月15日
第85~89页
彭邦炯
K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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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从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大汶口文化已经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第一,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大分工,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必然带来奴隶制。氏族社会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到了高级阶段,就很快发展为国家。从大汶口文化中的现象看,墓葬中随葬猪头如此之多,说明畜牧业已经很发达了;随葬陶杯之多,说明农业已经发展到有剩余谷物来作饮料;手工业的发展,看来已经有许多作坊,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大汶口文化精美的陶器、玉器、象牙制品和骨雕制品不可能在家庭手工业中完成。而且随葬的陶器数量是惊人的,它们往往成为一个组合,可以和殷周墓葬中的青铜彝器相比。第二,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而正是少昊国家的蚩尤发明了冶金并作铜兵器;少昊号称金天氏,其时一种官名叫做“该作金正”,这些都说明当时应该已经有了铜器和金属工业。之所以目前发现很少,有可能是当时青铜很贵重,不允许随葬,也可能只有国家的手工业作坊里才能使用青铜工具。总之,在大汶口文化中有发现铜工具的可能。第三,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这是因为它很规整,不是刚刚创造的原始文字,另外在相距数百里的地方出现笔画、结构相同的文字,在狭小规模的氏族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民族文字往往与民族语言结合在一起,所以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总是用图画方式的意符文字。这种文字数量虽少,但由于可以假借和引申,字的意义可以扩大,在当时完全可以用来记载人们的活动、表达思想和语言了。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有了民族文字的民族总曾有过一个值得歌颂的文明时代,所以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颇为进步的文字,就是这时已经是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重要证据。
1978年2月23日
第90~95页
唐 兰
K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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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性质的初步探讨
蔡凤书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首先将大汶口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山东兖州王因遗址下、中层墓葬和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墓葬为代表,中期以泰安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葬和大墩子上层墓葬为代表,晚期以大汶口墓地晚期墓葬和曲阜西夏侯上层墓葬为代表。大汶口文化早期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埋葬制度中表现的意识形态上看,很可能是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的萌芽开始发生,畜群私有的现象在此时已经出现。在财产分配、社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方面既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又有父系氏族制的反映。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母体内孕育着所有制的胚胎;在对偶婚的普遍制度下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个别现象;在自给自足的原始公社内部出现了商品生产的萌芽;在氏族成员分配大体平等的原则下出现了少数富人。这一时期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社会开始了质的变革,应该归为父系氏族社会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了极大提高,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进一步加速了所有制的发展。此时的氏族组织仅仅是作为一个外壳而存在,在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父系氏族制完全确立。在晚期之末,创造大汶口文化的人们已踏进文明时期的门槛了。
1978年第1期
第147~156页
蔡凤书
K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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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
陈国强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作者分析了大汶口墓地的考古学资料,讨论了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首先,当时的社会应该是处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还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更不是文明时代。一方面,大汶口文化还没有金属工具,还没有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大汶口文化还不能说有了文字,其出土的陶文只能称作“图画文字”,即文字的起源和萌芽;再有,文明时代不仅要有文字的发明,而且要应用于文献记录,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需求。其次,大汶口墓葬反映的家长制家庭是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葬俗,无论早、中、晚期均未发现反映母系氏族对偶家庭的男女分别多人集体埋葬的现象,大多为男女单人仰身直肢葬和少数成年男女合葬墓,正是父系家长制家庭的表现。墓葬随葬品中生产工具多与男性有关,说明男性已在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氏族和家庭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支配地位。合葬墓中的女性往往处于一种从属角色,显示了女性附从于男性的不平等社会地位,这也是家长制家庭标志之一—父权的表现。第三,大汶口文化墓地反映的贫富分化和原始木椁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现象,还不是阶级社会。从大汶口墓地看,墓葬排列整齐而集中,葬式基本统一,说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仍然存在,这片墓地是氏族的墓地。随葬品相差悬殊的现象反映的是父系氏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分化,随葬品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大型墓也是如此,说明当时所有氏族成员包括富有者都没有脱离生产劳动,还没有依靠剥削奴隶、占有奴隶过生活的奴隶制阶级。墓地中出现的原始木椁墓还不能用来说明是奴隶制社会的等级贵贱,有些大型墓就没有使用木椁。总之,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还属于家长制家庭的父系氏族社会。
1978年第1期
第96~109页
陈国强
K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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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
高广仁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Z: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年代。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江苏邳县刘林遗址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中期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为代表,年代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开始。晚期以大汶口墓地晚期为代表,始于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前后。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手工业有了大发展,已不是为了满足本氏族成员实际生活需要,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甚至已不囿于家庭副业的规模,它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正在成为社会上独立的生产部门。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差别说明氏族成员间财产差别十分悬殊,阶级已经产生,之所以大型墓和小墓仍处在同一片墓地中,说明氏族制的外壳尚未被最后销毁。发现的陶文说明此时的大汶口文化社会随着阶级的对立,已经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陶文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信息。总之,从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五百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东方的社会正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夜,文明的曙光即将来临。第二部分中作者与唐兰先生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方法问题,主要涉及了三方面内容。一,关于考古学材料的使用问题。作者认为唐兰在论证大汶口文化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时,主要用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材料,却将得出的结论冠以了最早期的年代。二,关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从阶级出现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国家出现,其间还有相当一段历程,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阶级就不一定意味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就不是氏族社会而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三,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结合的问题。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着丰富的古史传说,其中相当一部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说明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古史传说又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先秦时代记录这些传说的人,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总会对古史传说加以修改、更动,甚至是篡改和伪造。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就要注意甄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978年4月27日
110~119页
高广仁
K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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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
唐 兰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20~146页
作者使用了大量考古学材料、古文献材料、古文字学材料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来分析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族属问题,得出了四点结论。一,大汶口文化遗址属于初期奴隶制社会。二,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民族的文化。三,从大汶口陶器文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黎明。古黄河下游南北的两大区域,即《禹贡》的兖州、青州、徐州、冀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四,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很长,可分为前后两期(或初、中、晚三期)。前期(或初期与中期)由奴隶制的开始,经过奴隶制国家的建成和昌盛,即由太昊、少昊、炎帝、黄帝时期(以上可列为初期)发展到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期(以上可列为中期)。后期(即晚期)夏、商、周三代,这是奴隶制社会的极盛时期,到衰颓没落直至崩溃的时期。
唐 兰
K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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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汶口的男女合葬墓
于中航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82~189页
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中,这个文化的进步和变化都是相当大的,随葬猪骨、厚葬现象的出现等不仅意味着私有制的存在、财产观念的发展,而且意味着氏族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差别开始扩大。后一阶段是更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点包括石器制作进一步精细、家畜饲养有较大发展、陶器数量和品种显著增加、墓葬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突出了、成年男女合葬墓取代了同性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对于新出现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作者认为其性质应该是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夫妻合葬。从合葬方式的发生顺序上,男女合葬总是在反映母系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之后。按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形态,由母系而父系,由对偶婚而走向专偶的发展规律,作夫妻合葬来认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氏族的根本制度的。
于中航
K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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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文化葬俗演变看其社会性质
黎家芳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第190~202页
作者按照早、中、晚三期的顺序,分析了大汶口文化葬俗的演变。早期阶段的葬俗特点:首先是一般墓葬都有数量不多、质地相近的随葬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很少用生产工具随葬其次,有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墓、集体多人合葬墓和母子合葬墓。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氏族制有着相当的活力,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阶段生活生产力有了十分显著的发展,葬俗与早期显著不同。第一,随葬品的质量、质地、数量差别较大,用生产工具随葬比较普遍。墓群之间也出现了贫富差别。第二,盛行用猪下颌骨随葬,这不仅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发达,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私有制已经出现了。第三,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这种合葬墓有两种情况,一是夫妻合葬,二是妾奴殉葬。它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产物,而妾奴殉葬进一步证明家长奴隶制的存在。晚期阶段社会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时的葬俗随私有制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也有了变化。首先,随葬品质地和数量的差别更为悬殊,一些大墓中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远远超过了死者的实际需要。这些墓葬的主人已经成为氏族中的贵族,贫富分化更激烈了,阶级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另外,无墓主人的大型富墓已非偶然。这些人可能就是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军事首领或战士,他们的尸体或头颅被敌人掳去,而本氏族的亲属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掠夺战争,大约已经进入了军事民主主义时期,有了氏族贵族和奴隶,阶级正在形成,氏族制度面临全面崩溃,国家即将出现了。
黎家芳
K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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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探讨中的几个问题
王宇信
齐鲁书社Y:1979年11月
203~217页
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从氏族社会后期发展为奴隶制社会的水平,因此,大汶口文化不是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在其中期阶段,男性取得了在生产活动中的支配权、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男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都表明父权制已经确立,此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时候,贫富分化现象加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交换,有了掠夺财宝、家畜、奴隶的战争,进入了军事民主主义时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作者认为有文字的时代与成文历史的时期不能混为一谈。它只能算作图画文字,还不能应用于文献记载,并不能构成大汶口文化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因此大汶口文化是成文历史形成以前的文化—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它的晚期虽然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但没有进入成文历史时期即阶级社会。
王宇信
K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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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
黎家芳,高广仁
第56~62页
本文回顾了龙山文化的研究历程,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了典型龙山文化的渊源及去向。认为日照东海峪遗址中层和临沂大范庄的部分墓葬属于典型龙山文化早期,它们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典型龙山文化中期以胶县三里河M2124为代表;胶县三里河M2100和潍坊姚官庄遗址属于晚期。平度东岳石遗址的遗存可能是典型龙山文化的发展去向。典型龙山文化至少可以区分为两城类型和城子崖类型,其中城子崖类型是典型龙山文化晚期与其西部另一文化交流后的地方变体。典型龙山文化上限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后,下限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本文还从典型龙山文化较大汶口文化在手工业和建筑技术上的进步、冶铜业的产生、设防城市的出现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饕餮纹的问世等方面论证了典型龙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黎家芳
高广仁
K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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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
程德祺
第107~111页
作者通过对典型龙山文化(即山东龙山文化)与夏朝文化的比较,从年代、地域、部族关系、文化特征等四个方面论证二者确是同一文化。作者认为:一、从年代上看,典型龙山文化是与夏朝基本合拍的,夏朝灭亡以后,其文化可能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二、夏朝的活动地域在我国东部,跟典型龙山文化的分布大体相合。三、典型龙山文化居民的族属已确认为东夷族。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可知,夏族原是东夷集团中的一支,夏族作为东夷集团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东夷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典型龙山文化。四、从考古发现看,典型龙山文化是一种早期阶级社会文化、有夯筑城墙、是一种早期金属器文化、制陶工艺有了明显提高,其黑陶上的刻划符号是一种原始阶段的汉字,这与古文献记载的夏朝文化,从基本特征看是一致的。作者还指出,有人之所以把山东是商族散布的基本区域,而把夏族的历史地理尽量拉西,是轻信了古代周人的宣传。夏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支,夏朝臣民基本上是东夷族,夏朝文化是夏族和其他东夷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不可能偏于西部,而只能以山东为中心。
程德祺
K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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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
高广仁,邵望平
第7~25页
本文利用考古资料介绍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它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中华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作者认为:一、中华古代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中心平说,是独立发展的,本地起源的,而说中华本土范围来说,她又是多源的、多根系的,基于此种认识,在山东史前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可提出“海岱历史文化区”这样一个历的地理、人文地理的概念,从一个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华史前文明形成过程。二、据《尚书·尧典》,海、岱、淮所圈定的青、徐二洲正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心分布区,是自公元前四千年间逐渐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区,可称为“海岱历史文化区”。三、海岱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可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六个阶段。四、海岱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典型龙山文化时代文化持续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私有制的产生、父权制的确立、阶级的出现不晚于公元前三千年,原始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城堡等文明要素在海岱地区出现也不比中原地区晚。最后作者总结说海岱地区无愧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高广仁
邵望平
K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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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其与东夷文化间关系
罗世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Z: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发掘工作上的重大收获,中国史前文明之多元与土生的本质已逐渐被明了,文明前夕他们之间空前频繁而紧密的互动关系也已逐渐被证明。基于此,作者假设了以互动关系所造成之“竞争压力”为中国文明所以发生的原动力,来演绎中国文明发生的主要过程,并求证于考古资料和文献史实。在这文明发生的整个过程中,高水平的东夷文化不但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催促着中原地区社会人力的重组与整合,以及国家的形成;更因后来之助商灭夏,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而使中国文明得以更璀璨的呈现出来。
第333~372页
罗世长
K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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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兼论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多元性
吴汝祚
第104~114页
一般认为,龙山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多也如此说,这是由于考古学上的习惯势力所采用的“广义的龙山文化”,实质上,所谓的山东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湖北龙山文化等,是包含着几个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本文的龙山文化,主要是指分布在山东、江苏淮北和安徽东部地区以陶鬶、鸟头形鼎足、蛋壳陶杯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文中首先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相当发达,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生产工具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有所改进,尤其是收割的石刀迅速增长,同时出现冶铜业。作者从冶铜业的产生、以供特殊阶层使用的成组礼器的出现、具有防御性质的城的产生、象征王权性质的玉钺(斧)的使用等方面,认为龙山文化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即文明时代。作者还认为,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峡文化的年代,应与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从农业、手工业、饲养业的发展,墓葬中表现的阶级对立以及城址的出现,表明以上诸文化均已进入到文明时代。总之,龙山文化时期,氏族组织已经解体,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特殊阶级或阶层已经产生,具有防御设施的城已经出现,还有作为王权神权相结合的神面纹玉钺(斧)的出现等,都是文明时代具有的重要因素。
吴汝祚
K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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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
王震中
第31~37页
本文认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阶级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作者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时代的墓葬为例,说明了东夷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时,同中原地区一样,都处于家族奴隶制阶段,而父权大家族的出现,则标志着阶级的产生。单一的父权家族难以应付突然爆发的战争,因而各个部落或部落群之间频繁的战争冲撞,只能使各地区的各部落群内超越于血缘之上的全民性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日益加强,于是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东夷族中所出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具体标志是当时出现的城堡和刑法。尽管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还带有部落制的外壳,但它已标志着“早期国家”或“酋邦国家”的产生。
王震中
K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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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文明的起源与东夷人的历史贡献
逄振镐
第37~42页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标志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是由最早进入原始社会末期的许多氏族部落和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又是由若干个史前文化中心组成的,它们是中国古文明的最早缔造者,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作者认为东夷人在中国古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特殊贡献,如在陶器制造业、铜器制造业、纺织业、文字起源等方面,东夷人均达到了领先水平,东夷较早地出现了父权制、私有制、奴隶制和城市,东夷人的史前文化也是商文明的主要来源。因此,东夷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逄振镐
K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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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
高广仁,邵望平
齐鲁书社Y:1992年3月
第282~300页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阐述了诸如何炳棣、张光直、凌纯声、安志敏、苏秉琦、夏鼐、佟柱臣等著名学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见解。作者认为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利用考古发现材料,结合先秦古籍及甲骨文,说明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立发展及其三个区域的划分,海岱文化与黄河、长江中下游诸史前文化大系的交流及与夏、商、周文化的逐步融合便是先秦时代中华东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然后作者谈到海岱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贡献,在制陶业方面,海岱地区最早使用快轮制陶技术,陶器质地种类最多,陶器造型方面对夏文化有重大影响。在制骨业方面,象牙骨雕及蚌器的制作在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中较发达,对商代的制骨业也有影响。在金属工艺方面,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出现了铜器,《西清古鉴》著录的一件铜鬶,应是山东龙山文化已能生产铜质容器的间接证明。在建筑业方面,出现了夯筑技术,日照东海峪的台基式建筑形式对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的营造有启发作用。海岱史前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存在文化源流关系,如商代的甲骨及甲骨文字、以犬为牲的习俗及埋葬制度等,都与海岱史前文化关系密切。最后,作者肯定了海岱文化的历史地位,认为如果没有海岱地区的杰出贡献,绝难完成中原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的飞跃,不可能创造出那么灿烂的商殷文明。
高广仁
邵望平
K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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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与中国文明
张学海
齐鲁书社Y:1993年本文对城子崖遗址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城子崖的发掘,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30年代对城子崖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实质上揭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对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或文明的要素,考古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可考虑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即国家的诞生。从现有材料考察,中国东方的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可能已出现最早的国家,部落古国。大汶口遗址晚期,陶器、玉石器等手工业所表现出来的手工业技术综合水平,已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社会财富空前丰富,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这时这里已形成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到了龙山时代,众多龙山城址的出现、良渚文化中晚期大规模的祭坛、陶寺墓地所显示的成熟的礼制、东方龙山文化辞章式陶文的出现,反映出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河中下游地区,已普遍进入文明时代。城子崖龙山城具有较大的规模和长期使用的历史;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反映出当时已集中了相当可观的人口;城内众多的居民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家庭手工业者、巫医、统治者这些非农业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已占一定的比例;在城内发现了几口井,说明城子崖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城市;出土的龙山陶器,不仅精美,而且具有宏伟的气势,反映它是海岱地区龙山时代一个突出的手工业技术中心;这表明城子崖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文明史初期阶段一座重要的城市。龙山时代,方国迅速发展,遍布整个海岱地区,城子崖方国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就现有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城子崖龙山城,已具有国家的两种基本职能:此时的社会生活已远非原始社会那么简单,城内人口空前的集中及其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成员、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频仍等等,也是氏族社会没有的,这表明当时已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即国家权力;国家阶级统治的职能,在这里也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城子崖方国是夷族在其分布范围的西北部建立的一个相当强盛的方国。总之,作者认为大汶口部落古国和城子崖方国的被认识,证明古代中国东方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第13~25页
张学海
K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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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
郑笑梅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本文对不同文化时期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序列,表明在黄河下游的我国东方地区,存在着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后,独立地由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并进入国家。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考察东方文明孕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北辛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制陶工艺已比较成熟,居址、墓葬等一些材料还提供了有关当时社会制度方面的许多线索。至少在这一文化的晚期阶段,母系氏族制内部的家族已经孕育,萌芽着新的生产关系,母系氏族社会即将走到尽头,导致了新的社会制度的来临。其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在我国东方经历了父权制完全取代母权制的革命,并创造出全新的物质文化。这一文化的早期始入父系氏族的初期阶段,中期为父权制确立阶段,晚期则已发展到军事民主制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众多墓葬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以及出现社会分工等情况。墓葬规模、葬制和随葬品的巨大差异,表明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已经存在,社会的内部组织结构已起了较大变化。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后,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独立手工业更趋专门化,建筑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新兴的金属铸造业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墓葬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激化,龙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局面。专为上层阶级生产的各类特殊礼器以及卜骨的产生,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发生深刻变化,龙山文化阶级内部已诞生了特殊阶层。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形成,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不断发现,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些龙山文化古城址,以及古代龙山文化时期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应该属于部落方国时代我国古代东方的地区性国家。
第65~76页
郑笑梅
K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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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龙山文化社会形态刍议
王锡平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209~217 页
本文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墓地、典型遗址和一些重要遗物,根据它们反映出的特点,对涉及山东龙山文化社会形态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胶县三里河等典型墓地中墓葬分区的特点,以及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的差别,表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到龙山文化时期更加突出。父系氏族社会内部家族之间、成员之间的分化,不但表现在贫富差别上,同时还表现出身份、地位和等级的不同。对劳动观念的转化,礼器的出现,应是阶级出现后的产物。临沂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的发现更表明社会上已经出现某一统治集团中某个阶层中的当权者一类人物。城的出现,无论是战争需要,还是统治需要,它的主要标志应是阶级对立的状况出现后的产物。水井的出现,地面房屋的出现和使用功能的分化,作为社会的重要变革,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标志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冶铜技术的发明,玉雕和制陶工艺的突出成就,反映了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有了较大发展和社会进一步分工的情况。玉钺、薄胎高柄陶杯等礼器显然是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为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已迈入了文明社会。
王锡平
K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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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
何德亮
齐鲁书社,Y:1993年11月
第218~228页
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就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周围地区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影响进行考察。综观山东龙山文化,无论农业生产还是手工业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型农具的使用和开掘水井技术的发明,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作物种类多样化,粮食产量也有很大增长,已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综合经济。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生产达到更高阶段,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发展。制陶、制玉业已达到很高水平,冶铜技术也开始出现,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巨大进步。建筑技术的飞跃进步,尤其是城防设施的迭次发现,是山东龙山文化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大大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产生的进程,最终导致了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材料深刻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已相当悬殊,氏族制度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到来的历史情况。处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山东龙山文化,尤其是一些先进发达的地区,已处于阶级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它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周围中原地区、辽东半岛以及南方诸原始文化产生积极影响。可见,山东龙山文化不仅在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德亮
K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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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文明起源初探
车广锦
第50~58页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每个元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途径,甚至存在不同的演进模式,因而对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应是就某一个文化区的考古学材料,在区系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文明起源的探索,然后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普遍规律。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60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了紧密衔接的文化谱系,这个文化谱系就是北辛文化、刘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一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表明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已经具备了对该“元”文明的起源途径进行探索的条件。作者通过对海岱地区连续发展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的分析,认为北辛文化时期是文明产生的基点,刘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则已经处于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古国时代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夏商周王朝时期则进入了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
车广锦
K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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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衰落原因
靳松安,赵新平
第1~7页
作者通过分析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手工业生产技术,认为山东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原地区。而这种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的普遍出现、连续成句的文字的出现、规格极高的大墓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贫富分化已经出现,阶级对立已经产生,进而认为这个时期文明已经产生。而对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中原地区直至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时期才进入文明时代。  山东龙山文化之后是岳石文化。从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都远远小于或落后于龙山文化。作者认为这种变化说明岳石文化可能不是由山东龙山文化正常发展而来,而是文化突变的结果。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今河道的变迁,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晚期,我国曾发生了一次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由于洪水的发生,黄河下游河道南移,耕地常年被淹,农业生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能正常进行,人们不得不逃往外地谋生,本来已经很发达的文明不得不被迫停止前进。山东龙山文化突变成岳石文化,族群人员大为减少,文化陷入低潮。而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由于受灾相对较小,生产发展仍能正常进行,最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靳松安
赵新平
K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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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
第47~58页
本文对包括景阳岗遗址在内的两组8座龙山文化城址及这两个古代文化中心的考古发现及特征进行了排比分析,并由此对蚩尤和逐鹿之战、穷桑、虞舜地望及五帝封泰山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冀鲁豫交汇地带具有国家产生的充分条件。首先,该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和北方三个势力集团最先接触与争夺的焦点,部族战争频繁。传说的蚩尤与炎帝的斗争,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都发生在这一地带。这些频繁激烈的不同族团的战争,往往在水患因素的作用下,给予原始氏族制度以巨大的冲击,成为国家产生的催化剂。其次,由于该地区自古水患严重,因此治理水患的需要,成为促使该地区由原始向文明过渡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还大胆地提出:即便现在还不知道教场铺和景阳岗龙山城中大小夯筑台址的功能,也不妨说它是两个古国之“都”。假如教场铺龙山城果真是虞舜之都,那么有虞确是个东夷古国,虞舜巳处于文明时代。
张学海
K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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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
吴汝祚
第13~20页
本文认为海岱地区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分布地,是东夷族的主要聚集地。作者对已发掘的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属于东夷族的遗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是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它的后期阶段更为明显。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产生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使手工业生产迅猛地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多,就有了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萌芽和阶级的对立。丧俗上出现了成组的礼器和棺椁,不仅说明了已有一定的礼制,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上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形式。城市的形成,出现了城乡分化,以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出现等等,都说明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阶段的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到龙山文化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吴汝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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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代文明的曙光:大汶口
孟宪武
河南人民出版社Y:1996年8月
第112~118页
大汶口文化是六十年代前后发现的分布在黄河下游、苏北一带的一支具有地方特色,发展水平高,分布范围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绝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大汶口文化直到晚期仍处于母系氏族制阶段,但它的内部已孕育着一些新的萌芽:父系家庭、私有制、贫富差别等,加上图画文字的产生,青铜文化的出现,足以证明它已踏近山东龙山文化的门槛,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曙光。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作者从以下几点进行了分析。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及经济形态的变化: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已可以生产出有相当数量剩余的粮食产品。畜牧业、手工业、制陶业也都十分发达。二、父系家庭的萌芽:这主要从墓葬方面来看。在大汶口墓地中出现了少量的男女合葬墓,这种合葬墓应是夫妻合葬墓,这反映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萌芽。因为这种合葬墓的数量还很少,故当时的社会并未进入父系氏族制社会。三、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死者的墓内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有的还随葬有猪头,这是夸耀财富的一种表示。四、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五、图画文字产生。六、青铜器出现,大汶口文化堡头村遗址出一件带孔雀绿色的骨凿,经化验含铜量0.099%,为铜所污染。以上几点分析说明,大汶口文化在我国原始社会的东方率先向文明时代起步,它是我国东方文明的曙光。
孟宪武
K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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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古国探索
张学海
第60~71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和古文献材料通过对东土古国的探索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东土国家的出现。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的活动中心,商人称此为人方,周人则叫东土。结合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分析,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已处在军事民主时期。东土自私有制出现到国家的诞生,大约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约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之末,进入古国时代,即文明时代。逐鹿之战和黄帝在穷桑“登帝位”,是东土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史开端的标志。第二、东土古国举例。首先作者说明了确认古国的基本条件。即:1、具有范围明确的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古国须有地盘和一定数量的人口。2、聚落群内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3、原始城市的存在,聚落群内具有比较明显的城乡分离格局。这三条关键是后两条,因为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分离,是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不具备这些特征。符合这两条之一的考古遗存,就是古国。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大汶口、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为古国,并对这4个古国的文化性质、地理位置、遗迹遗物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介绍。第三、古国的疆域。作者认为,古代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域,古国更是为此,但都有比较稳定的中心区。将古籍记载的部落范围和史前遗址分布状况综合考察,古国时代,古国的范围是很小的。这也是把具有一定规模的遗址群作为探寻古国的一个基本条件的理由。第四、五帝是黄河流域古国联盟的盟主,帝舜出自东方集团。作者据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认为五帝不同源,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也不先后相承。他们的身份类似春秋五霸,是古国时代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五帝除帝喾以外,都和东土势力有密切关系。帝舜出自东方集团。五帝作为盟主,他们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推进,对后来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正是五帝和这个联盟,为夏商周文明的形成,创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中华民族列宗列祖最早的祖先。
张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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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
刘 莉
第32~49页
本文用西方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四个有代表性的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墓葬中反映龙山时期的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行为方面的问题。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西方考古学的墓葬理论和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并认为分析社会分层和礼仪活动在研究墓葬时两者缺一不可。继而以墓圹大小、随葬品数量、二层台的使用情况、玉器及蛋壳陶杯的有无、猪头或猪下颌骨的有无与数量等制定山东龙山墓葬的等级分类标准,并以此标准逐个分析了鼍鼓、蛋壳陶杯、玉器、猪头或猪下颌骨、陶器及獐牙等在墓葬中的意义。然后具体分析了四个山东龙山文化墓地:山东临朐朱封墓地、胶县三里河墓地、诸城呈子墓地及泗水尹家城墓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一,龙山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十分普遍,但各地区略有不同。根据呈子墓地中的儿童厚葬,朱封、呈子及三里河墓地存在年代不同的大墓集中分布现象可推知世袭制已成为获取高层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不仅存在于一个聚落内不同的亲属集团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亲属集团的个人之间。多数墓地的最高等级墓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但三里河墓地相反,这说明龙山时期不是所有的社会集团中的女性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男性。其二,龙山墓地中虽然明显存在不同等级墓葬群之间的隔离现象,说明家族之间已经产生阶层分化;但属于同一家族的贵族与平民仍然聚集而葬在同一墓葬群,这可能是由于龙山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尚未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或者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见大型宗教建筑有关。其三,象征社会等级的贵族用品的远程交换,如鼍鼓、蛋壳陶杯等,或意味着墓主人生前为萨满,或者墓主人在社会中享有最高等级丧葬仪式或具有萨满性质。鼍鼓应是交换于地域高层酋长间的礼仪用品,蛋壳陶杯是贵族为了与同等级的社会集团首领建立结盟,或为了与低等级社会集团首领建立和巩固从属关系用作礼仪性交换物品,蛋壳陶杯的消失应与贵族集团的解体有关。其四,龙山时期祖先崇拜盛行,且一般是等级越高的墓葬周围有越多的祭祀性质的灰坑,说明死者的社会地位是导致其是否成为崇拜的祖先并享受后代祭祀的主要因素。其五,龙山时期人们得到神灵庇护的程度受某种血缘亲疏关系的影响,只有显贵者死后才可能成为神化的祖先并接受后代长期的、频繁的祭祀。龙山时期祖先崇拜的流行为社会阶层分化奠定了宗教基础,而这一原则在丧葬礼仪中进一步发展为礼制。本文的分析结果证明,不仅研究墓葬形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而且考虑到生存者在丧葬礼仪中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及其可能影响墓葬形制的物质遗存,这两种方法是相互补充的。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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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分析
于海广
第61~67页
本文分析了尹家城M4、M15、M126、M134、M138 和西朱封M1、M202、M203八座大墓的考古资料,认为在墓葬形制结构方面含有表示死者等级的意义。这个时期高规格的墓葬中,已经形成了规范、严格的埋葬制度;在随葬品方面,它们存在着一组礼仪性陶器,以蛋壳陶高柄杯为主要代表,另外还有鼎、甗、鬶、罐、盆、罍、杯等为其基本组合。在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上又往往以单数形式存在,成为一个重要特点。商周时期的礼器使用中,用数量多少来表示等级的制度,就可以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渊源;从葬式看,尹家城大墓的死者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而西朱封大墓则属正常埋葬。所有这些特征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于海广
K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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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岱文化消退的原因
田继宝
第528~534页
作者认为龙山文化在从中期向晚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踏上了一条逐渐衰变的路径。将龙山文化消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洪水,显然失之偏颇。新兴产业(青铜业)的出现是导致龙山文化消退的主要原因。社会生活需要的变化是导致龙山文化消退的一大因素。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龙山文化消亡的一个因素。
田继宝
K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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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
郎树德
36~41页转60页
作者首先简要的回顾了国内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继而着重讨论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作者认为,大地湾遗址在仰韶晚期时急剧增大,说明当时经济与人口的生产突然跃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聚落遗址的主要特点,其一是规模大,近百万平方米;其二是位于中心的F901房址据考古迹象推断是一座礼仪性建筑,四周为分布较均匀的居住区。其三是聚落的主体在山上。由此,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是城乡最初分化的开始,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作者认为在夏代以前,在发展较快的若干史前文化区的中心地带都产生了当地的古城古国,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造就了后来的夏商文明。这是古文化、古城古国、夏商文明三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这也许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条规律。在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方面,作者以为,在龙山文化时代,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址和金属就屡有发现。这些城址的产生不能完全归于军事原因,也不仅仅具有防御功能,它们应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具有多种职能。龙山时代并不是青铜的萌发阶段,在此之前青铜就已出现。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陶符以及良渚文化的玉符可以归属于最初的文字范畴。我国在三代之前还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在考古学上,这些众多的集团、部族与古文化古城古国研究成果正相吻合,它们说明三代之前我国存在着若干个具有一定文化特征和势力的政治集团实体。考古显示我国的龙山时代即为文明的肇始期。余论部分,作者指出甘肃东部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而该地区发现古城古国的前景是乐观的。同时,作者还认为青铜器、玉器的大量使用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似可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文末作者倡议应创立全面而完整的中国文明起源理论。
郎树德
K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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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甘肃古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郎树德
第57~63页
本文探讨甘肃古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和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从甘肃考古工作、文化分区和序列入手,对甘肃古文化作一概要的介绍,以便进一步分析和论述。甘肃原始农业为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老官台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甘肃的这一文化区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甘肃的原始农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甘肃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均在河旁阶地,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多为宽阔的河谷,海拔高度以大地湾最高,台地海拔为1470米;主要作物是黍和粟;伴随着农业的进步,畜牧业同步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基础中异常活跃的因素。从考古资料看,甘肃的农业与先进的关中、中原地区同步发展。我国长期以来是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之路,也必然具备封闭和农业带来的特殊性。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考古学观察,我们会发现原始农业在文明起源中的基础作用。从甘肃的考古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农业自身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剩余劳动和产品,刺激了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不断扩大和增加,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导致文明的到来。甘肃地区文明因素,如城址、金属、文字等的出现,为探讨甘肃文明起源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文章最后认为,五千年前的甘肃古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甘肃以其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为背景,在原始农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基础上,孕育创造了雏形城址和青铜器两大文明因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郎树德
K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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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远古文化与中华文明
雍际春,陈逸平
第78~81页
本文从天水地区西山坪遗址两个文化层、大地湾遗址三个文化层,师赵村遗址七期文化这些远古文化的考古线索中,认为天水文明在独立起源之后,到仰韶第二阶段,便同中原仰韶文化的产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些远古的文化发展线索还改写并重新奠定了甘肃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编年和发展序列,并清楚地展现了当地原始先民们在数千年间文化创造和发展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大地湾朱彩符号的发现,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天水地区在距今五千年以大地湾晚期文化为代表的有关遗存中,已清楚地透露出城乡分野、宫殿建筑、礼仪中心和原始崇拜等文明信息,结合其文明火花的闪现及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形态,并参考天水周围马家窑文化中已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以及有关墓葬中发现有无头或无肢的遗骸,甚至有些遗骸还带有伤痕或留有石镞等事实,认为,这一时期天水远古文化已进入父权制时代。天水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以其绚丽多彩的地区考古文化构成中国多源文化中心之一,它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甘肃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并填补了中华文明的某些空白。
雍际春
陈逸平
K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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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孙守道,郭大顺
第11~17页
本文以综合分析一批红山文化的玉器资料为基础,对红山文化给予重新认识,讨论龙在我国的起源和以龙的出现为一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来临的问题。作者认为:一、龙起源于原始社会。红山文化龙形玉和有关的兽形玉器群的发现,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二、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有关。三、龙的起源与诞生同原始农业密切相关。四、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作者还认为,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龙的起源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让人们看到了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文明时代的曙光。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或其他地区,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形。
孙守道
郭大顺
K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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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
1987年第1期
作者主要论述了辽西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及古长城遗存,绥中锚湾到北戴河金山嘴的秦汉宫殿性遗址群的三项重大文化史迹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概念。作者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是仰韶文化一支和红山文化一支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迹象。这是两种经济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更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互相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象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茫所披之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辽西战国时期燕长城是一项重要文化史迹,而比燕长城更早的,如发现于赤峰北英金河旁山岗上的,则属于一种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并行,可称做长城怕“原型”,它比明长城纬度高四度。自我中华民族早期,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需要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是关系民族存亡兴衰的大问题。而更深一层意义是,长城既是一个线的概念,又是一条带状的概念:既是第一道文明曙光的发源地,又是曾在一个时期(大约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经济文化上占有相当优势的地区。适逢其时,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刻,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带还经常起到稳定、缓冲的作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即辽西地区长城地带的多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曾起过特殊作用来看,辽西古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绥中锚湾到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秦汉宫殿性遗址群,两头临海石角间相距三、四十公里,规模之大,令人吃惊。史书记载秦始皇生前最后两次东巡到海边,确曾有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上述建筑群,从自然景观与宫殿布局确实符合“东门”或国门的设想。秦始皇东巡刻铭中心思想是宣扬天下一统,那么,这项由秦始皇创建、到汉武帝完成的纪念性大建筑群,似确具“国门”的性质,是秦汉统一大帝国的象征。
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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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归属——中国古代文明探源之一
李 民
第8~14页
本文指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和遗物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距离中原地区较远并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现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还要早些,与中原地区同一时代的文化相比较,在文化内涵上有着不少特色和差别。作者还将距今五千年以前的古代部落集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进入了国家阶段,第二种是在部落集团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缺乏种种必要的条件,其发展出现中断或中上状况,尚未进入国家时期就被另外的部落集团融合了,或突然消失了。第三种类型是部落集团本身没有发展到出现文字的阶段就消失了。认为牛河梁、红山嘴文化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其文化遗存的归属问题,以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而论,与文献记载的鸟夷有不少方面是契合的。它应是距今五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我国东北先民的一种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尚书》的《禹贡篇》等文献中关于辽西红山文化的有关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毕竟已露出了端倪。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参照,确实表明,辽西红山文化是古代文化发展中的一堆篝火。
李 民
K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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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流问题的新信息――<山海关外访古>之二
卜昭文
第44~45页
作者简单介绍了东山咀、牛河梁的考古发现。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认为辽西考古所获得的资料可使我国的文明史提前1000年。这个5000年前的“神秘王国”已具有国家的雏形,它已脱离原始社会而跨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作者引述苏秉琦教授的话说:“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这两种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看成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一个支系或地方变体。东山咀、牛河梁的新发现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是燕山南北古文化融合迸发出的‘火花’。迄今为止,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可以比拟的遗物和遗迹。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西考古新发现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解体或开始解体时期的面貌,它是否传达了中华文明源流问题的新信息。”东山咀、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赤峰地区出土的大玉龙,它们都与殷墟出土的玉龙和青铜器上的龙很相似,这可能是中国殷商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山海关外,辽河之滨的古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卜昭文
K8451
chi
CN
从红山文化的最新, 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何贤武
第70~72页
本文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应根据文明的实质去探讨。认为文明的实质,应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即由无阶级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社会。中国文明起源应是多元的。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不应仅仅着眼于王朝的建立,都市的兴建。作者还从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几个方面,运用大量考古资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发达,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红山文化时期手工业在全国同时代的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制陶业、制玉业都显示了红山先民高超精巧的技艺。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遗址中不止一处发现了金属冶炼的遗物,红山文化社会经济的进步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神的世界里出现主神和次神,人世间出现穷人和富人及拥有权势的首领和各种不同阶次的官员。在宗教信仰上,红山先民已度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进入了祖先崇拜,玉器的归属形式说明“礼”是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权力,玉器并有龙的图象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作者还指出,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遗址和墓地所见坛、庙、冢的结合及其反映的礼制和等级的出现,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多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可以说,龙山文化晚期,从喀左到建平一带的红山先民们已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为后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文明昌盛奠定了基础。
何贤武
K8452
chi
CN
史前金字塔·大型墓葬·最早的玉器――来自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最新报告
魏运亨,卜昭文
第25~26页
这是一篇关于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跟踪报道。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报道。第一,在牛河梁发现具有金字塔性质的巨型建筑。对于这个巨型建筑的功用,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猜测。第二,发现大批墓葬,中心大墓内有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从随葬物分析,这个男性可能是当时拥有相当权势的首领人物。第三,查海红山文化出土了8件玉器,其意义在于这些玉器是中国也是世界迄今已知的最早真玉器。它把中国用真玉的历史又提前了两个世纪。苏秉琦和闻广等专家认为,查海的玉器可能还不是中国最早的,在辽河流域应有更初期的玉器。他们还大胆推断:中国的玉器时代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是一同到来的。第四,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在民族起源、分期断代、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运亨
卜昭文
K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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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本文是作者于1991年8月在北京接受辽宁省阜新市政府采访的谈话。作者认为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之一。特征有两条,一是玉和龙,一是之字纹。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重建中国史前史,就是要回答中国从氏族到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转变的条件是什么,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水平是条件。氏族从发展到繁荣到超越氏族出现初期国家,经过大约二千年时间,就是从七、八千年到五、六千年,趋势是由北向南推进,海河以北是前段,海河以南是后段,查海属前段。查海的之字纹的演变序列与这一段历史文化发展有关系。中国文明起源从氏族到国家,在中原地区主要看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北方就是看之字纹陶器的演变。
苏秉琦
K8454
chi
CN
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
郭大顺
第4版
本文概述了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基本文化面貌。认为查海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7600±95年,时代虽然很早,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出土的方形房址规模都较大,每座房址内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配套,并成行排列,表现出每个生活、生产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以筒形罐为主要形式的陶器群,器类虽较简单,纹饰却复杂多变 。出土的龙纹陶片,采用浮雕手法,装饰纹样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玉器都是较成熟的造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真玉器之一。查海遗址的玉器工艺水平较为复杂,已有专门分工,使用者也都是等级身份较高的人物,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已导致社会分化。这同房址、陶器,特别是龙纹出现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的进步性是相一致的,这已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可称为“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前身之一。从查海遗址的文明起步,到红山文化早期国家的诞生,这2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辽西地区脉络比其他地区清晰,时代也早,这就进一步证明,辽西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起过“龙头”的作用。此外,查海遗址对东北亚古代文化渊源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郭大顺
K8455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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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作者首先论述了辽西在历史文化和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认为这里是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一万年以前在大凌河以北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发生了农业。接着是土地深翻。《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地带最先引起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七八千年前,大凌河流域也发生了土地大面积开垦,深翻土地,地表土一翻,沙土上来了,河水下来后,水土流失比黄土地带还要厉害。深翻土地导致生态平衡破坏。农业革命使人类登上了文明发展的台阶,同时也导致灾害,使人类遭了报应。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一千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这部交响乐高潮时,文明的重心转到晋南黄河边上来了,便是尧、舜、禹时代(洪水时代)。总之,大地开垦时期走在前头,文明曙光时期也走在前头。作者又论述了燕山南北地带,包括内蒙东部、辽宁西部、京津、河北北部、晋北等地的红山文化至燕文化的有关问题。作者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此外便是山西的陶寺为代表的晋文化的老根。“五帝”前期活动的中心是燕山南北。燕国的老根就在燕山。这一带古代属《禹贡》中的冀州。夏、商、周的中心是在河南(雍、豫)。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四千年前,赤峰英金河北岸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带,即是长城雏形。这是大国出现的标志。这里是《禹贡》九州之首。过去说《禹贡》九州是战国以后的事情,现在看,大部分都属商周以前。作者还提出:赤峰地区的文化特点在于民族杂居,文化交错。牛河梁的庙、坛、冢是礼制建筑,这是个重要地区,而赤峰北部的阿旗一带,也是一个重要地方。在这里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红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错,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罐,代表着礼仪重器,与其他地区青铜礼器同等重要。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文化的老根,红山文化则是燕的老祖宗。
1993年增刊;
第130~131页
苏秉琦
 

作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