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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纪要
发布时间:2017-12-0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王森 钟舒婷 等    点击率:
  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举办,本期沙龙以“观质于文:出土文献与历史考古研究”为题,以时代分为先秦和秦汉以来上、下两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中兴大学等单位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师生到场参与。


沙龙海报(一)


沙龙海报(二)

  沙龙一开始,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说明了本期沙龙主题,介绍了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益飞博士合作召集此次沙龙的初衷。认为在进入历史阶段后,考古材料的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而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具有文字的材料,是研究古代文化最为直接自明的材料。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以实物资料为出发点,提出并讨论历史问题,参与历史图景的构建,出土文献的研究应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历史考古学者最理想的状态是能综合运用实物材料、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而能掌握各自的长短分寸以进行研究,并发挥孔子“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来阐释主题。


王煜副教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裕商教授带来了题为“孔传本古文《尚书》新考”的学术报告,为沙龙拉开帷幕。

  东晋初年豫章太守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其真伪问题,自古至今,争论颇多。自清华简刊布以来,以其中的《尹诰》、《傅说之命》与梅本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和《说命》相对照,后者非先秦古籍已为学人所共知,但前者多出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其他篇章尚未有新发现的先秦古籍以确定其真伪。彭裕商教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根据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和清华简的有关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彭教授首先讨论了以今文读古文《尚书》的问题,根据传世文献对孔子壁中书的记载以及出土秦汉简帛的字体特征,彭教授认为秦统一文字后,由于秦法严苛,汉初人已不识六国古文了。所以当时人以今文与孔壁古文相对读,能搞清楚的也只能是当时流行的今文《尚书》里有的篇章,至于多出的十多篇也就不识其字了。即古文家所传古文《尚书》,其篇目也与当时流行的今文《尚书》相同,由于不识古文,所以当时的学者们无法将多出的十多篇壁中古文《尚书》隶古定为今文而流传于世,以至东汉时又复归散佚。

  接着,彭教授讨论了梅本古文《尚书》多出的篇目问题。关于孔壁古文《尚书》多出伏生所传金文《尚书》的篇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十六篇,二为梅本古文《尚书序》所言的“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彭教授认为郑玄所举二十四篇十六卷,只有篇题,没有正文,篇题是根据《书序》对照出来的,至于多出的正文,由于没有可供对照的今文文本,故无法释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此“十六篇”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而梅本多出的二十五篇均有正文,其与清华简相同篇目进行对照,证明其并非先秦典籍,故“二十五篇”之数不足凭信。

  最后,彭教授又讨论了《书序》的年代问题。彭教授首先梳理了历代学者关于《书序》年代的不同观点,并结合清华简资料,认为《书序》的年代是较早的,至迟当成于秦焚书以前,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由于典籍记载孔壁古文《尚书》中没有《书序》,且清华简中类似《尚书》的篇章也未发现《书序》一类的文字,因此不能断定其时是否已有《书序》。陈梦家先生认为《史记》所引的四十五个序要早于其他的序,其说可商。《说命序》不见于《史记》所引,但其所述《说命》的篇数却与清华简相合,不能说是晚出的补充之作。

  彭教授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就《尚书》的篇章分合、出土文献史料的正确使用、出土文献语言学角度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


彭裕商教授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以《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为题进行了上午第二场报告。

  冯时教授首先讨论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指出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解释历史问题,同时考古学也要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然而我们只是利用了可见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古人所用比我们见到的多得多。因此,我们又要将考古学与文献相结合。

  之后,冯教授利用青铜器铭文记载,考论了周初二伯及其伯老制度。认为周初二伯为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以陕原县为界限,陕原以东地区归周公掌管,召公掌管以西地区。两人地位相当高,是百官之长。文献材料对这件事也有记载,有过梳理。而冯教授则根据西周的直接史料,即铭文记载进行论述。首先,他指出《太保簋》铭文“王降正命于太保”之中的“正”并不是“征伐”之“征”,而应读为“政”。整句话即成王让太保为政。因此,周王初设二伯的时间当在成王初年,至少应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成王也并非文献记载在襁褓中,但年纪也不会太大。但平定三监之乱的人并非召公,而是周公。《保卣》中“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的“及”则是“参与”之意。这也从侧面说明召公并未掌管东方。而关于周公掌管东方的记载,冯时教授则以《禽簋》为例,“王伐盖侯”、“周公谋”,即作战方案由周公决定,这体现出周公身为二伯之一其职守范围在东方。但周公在成王早期就去世了,二伯只剩下召公。因此,成王又受命毕公掌管东方,成王中后期周公去世后毕公接替周公掌管东方,见于毕公簋。成王晚期毕公死后,毕公儿子接替毕公统领东方诸侯,《尚书•顾命》中有记载。冯教授接着指出,这时候的二伯已与周、召二人执政时不同,由于召公年高位尊,因此可以说是召公一人当政。

  铭文梳理之后,冯教授又以铭文词例为例论证二伯制度。周王“遹省”,即视察全国,这个词只能“王”用。只是省视公族,则称“大省”。大臣“省”则称“省”。冯教授指出,金文中有“公隹省东”,超出了一般大臣的“省”却不及王“省”的范围。

  冯时教授讲演结束后,大家也积极参与讨论。有老师提出,《太保簋》铭文中“虘”字何解,冯教授指出,这是个句首语气词。又有老师指出,太保掌管西方,而为什么山东地区会出现太保器。冯教授认为,这可能是该家族的采地,已定居此处,因此会出现太保器。又有同学提出,金文中多有相似的词语出现,如“反”、“还”、“来”等,这些词是否有区别?冯教授指出,虽然它们看似意思相近,实则不同,用法并不一样,不能替代使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冯时教授

  下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益飞博士以《西周金文中的仪礼》为主题作学术报告。

  报告结合几篇重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对西周时期的纳征礼、册命礼以及朝聘礼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就周穆王礼制改革的历史内涵作了简要概述。

  黄益飞博士首先对礼的内涵作了辨析,认为礼既包括形而上层面的礼义、礼旨等,而形而下即操作层面也至少包括礼程、礼物和礼仪三个方面。古礼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形而上的层面,也要研究形而下的层面,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礼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接着,黄博士结合西周穆王时期匍盉(雁形盉)铭文的记载,对西周纳征礼的礼物如“麀币”“韦两”等文化内涵作了分析。此外黄博士还论证了礼物的颜色以及雁形盉本身的形制所表达的文化涵义。

  继之,他以西周晚期的颂鼎为例,对西周册命礼中的朝仪作了解析。古代的朝仪包括朝位和仪程两方面,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朝位。册命礼仪中的朝位,就是王、受命者、右者、秉册史官、宣命史官所立的位置。册命礼是在宗庙举行的,他认为,在册命礼中,王应在太室屋南壁户牖之间背靠黼扆面朝南站立。受命者入庙、上堂,在堂中庭向北站立。右者即上摈,负责从庙门前引导受命者从东侧(右侧)的台阶进入庙中。黄博士认为,秉册史官和宣命史官的位置及受命者从哪一侧上堂,都可能在东周时期发生过变化。

  然后,黄博士结合霸伯盂的记载分析了西周的朝聘礼。他认为霸伯盂记载了两天举行的两场礼仪,第一天是宾主会面,第二天才是朝聘正礼。第一天的礼包括伯老赏馈、霸伯拜谢及回赠等仪节,第二天的朝聘正礼则包括聘享、饗宾、还玉及赠贿、郊行赠币等内容。他还对礼仪中一些具体物件的使用作了分析,如虎皮、鱼皮的馈赠礼仪、朝向,以及献圭、还玉等仪节及礼义等。他认为霸伯盂所载的朝聘礼与《仪礼•聘礼》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反映了时代差异。

  最后,黄博士对周穆王时代的礼制变革作了概括。相对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在青铜器上表现的明显的延续性,西周穆王以后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和组合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乐制则由西周早期的三件器组发展为宫、角、徵、羽为音律搭配的四件组乐悬制度。赏赐物也从西周早期的以贝、金为主发展为以皮、马、玉、帛为主,已接近礼书中说的六币。霸伯盂所载的聘礼反映了这种变化。

  黄博士还认为,此前学术界多认为匍盉铭文可能和聘礼有关,但是匍盉的礼仪程序以及赠送的礼物等都和同属穆王时期霸伯盂所记的聘礼截然不同。可以说,霸伯盂铭文是匍盉聘礼说的坚强反证。


黄益飞博士

  报告结束之后,霍巍教授指出,黄博士能够依据稀少的资料,将繁复的西周礼仪作出非常具体的复原,并以小见大,从青铜铭文的个案研究看到西周时期文化变迁的大问题,很有启发性。他更进一步结合自身对于唐番会盟问题的研究经验指出,礼仪研究对于理解古代历史非常重要。


霍巍教授

  接下来,刘卓异博士作了以师兑簋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善斋旧藏“师兑簋”盖铭辨伪、《殷周金文集成》编号4319“三年师兑簋”拓本的来源、簋铭涉及的师龢父与共伯和的关系。

  首先,关于善斋旧藏“元年师兑簋”盖铭辨伪的问题,元年师兑簋中的簋(二)只有刘体智收藏过,后来下落不明,《集成》收为4274。首先结合网上刊出簋(二)盖铭的原拓本照片,对4274.1和4274.2两张拓片,到底哪一个是盖铭,哪一个是器铭,作了分辨。4274.1当为器铭,4274.2为盖铭。

  弄清楚器铭和盖铭分别对应的拓片,可进一步讨论师兑簋盖的辨伪问题。容庚、陈梦家等学者早已怀疑簋(二)的盖铭作伪。将簋(二)盖铭(《集成》4274.2)与簋(二)器铭、簋(一)器铭及盖铭相比,发现字体差异明显,而且4274.2的铭文行款布局上也比较奇怪。因此,基本可认定《集成》4274.2所录盖铭为伪,并进一步分析了作伪的原因。

  接着讨论《集成》4319拓片的来源问题。《集成》4319著录的是三年师兑簋(二)的器铭。相传三年师兑簋有三件拓本,或认为分属于三器,但目前仅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刘博士认为,《集成》将其中两拓认为一器的器铭和盖铭,编号为4318,是正确的,而另一拓单独编号则可讨论。仔细比对4319拓片和4318.1器铭拓片,发现两者在字形、行款、间距、相对位置、斑点等均完全一致,基本可认定4319实际上与4318.1同出于一器。此外,王献唐曾指出,三年师兑簋曾有铜锈没有剔除干净时的铭文拓片,并且罗振玉就曾将清晰度不同的拓片误为二器。因此得出结论,4319与4318.1当为同一铭文的不同拓本,而非出自另一个三年师兑簋,《集成》此编号当删去。

  最后讨论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中都提到的“师和父”,跟文献记载的“共伯和”是否有关联。《史记》载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周公、召公共同摄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后来学者据《竹书纪年》指出“共和”当指“共伯和”。清华简《系年》也记载了“共伯和”执政,与《竹书纪年》等记载相合,当为事实。

  关于共伯和,学界曾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西周金文中的伯和父就是共伯和;二、金文中的师和父就是共伯和;三、共伯和就是司马共;四、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刘博士在分析后认为,后两种观点可以排除。至于共伯和是否就是金文所见的伯龢父、师龢父,可以考虑。从师龢父行藉田礼,伯龢父用“若曰”,以及共伯和之和与龢父均为字等方面分析,认为三者可能是指同一个人。

  刘博士报告结束后,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卓异博士

  2017年11月12日,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下)于四川大学藏研所会议室举行。来自武汉大学的胡鸿副教授进行了首场报告,题目是《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

  发言伊始,胡鸿老师先介绍了“历史书写”研究中存在的两种路径及其区别。他指出,在对材料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外,文本载体的物质形制也值得关注。就此,他举鄂尔浑突厥碑铭与溪州铜柱为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胡鸿老师首先介绍了鄂尔浑突厥碑铭的大致信息与古突厥鲁尼文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石碑上碑文的书写方式与石碑的形制、摆放位置等,对唐和突厥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除碑铭之外,石碑本身也对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重要意义。

  随后,胡鸿老师又介绍了溪州铜柱的所立缘由与大致背景,并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梳理。他指出,尽管溪州铜柱铭文言明马援为当地马氏之祖先、该铜柱是仿效马援铜柱而立,但马援铜柱是否真实存在依旧存疑,溪州铜柱对马援铜柱也只是一种理念上的附会,而非形制与技术上的模仿。在对唐代的其他金属柱进行考察后,胡鸿老师指出唐代有立柱记功的风尚,也存在着制作溪州铜柱的技术背景。溪州铜柱的外形与武则天天枢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更可能是参考了佛教经幢。溪州铜柱在形制与内涵上存在着两种意义的模仿,对于理解该铜柱来说,区分这两者尤为重要。

  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针对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煜老师首先指出汉代也有立柱,马援铜柱的大背景或可值得研究。郭硕老师注意到天枢工人的西域身份,并就这一问题与胡鸿老师进行了交流。仇鹿鸣老师认为,溪州铜柱与天枢在文化上仍很疏远,两者可能一为精英传统,一为工匠传统。游逸飞老师则认为大历史背景下的书写这一视角值得注意,而铜柱的文字传统与工匠传统仍然有待考察。黄桢老师对报告中提到的阙特勤碑的摆放方式提出了疑问,并与胡鸿老师进行了交流。


胡鸿副教授

  接下来,台湾中兴大学的游逸飞博士带来报告——《郡县、族群、与宗教-从里耶秦简看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游逸飞博士首先提出在里耶秦简中寻找秦始皇,从里耶秦简的发掘与研究状况出发,结合实地考察,他认为透过迁陵县这一个案研究,可以了解秦代政府如何通过郡制控制边疆,从而窥见秦代政府与东方六国遗民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里耶秦简的数据统计,指出洞庭郡迁陵县的戍卒与官吏,目前可考者均为外郡人,由此,他认为这些秦吏都是“深山里的外来移民”,从考古学上看,这些外地人与迁陵县本地的文化也有较大差别。通过里耶秦简详细统计了迁陵县的人口规模,进一步讨论了秦帝国如何统治本地的情况。比如里耶户籍简K27中“荆不更”是楚地文化与秦爵制的结合,同时,他还对里耶秦简16-950中“新黔首”是被征服的本地人提出疑问,认为其可能并不包含在里耶秦简的户口统计之内。另外,游逸飞博士对迁陵县城的使用情况作了简单考察,指出东汉时期,位于深山中的县城治所普遍向下游平原迁移,反映了东汉对湖南的控制力大为减弱。

  游逸飞博士进一步以里耶8-461“秦更名方”为核心,重点解读秦始皇“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让我们感受到书同文的统治力度。如“故皇今更如此皇”的改动,表明七国文字、异体字、甚至相异的笔画都是秦始皇统一的目标。而在语言、国界、避讳、名号、宗教等方面,“秦更名方”都有详细的规定。

  而在“秦更名方”的基础上,游老师详细讨论秦始皇的宗教秩序。梳理秦始皇郡县宗庙的脉络并结合湖南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发现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属县普立泰上皇庙,用以祭祀秦始皇之父。里耶秦简记载了迁陵县吏的“行庙”活动,此“庙”很可能就是泰上皇庙。这可能就是汉代郡国庙的前身。而里耶8-461“秦更名方” :“天帝观献曰皇帝观献”,说明秦始皇当时祭祀皇帝的仪式,沿袭了天帝祭祀的仪式,皇帝可以等同甚至取代天帝。而在祭祀上,泰上皇庙及秦始皇庙则使用了天帝祠庙的祭祀仪式。

  最后,游逸飞博士对上述讨论做一小结,指出在秦始皇的天下秩序中,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皇帝的神权无远弗届,直至天边;不管语言、文字、思想还是度量衡,都要统一;皇帝对六国遗民的箝制,更是直达于僻处南荒的深山小县迁陵;秦始皇对政府与社会的极度控制,是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同学针对简牍中提到的爵位、迁陵县的行政建制以及迁陵古城与墓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游逸飞博士

  下半场第三场报告人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硕博士,报告题目为《中古源氏的郡望变迁与身份认同》。

  郭硕老师指出,中古源氏这一案例研究缘于他对于中古胡族子孙下落的一个思考。从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来看,从北魏到唐代,源氏的籍贯多有龃龉、变动之处。他从《魏书》对源氏的记载追溯,发现从南凉时期到北魏,由于政治上的缘故,源氏族人对自身族系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无意识地选择和修改,以更好地融入北魏的历史。孝文帝迁洛后,源氏错失了参与改革的机会。直到北魏分裂,源氏入齐,籍贯又一次转变。唐以后,源氏的郡望固定为河南洛阳,而这一籍贯是实际居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还需深入界定。郭老师认为,在源氏籍贯的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源氏对自己曾经的郡望从模糊到清晰再到遗忘,直到唐代以后,“源”作为虏姓的特殊意义逐渐消退,名存实亡。

  在报告结束后,胡鸿老师提出,源氏的两个郡望具有相同意义,即都是都城。他也认为,墓志书写者不一定有清晰的知识体系,也许是表达的习惯问题造成了表述上的差异。游逸飞老师认为不应只局限在源氏,应该广泛收集当时的其他家族的墓志作为参考。仇鹿鸣老师非常赞同郭硕老师对于柳芳《氏族论》的引用,认为柳芳的观点主要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情况。同时他对郭硕老师最后的结论提出一些修正。黄桢老师补充指出,孝文改革后,北魏对于郡望的安排有朝廷规划在其中,他认为源氏与凉州的关系可能也是一种既定构想。


郭硕博士

  下半场最后一场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副教授,题目是《石刻之中所见安史之乱》。

  仇鹿鸣老师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他指出,以往的汉唐史研究要面临传统文献不足的问题,而近年来由于盗掘等原因,墓志等出土文献的数量激增。在当下的出土文献研究热潮中,学者应当反思如何从墓志研究中汲取资料、如何向材料发问。仇鹿鸣老师将墓志的研究方法分为萃取法和选优法,他认为,被频繁使用的墓志多是在正史中有传的人物的墓志。该报告恰是想从一般士人乃至中下层百姓的角度来审视墓志中所包含的信息。

  仇鹿鸣老师对安史之乱时期的唐代墓志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指出其中有过度理解的错漏之处,即墓志中是否有“微言大义”存在的问题。他通过现有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反驳,认为过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墓志书写的格套化和随意性。他又以墓志志盖和志题内容的差异比较进一步说明,我们看到的墓志,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执笔,他们不一定有非常高的文化水平,不一定有所谓“春秋笔法”的意识。墓志中的微言大义是否为现代人强加,是需要谨慎理解的。而仇鹿鸣老师利用另外两个墓志论述当时存在一种用干支纪年取代安史年号的情况,这往往是一流文人撰写的墓志,确实反映了褒贬之意。 

  同时,墓志中的年号使用情况还反映出时人对于玄宗和肃宗的认同程度。他还通过不同年号的使用情况修正了文献中对于史思明改元以及史思明归唐的时间记载,又结合墓志中对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时期燕政权的不同称呼深入反思燕内部构造的变化。

  最后仇鹿鸣老师认为,我们目前对于安史之乱的印象往往来自于唐代官方文献的观念。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当时人的当代史观念,而通过墓志更能接近或是更能清楚地看到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状态和时代变局带来的影响。


仇鹿鸣副教授

  报告结束之后,王煜老师提出考古材料对文献材料如何回应的问题,从考古的角度进行反思。胡鸿老师则通过仇鹿鸣老师的报告认识到学者应该注意区别文本中的有意与无意,避免推测过度的情况。郭硕老师从制作墓志的石料取材的角度提出问题,仇鹿鸣老师回应认为石料主要是就近取材,大型的碑可能从较远地方运来。


沙龙讨论现场

  沙龙最后,王煜老师作了简单总结,认为出土文献材料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材料,其既有文献材料,也有实物材料的属性,既有文献材料的文字、训诂、版本和写作等问题,也有实物材料的制作、形制、使用和功能等问题,二者不可偏废。最困难也是最精彩的研究应该是能从这两个乃至多个方面和角度全面提取信息而充分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直面历史问题的综合研究。既能取各方之长,又能守各方之度,本期沙龙中的报告和讨论都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示范或探索。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

整理者:王森、钟舒婷、邹家兴、韩文博、宋文菲、张官鑫、张雨怡
摄影:吕宁晨、李孟雅、祝铭
核对: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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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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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举办,本期沙龙以“观质于文:出土文献与历史考古研究”为题,以时代分为先秦和秦汉以来上、下两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台湾中兴大学等单位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师生到场参与。


沙龙海报(一)


沙龙海报(二)

  沙龙一开始,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说明了本期沙龙主题,介绍了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益飞博士合作召集此次沙龙的初衷。认为在进入历史阶段后,考古材料的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而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具有文字的材料,是研究古代文化最为直接自明的材料。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以实物资料为出发点,提出并讨论历史问题,参与历史图景的构建,出土文献的研究应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历史考古学者最理想的状态是能综合运用实物材料、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而能掌握各自的长短分寸以进行研究,并发挥孔子“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来阐释主题。


王煜副教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裕商教授带来了题为“孔传本古文《尚书》新考”的学术报告,为沙龙拉开帷幕。

  东晋初年豫章太守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其真伪问题,自古至今,争论颇多。自清华简刊布以来,以其中的《尹诰》、《傅说之命》与梅本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和《说命》相对照,后者非先秦古籍已为学人所共知,但前者多出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其他篇章尚未有新发现的先秦古籍以确定其真伪。彭裕商教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根据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和清华简的有关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彭教授首先讨论了以今文读古文《尚书》的问题,根据传世文献对孔子壁中书的记载以及出土秦汉简帛的字体特征,彭教授认为秦统一文字后,由于秦法严苛,汉初人已不识六国古文了。所以当时人以今文与孔壁古文相对读,能搞清楚的也只能是当时流行的今文《尚书》里有的篇章,至于多出的十多篇也就不识其字了。即古文家所传古文《尚书》,其篇目也与当时流行的今文《尚书》相同,由于不识古文,所以当时的学者们无法将多出的十多篇壁中古文《尚书》隶古定为今文而流传于世,以至东汉时又复归散佚。

  接着,彭教授讨论了梅本古文《尚书》多出的篇目问题。关于孔壁古文《尚书》多出伏生所传金文《尚书》的篇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十六篇,二为梅本古文《尚书序》所言的“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彭教授认为郑玄所举二十四篇十六卷,只有篇题,没有正文,篇题是根据《书序》对照出来的,至于多出的正文,由于没有可供对照的今文文本,故无法释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此“十六篇”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而梅本多出的二十五篇均有正文,其与清华简相同篇目进行对照,证明其并非先秦典籍,故“二十五篇”之数不足凭信。

  最后,彭教授又讨论了《书序》的年代问题。彭教授首先梳理了历代学者关于《书序》年代的不同观点,并结合清华简资料,认为《书序》的年代是较早的,至迟当成于秦焚书以前,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由于典籍记载孔壁古文《尚书》中没有《书序》,且清华简中类似《尚书》的篇章也未发现《书序》一类的文字,因此不能断定其时是否已有《书序》。陈梦家先生认为《史记》所引的四十五个序要早于其他的序,其说可商。《说命序》不见于《史记》所引,但其所述《说命》的篇数却与清华简相合,不能说是晚出的补充之作。

  彭教授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就《尚书》的篇章分合、出土文献史料的正确使用、出土文献语言学角度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


彭裕商教授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以《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为题进行了上午第二场报告。

  冯时教授首先讨论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指出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解释历史问题,同时考古学也要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然而我们只是利用了可见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古人所用比我们见到的多得多。因此,我们又要将考古学与文献相结合。

  之后,冯教授利用青铜器铭文记载,考论了周初二伯及其伯老制度。认为周初二伯为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以陕原县为界限,陕原以东地区归周公掌管,召公掌管以西地区。两人地位相当高,是百官之长。文献材料对这件事也有记载,有过梳理。而冯教授则根据西周的直接史料,即铭文记载进行论述。首先,他指出《太保簋》铭文“王降正命于太保”之中的“正”并不是“征伐”之“征”,而应读为“政”。整句话即成王让太保为政。因此,周王初设二伯的时间当在成王初年,至少应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成王也并非文献记载在襁褓中,但年纪也不会太大。但平定三监之乱的人并非召公,而是周公。《保卣》中“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的“及”则是“参与”之意。这也从侧面说明召公并未掌管东方。而关于周公掌管东方的记载,冯时教授则以《禽簋》为例,“王伐盖侯”、“周公谋”,即作战方案由周公决定,这体现出周公身为二伯之一其职守范围在东方。但周公在成王早期就去世了,二伯只剩下召公。因此,成王又受命毕公掌管东方,成王中后期周公去世后毕公接替周公掌管东方,见于毕公簋。成王晚期毕公死后,毕公儿子接替毕公统领东方诸侯,《尚书•顾命》中有记载。冯教授接着指出,这时候的二伯已与周、召二人执政时不同,由于召公年高位尊,因此可以说是召公一人当政。

  铭文梳理之后,冯教授又以铭文词例为例论证二伯制度。周王“遹省”,即视察全国,这个词只能“王”用。只是省视公族,则称“大省”。大臣“省”则称“省”。冯教授指出,金文中有“公隹省东”,超出了一般大臣的“省”却不及王“省”的范围。

  冯时教授讲演结束后,大家也积极参与讨论。有老师提出,《太保簋》铭文中“虘”字何解,冯教授指出,这是个句首语气词。又有老师指出,太保掌管西方,而为什么山东地区会出现太保器。冯教授认为,这可能是该家族的采地,已定居此处,因此会出现太保器。又有同学提出,金文中多有相似的词语出现,如“反”、“还”、“来”等,这些词是否有区别?冯教授指出,虽然它们看似意思相近,实则不同,用法并不一样,不能替代使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冯时教授

  下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益飞博士以《西周金文中的仪礼》为主题作学术报告。

  报告结合几篇重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对西周时期的纳征礼、册命礼以及朝聘礼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就周穆王礼制改革的历史内涵作了简要概述。

  黄益飞博士首先对礼的内涵作了辨析,认为礼既包括形而上层面的礼义、礼旨等,而形而下即操作层面也至少包括礼程、礼物和礼仪三个方面。古礼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形而上的层面,也要研究形而下的层面,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礼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接着,黄博士结合西周穆王时期匍盉(雁形盉)铭文的记载,对西周纳征礼的礼物如“麀币”“韦两”等文化内涵作了分析。此外黄博士还论证了礼物的颜色以及雁形盉本身的形制所表达的文化涵义。

  继之,他以西周晚期的颂鼎为例,对西周册命礼中的朝仪作了解析。古代的朝仪包括朝位和仪程两方面,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朝位。册命礼仪中的朝位,就是王、受命者、右者、秉册史官、宣命史官所立的位置。册命礼是在宗庙举行的,他认为,在册命礼中,王应在太室屋南壁户牖之间背靠黼扆面朝南站立。受命者入庙、上堂,在堂中庭向北站立。右者即上摈,负责从庙门前引导受命者从东侧(右侧)的台阶进入庙中。黄博士认为,秉册史官和宣命史官的位置及受命者从哪一侧上堂,都可能在东周时期发生过变化。

  然后,黄博士结合霸伯盂的记载分析了西周的朝聘礼。他认为霸伯盂记载了两天举行的两场礼仪,第一天是宾主会面,第二天才是朝聘正礼。第一天的礼包括伯老赏馈、霸伯拜谢及回赠等仪节,第二天的朝聘正礼则包括聘享、饗宾、还玉及赠贿、郊行赠币等内容。他还对礼仪中一些具体物件的使用作了分析,如虎皮、鱼皮的馈赠礼仪、朝向,以及献圭、还玉等仪节及礼义等。他认为霸伯盂所载的朝聘礼与《仪礼•聘礼》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反映了时代差异。

  最后,黄博士对周穆王时代的礼制变革作了概括。相对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在青铜器上表现的明显的延续性,西周穆王以后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和组合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乐制则由西周早期的三件器组发展为宫、角、徵、羽为音律搭配的四件组乐悬制度。赏赐物也从西周早期的以贝、金为主发展为以皮、马、玉、帛为主,已接近礼书中说的六币。霸伯盂所载的聘礼反映了这种变化。

  黄博士还认为,此前学术界多认为匍盉铭文可能和聘礼有关,但是匍盉的礼仪程序以及赠送的礼物等都和同属穆王时期霸伯盂所记的聘礼截然不同。可以说,霸伯盂铭文是匍盉聘礼说的坚强反证。


黄益飞博士

  报告结束之后,霍巍教授指出,黄博士能够依据稀少的资料,将繁复的西周礼仪作出非常具体的复原,并以小见大,从青铜铭文的个案研究看到西周时期文化变迁的大问题,很有启发性。他更进一步结合自身对于唐番会盟问题的研究经验指出,礼仪研究对于理解古代历史非常重要。


霍巍教授

  接下来,刘卓异博士作了以师兑簋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善斋旧藏“师兑簋”盖铭辨伪、《殷周金文集成》编号4319“三年师兑簋”拓本的来源、簋铭涉及的师龢父与共伯和的关系。

  首先,关于善斋旧藏“元年师兑簋”盖铭辨伪的问题,元年师兑簋中的簋(二)只有刘体智收藏过,后来下落不明,《集成》收为4274。首先结合网上刊出簋(二)盖铭的原拓本照片,对4274.1和4274.2两张拓片,到底哪一个是盖铭,哪一个是器铭,作了分辨。4274.1当为器铭,4274.2为盖铭。

  弄清楚器铭和盖铭分别对应的拓片,可进一步讨论师兑簋盖的辨伪问题。容庚、陈梦家等学者早已怀疑簋(二)的盖铭作伪。将簋(二)盖铭(《集成》4274.2)与簋(二)器铭、簋(一)器铭及盖铭相比,发现字体差异明显,而且4274.2的铭文行款布局上也比较奇怪。因此,基本可认定《集成》4274.2所录盖铭为伪,并进一步分析了作伪的原因。

  接着讨论《集成》4319拓片的来源问题。《集成》4319著录的是三年师兑簋(二)的器铭。相传三年师兑簋有三件拓本,或认为分属于三器,但目前仅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刘博士认为,《集成》将其中两拓认为一器的器铭和盖铭,编号为4318,是正确的,而另一拓单独编号则可讨论。仔细比对4319拓片和4318.1器铭拓片,发现两者在字形、行款、间距、相对位置、斑点等均完全一致,基本可认定4319实际上与4318.1同出于一器。此外,王献唐曾指出,三年师兑簋曾有铜锈没有剔除干净时的铭文拓片,并且罗振玉就曾将清晰度不同的拓片误为二器。因此得出结论,4319与4318.1当为同一铭文的不同拓本,而非出自另一个三年师兑簋,《集成》此编号当删去。

  最后讨论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中都提到的“师和父”,跟文献记载的“共伯和”是否有关联。《史记》载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周公、召公共同摄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后来学者据《竹书纪年》指出“共和”当指“共伯和”。清华简《系年》也记载了“共伯和”执政,与《竹书纪年》等记载相合,当为事实。

  关于共伯和,学界曾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西周金文中的伯和父就是共伯和;二、金文中的师和父就是共伯和;三、共伯和就是司马共;四、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刘博士在分析后认为,后两种观点可以排除。至于共伯和是否就是金文所见的伯龢父、师龢父,可以考虑。从师龢父行藉田礼,伯龢父用“若曰”,以及共伯和之和与龢父均为字等方面分析,认为三者可能是指同一个人。

  刘博士报告结束后,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卓异博士

  2017年11月12日,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七期(下)于四川大学藏研所会议室举行。来自武汉大学的胡鸿副教授进行了首场报告,题目是《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

  发言伊始,胡鸿老师先介绍了“历史书写”研究中存在的两种路径及其区别。他指出,在对材料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外,文本载体的物质形制也值得关注。就此,他举鄂尔浑突厥碑铭与溪州铜柱为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胡鸿老师首先介绍了鄂尔浑突厥碑铭的大致信息与古突厥鲁尼文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石碑上碑文的书写方式与石碑的形制、摆放位置等,对唐和突厥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除碑铭之外,石碑本身也对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重要意义。

  随后,胡鸿老师又介绍了溪州铜柱的所立缘由与大致背景,并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梳理。他指出,尽管溪州铜柱铭文言明马援为当地马氏之祖先、该铜柱是仿效马援铜柱而立,但马援铜柱是否真实存在依旧存疑,溪州铜柱对马援铜柱也只是一种理念上的附会,而非形制与技术上的模仿。在对唐代的其他金属柱进行考察后,胡鸿老师指出唐代有立柱记功的风尚,也存在着制作溪州铜柱的技术背景。溪州铜柱的外形与武则天天枢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更可能是参考了佛教经幢。溪州铜柱在形制与内涵上存在着两种意义的模仿,对于理解该铜柱来说,区分这两者尤为重要。

  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针对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煜老师首先指出汉代也有立柱,马援铜柱的大背景或可值得研究。郭硕老师注意到天枢工人的西域身份,并就这一问题与胡鸿老师进行了交流。仇鹿鸣老师认为,溪州铜柱与天枢在文化上仍很疏远,两者可能一为精英传统,一为工匠传统。游逸飞老师则认为大历史背景下的书写这一视角值得注意,而铜柱的文字传统与工匠传统仍然有待考察。黄桢老师对报告中提到的阙特勤碑的摆放方式提出了疑问,并与胡鸿老师进行了交流。


胡鸿副教授

  接下来,台湾中兴大学的游逸飞博士带来报告——《郡县、族群、与宗教-从里耶秦简看秦始皇的天下秩序》。

  游逸飞博士首先提出在里耶秦简中寻找秦始皇,从里耶秦简的发掘与研究状况出发,结合实地考察,他认为透过迁陵县这一个案研究,可以了解秦代政府如何通过郡制控制边疆,从而窥见秦代政府与东方六国遗民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里耶秦简的数据统计,指出洞庭郡迁陵县的戍卒与官吏,目前可考者均为外郡人,由此,他认为这些秦吏都是“深山里的外来移民”,从考古学上看,这些外地人与迁陵县本地的文化也有较大差别。通过里耶秦简详细统计了迁陵县的人口规模,进一步讨论了秦帝国如何统治本地的情况。比如里耶户籍简K27中“荆不更”是楚地文化与秦爵制的结合,同时,他还对里耶秦简16-950中“新黔首”是被征服的本地人提出疑问,认为其可能并不包含在里耶秦简的户口统计之内。另外,游逸飞博士对迁陵县城的使用情况作了简单考察,指出东汉时期,位于深山中的县城治所普遍向下游平原迁移,反映了东汉对湖南的控制力大为减弱。

  游逸飞博士进一步以里耶8-461“秦更名方”为核心,重点解读秦始皇“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让我们感受到书同文的统治力度。如“故皇今更如此皇”的改动,表明七国文字、异体字、甚至相异的笔画都是秦始皇统一的目标。而在语言、国界、避讳、名号、宗教等方面,“秦更名方”都有详细的规定。

  而在“秦更名方”的基础上,游老师详细讨论秦始皇的宗教秩序。梳理秦始皇郡县宗庙的脉络并结合湖南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发现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属县普立泰上皇庙,用以祭祀秦始皇之父。里耶秦简记载了迁陵县吏的“行庙”活动,此“庙”很可能就是泰上皇庙。这可能就是汉代郡国庙的前身。而里耶8-461“秦更名方” :“天帝观献曰皇帝观献”,说明秦始皇当时祭祀皇帝的仪式,沿袭了天帝祭祀的仪式,皇帝可以等同甚至取代天帝。而在祭祀上,泰上皇庙及秦始皇庙则使用了天帝祠庙的祭祀仪式。

  最后,游逸飞博士对上述讨论做一小结,指出在秦始皇的天下秩序中,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皇帝的神权无远弗届,直至天边;不管语言、文字、思想还是度量衡,都要统一;皇帝对六国遗民的箝制,更是直达于僻处南荒的深山小县迁陵;秦始皇对政府与社会的极度控制,是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同学针对简牍中提到的爵位、迁陵县的行政建制以及迁陵古城与墓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游逸飞博士

  下半场第三场报告人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硕博士,报告题目为《中古源氏的郡望变迁与身份认同》。

  郭硕老师指出,中古源氏这一案例研究缘于他对于中古胡族子孙下落的一个思考。从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来看,从北魏到唐代,源氏的籍贯多有龃龉、变动之处。他从《魏书》对源氏的记载追溯,发现从南凉时期到北魏,由于政治上的缘故,源氏族人对自身族系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无意识地选择和修改,以更好地融入北魏的历史。孝文帝迁洛后,源氏错失了参与改革的机会。直到北魏分裂,源氏入齐,籍贯又一次转变。唐以后,源氏的郡望固定为河南洛阳,而这一籍贯是实际居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还需深入界定。郭老师认为,在源氏籍贯的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源氏对自己曾经的郡望从模糊到清晰再到遗忘,直到唐代以后,“源”作为虏姓的特殊意义逐渐消退,名存实亡。

  在报告结束后,胡鸿老师提出,源氏的两个郡望具有相同意义,即都是都城。他也认为,墓志书写者不一定有清晰的知识体系,也许是表达的习惯问题造成了表述上的差异。游逸飞老师认为不应只局限在源氏,应该广泛收集当时的其他家族的墓志作为参考。仇鹿鸣老师非常赞同郭硕老师对于柳芳《氏族论》的引用,认为柳芳的观点主要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情况。同时他对郭硕老师最后的结论提出一些修正。黄桢老师补充指出,孝文改革后,北魏对于郡望的安排有朝廷规划在其中,他认为源氏与凉州的关系可能也是一种既定构想。


郭硕博士

  下半场最后一场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副教授,题目是《石刻之中所见安史之乱》。

  仇鹿鸣老师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他指出,以往的汉唐史研究要面临传统文献不足的问题,而近年来由于盗掘等原因,墓志等出土文献的数量激增。在当下的出土文献研究热潮中,学者应当反思如何从墓志研究中汲取资料、如何向材料发问。仇鹿鸣老师将墓志的研究方法分为萃取法和选优法,他认为,被频繁使用的墓志多是在正史中有传的人物的墓志。该报告恰是想从一般士人乃至中下层百姓的角度来审视墓志中所包含的信息。

  仇鹿鸣老师对安史之乱时期的唐代墓志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指出其中有过度理解的错漏之处,即墓志中是否有“微言大义”存在的问题。他通过现有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反驳,认为过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墓志书写的格套化和随意性。他又以墓志志盖和志题内容的差异比较进一步说明,我们看到的墓志,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执笔,他们不一定有非常高的文化水平,不一定有所谓“春秋笔法”的意识。墓志中的微言大义是否为现代人强加,是需要谨慎理解的。而仇鹿鸣老师利用另外两个墓志论述当时存在一种用干支纪年取代安史年号的情况,这往往是一流文人撰写的墓志,确实反映了褒贬之意。 

  同时,墓志中的年号使用情况还反映出时人对于玄宗和肃宗的认同程度。他还通过不同年号的使用情况修正了文献中对于史思明改元以及史思明归唐的时间记载,又结合墓志中对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时期燕政权的不同称呼深入反思燕内部构造的变化。

  最后仇鹿鸣老师认为,我们目前对于安史之乱的印象往往来自于唐代官方文献的观念。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当时人的当代史观念,而通过墓志更能接近或是更能清楚地看到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状态和时代变局带来的影响。


仇鹿鸣副教授

  报告结束之后,王煜老师提出考古材料对文献材料如何回应的问题,从考古的角度进行反思。胡鸿老师则通过仇鹿鸣老师的报告认识到学者应该注意区别文本中的有意与无意,避免推测过度的情况。郭硕老师从制作墓志的石料取材的角度提出问题,仇鹿鸣老师回应认为石料主要是就近取材,大型的碑可能从较远地方运来。


沙龙讨论现场

  沙龙最后,王煜老师作了简单总结,认为出土文献材料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材料,其既有文献材料,也有实物材料的属性,既有文献材料的文字、训诂、版本和写作等问题,也有实物材料的制作、形制、使用和功能等问题,二者不可偏废。最困难也是最精彩的研究应该是能从这两个乃至多个方面和角度全面提取信息而充分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直面历史问题的综合研究。既能取各方之长,又能守各方之度,本期沙龙中的报告和讨论都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示范或探索。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

整理者:王森、钟舒婷、邹家兴、韩文博、宋文菲、张官鑫、张雨怡
摄影:吕宁晨、李孟雅、祝铭
核对:王煜

 

作者:王森 钟舒婷 等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