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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悟—“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热点问题研讨纪要
发布时间:2017-08-2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张小筑    点击率:
 
  在23日下午举行的“热点问题研讨”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位学者分别就中国文明探源历程回顾、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中心的形成三个主题进行演讲,十余位专家参与交流与讨论。该环节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
 
  回望中思索—中国文明探源历程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梳理并回顾了从仰韶文化发现至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这个阶段一方面肯定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从而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假说。另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文化是西来的,从而建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第二阶段始于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考古学家认识到龙山文化是与商文化关系更加紧密的本土史前文化,它是商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最近的源头,于是提出龙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这一阶段从30年代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阶段即中原中心论,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现促进了中原中心论的形成,在发掘中揭露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演变关系,从而否定了流行二十多年的“二元对立说”,鉴于对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不恰当认识形成了“中原中心论”;第四阶段就是“多元一体论“的形成,从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到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相互作用圈”再到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等,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逐渐证明,至少在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多个文化中心,其相互间存在交流与互动,且愈发频繁紧密,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终奠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陈星灿、周广明、栾丰实、许宏、赵辉 
 
  从“西来说”到“二元对立说”,从“中原中心”到“多元一体说”,在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探索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认为上世纪70年代文物出版社《大汶口》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夏鼐先生系列重要论述都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和研究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和材料,但更应将这四个阶段放在各个社会思潮发展和历史大背景中来看”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如是说。早期考古学虽受到西方冲击,但学术上的交流却是国际化的,从大视野到空间上的比较和贯通,当代考古学者仍需吸收前辈的有益思考。最后许宏研究员强调,在中国文化文明本土起源这一个大的前提下,不容忽视域外对中原大陆核心文化的影响,期待以一种更平和、理性的态度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在提及为何要讨论文明起源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明研究员表示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发展史,以考古学为基础,从理论方法和历史事件中能够寻找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范式,全方位研究国家文明。
 
  思索中前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用“连续性”归纳了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所谓“早期中国”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国”拥有上下连续、左右连续、内外连续、古今连续的“连续性”特质。上下连续是指沟通天地、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观念。强调内敛有序,阶层流动,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左右连续是指圈层结构之间,过渡平滑的文化空间观念。内外连续是指质朴自然的审美艺术观念,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避免人为、保留天成的朴实实用的生产工具观念。古今连续是指祖先崇拜、慎终追远、维护传统、追求统一的历史哲学观念。综上述特质,韩建业教授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发展,家族制度的延续,奴隶社会的缺失,科举制度、百家争鸣等都与其连续性特征有着内在联系。这一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它和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但更与中国积淀深厚、体量巨大的农业基础,以及分布广泛、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有很大关系。”韩建业说。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韩建业、许宏、何驽、赵辉
 
  宇宙观的上下连续、时间上的古今连续、空间上的左右连续、哲学角度的内外连续。韩建业教授从不同维度把早期中国文化特质延续的宗教观、社会观、艺术与美学审美观、自然观等统一起来。社科院考古所何驽研究员认为基于不同的认识平台和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不同的。既可以从文化圈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从政治地理概念上谈起。“韩建业老师这次更多的是从精神文化、文化观念上来解读早期中国。”在思考延续是如何做到时,何驽表示能够得到大家共识的早期中国文化观念就是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内涵被广泛的认同和传承才得以延续。经济基础和延续性密不可分,在延续的经济基础方面,何驽研究员对受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影响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阶段出发,概述了中国史前核心文化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中心的出现及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他强调,第三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1500年),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普遍发生、发展的时期。他主要梳理了八大文化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后两个阶段的形态的变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中心聚落与区域组织逐渐形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出现了诸如江浙区良渚、两湖区石家河、巴蜀区宝墩和三星堆、中原区陶寺及其后的二里头、北方区石峁等代表性的“超级聚落”并逐步发展形成了各区域最早的“雏形国家”。最后,戴向明表示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明组成,黄河中下游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江汉两湖文明和环太湖文明属于原生文明,都有从简单到复杂逐层递进演进过程,在这些地区产生的国家可以称为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区、上游甘青地区,巴蜀地区成都平原的跳跃式发展受外部刺激强烈影响,因而可以称之为次生文明。


主讲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戴向明、吴卫红、刘莉、方向明、赵辉
 
  戴向明研究员从宏观的社会组织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进化过程。交流讨论环节,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指出,从发掘出来的器物上升到文化文明的高度或认知价值观念的高度时中间要有连接的内容。目前,具体的基础思考与宏观的高层次思考间缺少中间联络层次。以庙底沟文化彩陶扩张为例,需用科学的方法来测定它的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文明说到底就是一个价值观念,反映在物质上就是瓶瓶罐罐,希望能有更多人去做一些更具体的分析。”刘莉教授说。在研究和探索从大型中心聚落到超级聚落,社会的复杂化及雏形国家形成过程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可从经济领域以外的方面进行分析如精神文化层次;此外还可关注如牙璋等反映观念信仰和秩序的特殊玉器传播;考虑兴隆洼红山到崧泽良渚,东西部之间的交互作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提出,要将聚落这个考古学概念和国家这个政治学概念融合,需要将政治学纳入到多学科研究当中。


主持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做总结发言
 
  知物由学 且行且悟
  
  会议最后,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表示,本届论坛在形式上有了变化,既有考古新发现的汇报也有围绕发现的相关讨论,在最大程度上交流最新的学术信息,形式新颖值得借鉴。围绕发现展开的热烈讨论,既体现了考古学文化问题仍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学科在古代社会复原研究上倾注的热情和努力。
 
  在谈到学科特点时,赵辉指出,第一,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如华南、云贵等区域的文化序列上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即便是研究开展充分、文化分期详细的山东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较时,仍有模糊之处。所以,一张尽可能详尽的年表是我们展开所有研究的基础,对缺失疏漏之处学科还需完善;第二,类型学依然是建设物质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在做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时。然而类型学是有局限的。首先,类型学在处理物质文化面貌变化不明显的场合时存在劣势,此时就需要从专门发展的技术类型学来考虑,而非形态类型学。其次,类型学无法解决讨论具体历史事件的问题,如夏商分界、武王克商。再次,类型学比较分析的是物质资料的表面形态,无法解释形态发生异同、变迁等现象背后的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引入诸如环境生态、生产技术、贸易交换等其他角度的研究。虽不能完全依赖于存在局限性的类型学,但它仍是建立考古学第一步的基础。第三,古人遗留的文化复杂,有的构成单一纯粹,有的来源多样,有的嬗变清晰,有的变化短暂而激烈,所以无法机械地用统一的准来衡量这些现象,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这些概念再做深入讨论。第四,区系类型理论是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所显现出来的对史前文化格局及其运动变迁的一个高度的概括。至于区系类型理论的贡献,其一是借助区和类型这一大一小两个层次空间概念,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层次性。借助系这个概念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线条的。贡献其二是它有关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满天星斗的看法,提供了考察历史,特别是上古史的新角度、新史观。
 
  在类型学面对复原古代社会这一问题无能为力时,考古学在这一阶段就面临着工作方法上的变化。赵辉教授从解释理论的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建设出发进行阐述。如从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经济学、地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古代社会,获得启发后再来解释考古资料的物质现象;又如尽量做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深度交叉融合,有所取舍和保留。最后,赵辉教授强调,中国考古学在今后发展中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采取新模式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大会设定的“区域互动与文化进程”的主题下,学者围绕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相互之间周围区域的互动以及整体中国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和趋势等展开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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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悟—“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热点问题研讨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8-25

 
  在23日下午举行的“热点问题研讨”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位学者分别就中国文明探源历程回顾、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中心的形成三个主题进行演讲,十余位专家参与交流与讨论。该环节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
 
  回望中思索—中国文明探源历程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梳理并回顾了从仰韶文化发现至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经历的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这个阶段一方面肯定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从而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假说。另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文化是西来的,从而建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第二阶段始于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考古学家认识到龙山文化是与商文化关系更加紧密的本土史前文化,它是商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最近的源头,于是提出龙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这一阶段从30年代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阶段即中原中心论,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现促进了中原中心论的形成,在发掘中揭露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演变关系,从而否定了流行二十多年的“二元对立说”,鉴于对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不恰当认识形成了“中原中心论”;第四阶段就是“多元一体论“的形成,从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到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相互作用圈”再到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等,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逐渐证明,至少在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多个文化中心,其相互间存在交流与互动,且愈发频繁紧密,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终奠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陈星灿、周广明、栾丰实、许宏、赵辉 
 
  从“西来说”到“二元对立说”,从“中原中心”到“多元一体说”,在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探索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认为上世纪70年代文物出版社《大汶口》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夏鼐先生系列重要论述都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和研究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和材料,但更应将这四个阶段放在各个社会思潮发展和历史大背景中来看”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如是说。早期考古学虽受到西方冲击,但学术上的交流却是国际化的,从大视野到空间上的比较和贯通,当代考古学者仍需吸收前辈的有益思考。最后许宏研究员强调,在中国文化文明本土起源这一个大的前提下,不容忽视域外对中原大陆核心文化的影响,期待以一种更平和、理性的态度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在提及为何要讨论文明起源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明研究员表示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发展史,以考古学为基础,从理论方法和历史事件中能够寻找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范式,全方位研究国家文明。
 
  思索中前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用“连续性”归纳了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所谓“早期中国”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国”拥有上下连续、左右连续、内外连续、古今连续的“连续性”特质。上下连续是指沟通天地、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观念。强调内敛有序,阶层流动,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左右连续是指圈层结构之间,过渡平滑的文化空间观念。内外连续是指质朴自然的审美艺术观念,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避免人为、保留天成的朴实实用的生产工具观念。古今连续是指祖先崇拜、慎终追远、维护传统、追求统一的历史哲学观念。综上述特质,韩建业教授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发展,家族制度的延续,奴隶社会的缺失,科举制度、百家争鸣等都与其连续性特征有着内在联系。这一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它和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但更与中国积淀深厚、体量巨大的农业基础,以及分布广泛、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有很大关系。”韩建业说。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韩建业、许宏、何驽、赵辉
 
  宇宙观的上下连续、时间上的古今连续、空间上的左右连续、哲学角度的内外连续。韩建业教授从不同维度把早期中国文化特质延续的宗教观、社会观、艺术与美学审美观、自然观等统一起来。社科院考古所何驽研究员认为基于不同的认识平台和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不同的。既可以从文化圈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从政治地理概念上谈起。“韩建业老师这次更多的是从精神文化、文化观念上来解读早期中国。”在思考延续是如何做到时,何驽表示能够得到大家共识的早期中国文化观念就是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内涵被广泛的认同和传承才得以延续。经济基础和延续性密不可分,在延续的经济基础方面,何驽研究员对受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影响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阶段出发,概述了中国史前核心文化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中心的出现及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他强调,第三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1500年),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普遍发生、发展的时期。他主要梳理了八大文化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后两个阶段的形态的变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中心聚落与区域组织逐渐形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出现了诸如江浙区良渚、两湖区石家河、巴蜀区宝墩和三星堆、中原区陶寺及其后的二里头、北方区石峁等代表性的“超级聚落”并逐步发展形成了各区域最早的“雏形国家”。最后,戴向明表示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明组成,黄河中下游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江汉两湖文明和环太湖文明属于原生文明,都有从简单到复杂逐层递进演进过程,在这些地区产生的国家可以称为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区、上游甘青地区,巴蜀地区成都平原的跳跃式发展受外部刺激强烈影响,因而可以称之为次生文明。


主讲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

交流讨论嘉宾(从左至右):戴向明、吴卫红、刘莉、方向明、赵辉
 
  戴向明研究员从宏观的社会组织角度讨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进化过程。交流讨论环节,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指出,从发掘出来的器物上升到文化文明的高度或认知价值观念的高度时中间要有连接的内容。目前,具体的基础思考与宏观的高层次思考间缺少中间联络层次。以庙底沟文化彩陶扩张为例,需用科学的方法来测定它的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文明说到底就是一个价值观念,反映在物质上就是瓶瓶罐罐,希望能有更多人去做一些更具体的分析。”刘莉教授说。在研究和探索从大型中心聚落到超级聚落,社会的复杂化及雏形国家形成过程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可从经济领域以外的方面进行分析如精神文化层次;此外还可关注如牙璋等反映观念信仰和秩序的特殊玉器传播;考虑兴隆洼红山到崧泽良渚,东西部之间的交互作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提出,要将聚落这个考古学概念和国家这个政治学概念融合,需要将政治学纳入到多学科研究当中。


主持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做总结发言
 
  知物由学 且行且悟
  
  会议最后,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表示,本届论坛在形式上有了变化,既有考古新发现的汇报也有围绕发现的相关讨论,在最大程度上交流最新的学术信息,形式新颖值得借鉴。围绕发现展开的热烈讨论,既体现了考古学文化问题仍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学科在古代社会复原研究上倾注的热情和努力。
 
  在谈到学科特点时,赵辉指出,第一,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如华南、云贵等区域的文化序列上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即便是研究开展充分、文化分期详细的山东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较时,仍有模糊之处。所以,一张尽可能详尽的年表是我们展开所有研究的基础,对缺失疏漏之处学科还需完善;第二,类型学依然是建设物质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在做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时。然而类型学是有局限的。首先,类型学在处理物质文化面貌变化不明显的场合时存在劣势,此时就需要从专门发展的技术类型学来考虑,而非形态类型学。其次,类型学无法解决讨论具体历史事件的问题,如夏商分界、武王克商。再次,类型学比较分析的是物质资料的表面形态,无法解释形态发生异同、变迁等现象背后的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引入诸如环境生态、生产技术、贸易交换等其他角度的研究。虽不能完全依赖于存在局限性的类型学,但它仍是建立考古学第一步的基础。第三,古人遗留的文化复杂,有的构成单一纯粹,有的来源多样,有的嬗变清晰,有的变化短暂而激烈,所以无法机械地用统一的准来衡量这些现象,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这些概念再做深入讨论。第四,区系类型理论是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所显现出来的对史前文化格局及其运动变迁的一个高度的概括。至于区系类型理论的贡献,其一是借助区和类型这一大一小两个层次空间概念,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层次性。借助系这个概念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线条的。贡献其二是它有关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满天星斗的看法,提供了考察历史,特别是上古史的新角度、新史观。
 
  在类型学面对复原古代社会这一问题无能为力时,考古学在这一阶段就面临着工作方法上的变化。赵辉教授从解释理论的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建设出发进行阐述。如从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经济学、地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古代社会,获得启发后再来解释考古资料的物质现象;又如尽量做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深度交叉融合,有所取舍和保留。最后,赵辉教授强调,中国考古学在今后发展中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采取新模式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大会设定的“区域互动与文化进程”的主题下,学者围绕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相互之间周围区域的互动以及整体中国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和趋势等展开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作者:张小筑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