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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考古调查的若干方法与聚落理念
发布时间:2018-02-24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郭明建    点击率: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为贯彻总书记“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指示,经统筹规划,驻京与河北多家文博单位,于2017年夏冬对新区进行了联合考古调查。笔者领队的调查二队最终完成五个乡镇的调查工作,确认前期遗址15处,新发现28处。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不仅是配合建设的光荣任务,鉴于特殊的工作背景,更对调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区调查的特殊工作背景,主要体现在地貌状况和建设要求两方面。雄安地处太行山前冲洪积平原前缘,现为易水、唐河等河流的中游地段,历史上还曾为黄河下游流域。区域地貌的形成受山前河流冲洪积作用影响巨大,现今地表仍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状态。尤其中部发育了水域面积广大的白洋淀浅湖群,其范围受气候和地貌影响,历史上也多有变化。地貌背景对调查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为:1.因冲洪积作用,区域地表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导致很多早期遗址被河流沉积物覆盖,深埋地下;2.晚期洪水泛滥搅动、搬运早期遗存,形成包含古代遗物的次生堆积,如不结合地层沉积特征考察,它们可能被误认为原生“遗址”;3.区域地貌尤其是白洋淀水域范围的不断变化,导致很多遗址使用时期的地貌与现今差异较大,简单观察难以判断其原始地貌、现存范围等情况。
 
  新区建设要求亦为雄安调查的特殊背景。根据规划,2022年新区核心区将初步建成。建设迅速,考古先行!在学术性考古调查中,某些不求全面(如对山区舍弃不查)和不求精准(如以100米内有3片陶片划定遗址)的做法,不会对文物保护等工作造成重要影响。新区调查则不同,遗址的有无、包含古代遗物的堆积是否为原生或次生堆积、遗址现存大体范围等信息将直接影响新区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
 
  总之,新区调查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要求更高。而常规调查方法,甚至以地面踏查为主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上述背景下都显现出一定局限。由此,响应国家文物局 “树立课题意识”的工作要求,本队及其他调查团队均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完善调查方法,总结出若干经验。审视这些经验,在实际操作上,均属对调查方法的思考,在理论层面上,则为聚落考古理念的具体实践。下文即主要结合本队工作,分三方面阐述。
 

 
  对区域地貌的着重考察和对“次生堆积”的认真辨认
 
  区域地貌考察和“次生堆积”辨认两项工作为本次调查中方法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和步骤。鉴于新区特殊地貌,仅靠地面踏查发现遗址必然不足,甚至少有收获。因此,在本次调查中,所到之处第一要务即观察分析区域地貌,着重调查可能存在遗址的重点部位。具体实践中,除认真观察各种剖面(取土坑剖面新区尤多)的地层外,特别留意区域内是否有台地(俗称为“疙瘩”、“岗子”)存在。根据调查结果,新区大量遗址均分布在台地,如早期发现的留村遗址,本队新发现的南河遗址、鄚州城遗址南关区域等等。其中据本次成果,除旷野中的明显台地,现代村落所在区域尤其值得注意。这些区域其实也大多为台地,但由于大部被村落占压、地表可见度低等原因,台地特征并不明显,以往调查没有太多重视。本次调查中,随着经验积累,发现此类台地没有被占压的有限区域其实常有遗址,进而举一反三,发现了更多遗址。其中典型案例即为对大王镇区域的调查。大王镇紧邻白洋淀,地表非常平坦,但村庄所在多属上述不明显台地,尤其西部小王营至南六的七个村庄台地基本连为一线。大王镇的17处遗址中,10处均明确属于此类台地遗址,其中西部台地两侧即有6处,且均为新发现。6处遗址的时代为战汉至唐宋时期,由于它们均紧邻现代村庄,因此也可推测部分面积仍被村庄占压。发现上述遗址后,本队又重新审视了西部台地两侧的平坦区域:它们相对低平,地表基本无任何古代遗物;群众则反映上世纪60年代发水时此区为泛滥区;经过对区域多处剖面的观察,仅在一沟壁距地表0.8米下发现灰坑一个,其中螺壳测年为1050 AD。综合上述发现及更广大的区域地貌观察,最终判断大王镇西部村庄区域自战汉时期就为台地,其两侧则因低洼不适合长期居住,历史上并曾发生过多次泛滥淤积事件。这也与大王镇紧邻淀区、易受水患的地理背景是非常吻合的。
 
  新区地貌与建设要求使得调查对次生堆积必须特别重视。新区内,尤其遗址密集的容城县,常有一定数量陶片,却没有文化层和遗迹发现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地表,陶片多较碎小,磨圆度高,分布均匀而没有明显集中区;很多有剖面的区域,剖面各土层基本均呈水平状,土质分选情况良好但未见有明确灰土的文化层,陶片大都呈水平状集中于一层或数层,很多陶片较碎小,但也不乏棱角分明和较大片者。水流沉积物一般具有水平层理,且在侵蚀搬运过程中,水流会对携带的砾石、陶片等进行不同程度的磨圆,再沉积下来。上述区域的特征都与水流自然堆积的性状非常相符。其中有些区域前期虽然被定为遗址,却极有可能是次生堆积。对于它们,为谨慎起见,我们又进行了钻探。钻探表明,它们绝大部分确无任何文化层和遗迹现象。由此,对于地表和剖面陶片均较少者,本队果断定为次生堆积,并作为文物线索记录;对于地面或剖面陶片较丰富者,谨慎起见仍予保留,以待下一步工作。
 
  踏查、寻访、钻探有机结合的调查方法
 
  在以往考古调查中,踏查、寻访、钻探三种方法均早有使用。新区调查中,鉴于特殊背景,经过各队反复探索,三者更是系统地结合起来。其中,地面踏查是基础工作。本次调查采取拉网式全覆盖调查,队员间距根据不同情况为50-100米。本次调查之所以能够新发现大量遗址,主要为系统踏查的成效。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走访当地群众,查找古代文献及其他资料,成为发现不易寻找遗存(如墓葬)和重要文物线索的关键。如上所述,新区地貌导致早期遗存多埋藏较深,地面难有踪迹,加之踏查即使再细也不能顾及每块田地。如此,寻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其中,本队在寻访过程中,发现群众使用的小地名往往可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如新区所谓的“岗子”区域,现今虽然多数土岗已经被挖平,但原来大都为遗址所在台地,按图索骥仍可发现部分残留遗存。再如本队确认的城子遗址及其城址,就是在走访群众得知当地原名“古城”的启示下,对周边原有及新发现遗物分布区整合的结果。又如本次调查新发现的高家坟墓地,大部分被村庄占压,墓园石像生也早在上世纪被全部移走,相关信息基本有赖于当地群众提供。钻探工作是遗址确认的最终标准。如上所述,地面踏查发现的遗物分布区很多可能仅为次生堆积,而群众提供线索经常也有抵牾之处。最终只有通过钻探才能真正确定文化层或遗迹的有无、遗址现存范围等信息。当然,由于本次调查并未密探,谨慎起见,很多钻探并不理想的区域,也仍作为文物线索记录,而未轻易舍弃。
 
  对大范围遗物分布区(大型遗址)进行整体调查,尝试整体归并和初步分析
 
  此种方法是我们在“聚落布局”理念下的尝试性实践。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型聚落,它们面积广大,沿用较长,往往筑有城墙,城内外有一系列不同功能区。然而在后期埋藏过程中,由于各个区域地面遗物暴露的密度不同,一个聚落可能会形成数个遗物密集分布区。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数个遗物密集区划分为数个遗址,显然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实际上也难以确定,所谓数个“遗址”的中间地带是否真的没有文化堆积。此外,这种划分对遗址后续的学术研究及保护工作也明显不利。此次调查本队特别注意此类情况:对某一区域进行整体调查后,如发现数片遗物密集区,且它们之间距离较近,总体形成一个大范围遗物分布区的情况下;再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的关联性,则果断将其归并为一体,并试图初步分析不同区域的功能。首先以此次新确立的城子遗址为例。遗址位于新区西北部,东北两侧紧邻拒马河;遗址范围内原发现7个“遗址”和墓地,但相互距离均较近;通过系统踏查,本次在遗址其他部位,又确定了3个遗物密集分布区。经过综合分析,发现此3片区域与原7处“遗址”墓地空间上大体相连,形成一个大范围的遗物分布区,并且各区域内均有较多战汉时期遗物(仅遗址东侧临近拒马河处有较大空白区,而这里很可能为河流淤积区)。踏查期间通过走访,尤其当得知城子村原名古城,上世纪村庄周围仍有城墙残存的情况下,逐步意识到已知的10个遗物密集区或许可以合并。经过对采集遗物时代的再次分析,加之部分钻探工作,最终确认城子遗址总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并以战汉和唐宋遗存为主。其中战汉时期遗物普遍存在于各处,说明遗址战汉时期即为一整体的大型聚落;唐宋时期遗物主要分布在中部偏北未被村庄占压的区域,也即群众所说城墙的城内部分,印证了遗址城墙年代为唐宋的可能。此外,城内区域还采集到少量龙山文化遗物,说明此区可能沿用的时间较长;遗址范围内发现数处墓葬和墓砖密集区,它们大都分布在边缘部分,尤其唐宋时期墓葬和墓砖,可发现均位于城外区域。
 
  对鄚州城遗址的重新调查和分析更是在聚落格局理念下的详细实践。鄚州城在多处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时代为北朝至唐宋时期。现地表仍有高大城墙残存,上世纪卫片则清晰可见城墙全貌。但以往对鄚州城遗址范围的认识,多限于城内部分(约120万平米,大部村庄占压),城外仅在西部发现3处零星墓葬遗存,现已基本无存。此次通过系统踏查,本队首先在城内未被村庄占压的有限部分发现了密集的大型砖瓦分布,推测此区可能有大型的官署等建筑。城外区域则有更多新发现,且遗物时代与城内大体一致。其中南侧有与城内基本相连的遗物分布区:其面积广大,遗物密布可谓俯仰皆见,但多属普通砖瓦和陶瓷器,推测此区仅为一般居址。城北区域主要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和一处可能墓地:建筑基址多处剖面可见火烧过的砖砌建筑,地表密布“三角砖”和各种陶器残片,推辞此处可能为烧制特殊器物的窑址;“墓地”遍布砖瓦,不乏形体较大者,并采集到石像生残块,总体情况与一统志载的张郃墓“在废鄚州北门外,墓旁旧有庙”较吻合(笔者按,此载的“张郃墓”可能非真),推测可能有高等级墓葬。城西区域除原发现的3处墓葬外,又在群众所称“马道”区域发现密集墓砖分布,其中不乏大型铺地方砖,推测此地也有大型墓葬,综合前期发现,推测城西可能为鄚州城的主要墓地所在。除对各区域的踏查和遗物分析,本队也着重考察了这一紧邻白洋淀遗址的整体地貌情况:发现除城西墓地外,城内外各遗物密集区基本都位于1-2米的台地之上;而钻探表明,其中某些台地并非自然,明显为人工堆筑而成。这种情况与大王镇诸遗址的地貌有相似之处,应为聚落适应近水环境的共同特点;然而人工堆筑大型台地的情况,则可能只有大型聚落可为之。总之,整体性的调查工作表明,鄚州城遗址为总面积超500万平米的大型遗址;除城内外,城外还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不同功能区;遗址依水而建,工程宏大,功能多样,与其为白洋淀东南区域北朝至唐宋时期一处重要城址的地位相符。
 
  考古调查是获取考古资料,尤其聚落资料的主要工作。实际操作中,上述举措均是对调查方法和结果的精益求精,更准确和全面的成果必将加深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更细致的考古调查也为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提供更详细的依据。伴随新区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的深入,希望上述经验,将来也可为其他工程的考古调查提供点滴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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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考古调查的若干方法与聚落理念

发布时间: 2018-02-24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为贯彻总书记“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指示,经统筹规划,驻京与河北多家文博单位,于2017年夏冬对新区进行了联合考古调查。笔者领队的调查二队最终完成五个乡镇的调查工作,确认前期遗址15处,新发现28处。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不仅是配合建设的光荣任务,鉴于特殊的工作背景,更对调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区调查的特殊工作背景,主要体现在地貌状况和建设要求两方面。雄安地处太行山前冲洪积平原前缘,现为易水、唐河等河流的中游地段,历史上还曾为黄河下游流域。区域地貌的形成受山前河流冲洪积作用影响巨大,现今地表仍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状态。尤其中部发育了水域面积广大的白洋淀浅湖群,其范围受气候和地貌影响,历史上也多有变化。地貌背景对调查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为:1.因冲洪积作用,区域地表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导致很多早期遗址被河流沉积物覆盖,深埋地下;2.晚期洪水泛滥搅动、搬运早期遗存,形成包含古代遗物的次生堆积,如不结合地层沉积特征考察,它们可能被误认为原生“遗址”;3.区域地貌尤其是白洋淀水域范围的不断变化,导致很多遗址使用时期的地貌与现今差异较大,简单观察难以判断其原始地貌、现存范围等情况。
 
  新区建设要求亦为雄安调查的特殊背景。根据规划,2022年新区核心区将初步建成。建设迅速,考古先行!在学术性考古调查中,某些不求全面(如对山区舍弃不查)和不求精准(如以100米内有3片陶片划定遗址)的做法,不会对文物保护等工作造成重要影响。新区调查则不同,遗址的有无、包含古代遗物的堆积是否为原生或次生堆积、遗址现存大体范围等信息将直接影响新区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
 
  总之,新区调查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要求更高。而常规调查方法,甚至以地面踏查为主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上述背景下都显现出一定局限。由此,响应国家文物局 “树立课题意识”的工作要求,本队及其他调查团队均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完善调查方法,总结出若干经验。审视这些经验,在实际操作上,均属对调查方法的思考,在理论层面上,则为聚落考古理念的具体实践。下文即主要结合本队工作,分三方面阐述。
 

 
  对区域地貌的着重考察和对“次生堆积”的认真辨认
 
  区域地貌考察和“次生堆积”辨认两项工作为本次调查中方法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和步骤。鉴于新区特殊地貌,仅靠地面踏查发现遗址必然不足,甚至少有收获。因此,在本次调查中,所到之处第一要务即观察分析区域地貌,着重调查可能存在遗址的重点部位。具体实践中,除认真观察各种剖面(取土坑剖面新区尤多)的地层外,特别留意区域内是否有台地(俗称为“疙瘩”、“岗子”)存在。根据调查结果,新区大量遗址均分布在台地,如早期发现的留村遗址,本队新发现的南河遗址、鄚州城遗址南关区域等等。其中据本次成果,除旷野中的明显台地,现代村落所在区域尤其值得注意。这些区域其实也大多为台地,但由于大部被村落占压、地表可见度低等原因,台地特征并不明显,以往调查没有太多重视。本次调查中,随着经验积累,发现此类台地没有被占压的有限区域其实常有遗址,进而举一反三,发现了更多遗址。其中典型案例即为对大王镇区域的调查。大王镇紧邻白洋淀,地表非常平坦,但村庄所在多属上述不明显台地,尤其西部小王营至南六的七个村庄台地基本连为一线。大王镇的17处遗址中,10处均明确属于此类台地遗址,其中西部台地两侧即有6处,且均为新发现。6处遗址的时代为战汉至唐宋时期,由于它们均紧邻现代村庄,因此也可推测部分面积仍被村庄占压。发现上述遗址后,本队又重新审视了西部台地两侧的平坦区域:它们相对低平,地表基本无任何古代遗物;群众则反映上世纪60年代发水时此区为泛滥区;经过对区域多处剖面的观察,仅在一沟壁距地表0.8米下发现灰坑一个,其中螺壳测年为1050 AD。综合上述发现及更广大的区域地貌观察,最终判断大王镇西部村庄区域自战汉时期就为台地,其两侧则因低洼不适合长期居住,历史上并曾发生过多次泛滥淤积事件。这也与大王镇紧邻淀区、易受水患的地理背景是非常吻合的。
 
  新区地貌与建设要求使得调查对次生堆积必须特别重视。新区内,尤其遗址密集的容城县,常有一定数量陶片,却没有文化层和遗迹发现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地表,陶片多较碎小,磨圆度高,分布均匀而没有明显集中区;很多有剖面的区域,剖面各土层基本均呈水平状,土质分选情况良好但未见有明确灰土的文化层,陶片大都呈水平状集中于一层或数层,很多陶片较碎小,但也不乏棱角分明和较大片者。水流沉积物一般具有水平层理,且在侵蚀搬运过程中,水流会对携带的砾石、陶片等进行不同程度的磨圆,再沉积下来。上述区域的特征都与水流自然堆积的性状非常相符。其中有些区域前期虽然被定为遗址,却极有可能是次生堆积。对于它们,为谨慎起见,我们又进行了钻探。钻探表明,它们绝大部分确无任何文化层和遗迹现象。由此,对于地表和剖面陶片均较少者,本队果断定为次生堆积,并作为文物线索记录;对于地面或剖面陶片较丰富者,谨慎起见仍予保留,以待下一步工作。
 
  踏查、寻访、钻探有机结合的调查方法
 
  在以往考古调查中,踏查、寻访、钻探三种方法均早有使用。新区调查中,鉴于特殊背景,经过各队反复探索,三者更是系统地结合起来。其中,地面踏查是基础工作。本次调查采取拉网式全覆盖调查,队员间距根据不同情况为50-100米。本次调查之所以能够新发现大量遗址,主要为系统踏查的成效。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走访当地群众,查找古代文献及其他资料,成为发现不易寻找遗存(如墓葬)和重要文物线索的关键。如上所述,新区地貌导致早期遗存多埋藏较深,地面难有踪迹,加之踏查即使再细也不能顾及每块田地。如此,寻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其中,本队在寻访过程中,发现群众使用的小地名往往可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如新区所谓的“岗子”区域,现今虽然多数土岗已经被挖平,但原来大都为遗址所在台地,按图索骥仍可发现部分残留遗存。再如本队确认的城子遗址及其城址,就是在走访群众得知当地原名“古城”的启示下,对周边原有及新发现遗物分布区整合的结果。又如本次调查新发现的高家坟墓地,大部分被村庄占压,墓园石像生也早在上世纪被全部移走,相关信息基本有赖于当地群众提供。钻探工作是遗址确认的最终标准。如上所述,地面踏查发现的遗物分布区很多可能仅为次生堆积,而群众提供线索经常也有抵牾之处。最终只有通过钻探才能真正确定文化层或遗迹的有无、遗址现存范围等信息。当然,由于本次调查并未密探,谨慎起见,很多钻探并不理想的区域,也仍作为文物线索记录,而未轻易舍弃。
 
  对大范围遗物分布区(大型遗址)进行整体调查,尝试整体归并和初步分析
 
  此种方法是我们在“聚落布局”理念下的尝试性实践。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型聚落,它们面积广大,沿用较长,往往筑有城墙,城内外有一系列不同功能区。然而在后期埋藏过程中,由于各个区域地面遗物暴露的密度不同,一个聚落可能会形成数个遗物密集分布区。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数个遗物密集区划分为数个遗址,显然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实际上也难以确定,所谓数个“遗址”的中间地带是否真的没有文化堆积。此外,这种划分对遗址后续的学术研究及保护工作也明显不利。此次调查本队特别注意此类情况:对某一区域进行整体调查后,如发现数片遗物密集区,且它们之间距离较近,总体形成一个大范围遗物分布区的情况下;再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的关联性,则果断将其归并为一体,并试图初步分析不同区域的功能。首先以此次新确立的城子遗址为例。遗址位于新区西北部,东北两侧紧邻拒马河;遗址范围内原发现7个“遗址”和墓地,但相互距离均较近;通过系统踏查,本次在遗址其他部位,又确定了3个遗物密集分布区。经过综合分析,发现此3片区域与原7处“遗址”墓地空间上大体相连,形成一个大范围的遗物分布区,并且各区域内均有较多战汉时期遗物(仅遗址东侧临近拒马河处有较大空白区,而这里很可能为河流淤积区)。踏查期间通过走访,尤其当得知城子村原名古城,上世纪村庄周围仍有城墙残存的情况下,逐步意识到已知的10个遗物密集区或许可以合并。经过对采集遗物时代的再次分析,加之部分钻探工作,最终确认城子遗址总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并以战汉和唐宋遗存为主。其中战汉时期遗物普遍存在于各处,说明遗址战汉时期即为一整体的大型聚落;唐宋时期遗物主要分布在中部偏北未被村庄占压的区域,也即群众所说城墙的城内部分,印证了遗址城墙年代为唐宋的可能。此外,城内区域还采集到少量龙山文化遗物,说明此区可能沿用的时间较长;遗址范围内发现数处墓葬和墓砖密集区,它们大都分布在边缘部分,尤其唐宋时期墓葬和墓砖,可发现均位于城外区域。
 
  对鄚州城遗址的重新调查和分析更是在聚落格局理念下的详细实践。鄚州城在多处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时代为北朝至唐宋时期。现地表仍有高大城墙残存,上世纪卫片则清晰可见城墙全貌。但以往对鄚州城遗址范围的认识,多限于城内部分(约120万平米,大部村庄占压),城外仅在西部发现3处零星墓葬遗存,现已基本无存。此次通过系统踏查,本队首先在城内未被村庄占压的有限部分发现了密集的大型砖瓦分布,推测此区可能有大型的官署等建筑。城外区域则有更多新发现,且遗物时代与城内大体一致。其中南侧有与城内基本相连的遗物分布区:其面积广大,遗物密布可谓俯仰皆见,但多属普通砖瓦和陶瓷器,推测此区仅为一般居址。城北区域主要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和一处可能墓地:建筑基址多处剖面可见火烧过的砖砌建筑,地表密布“三角砖”和各种陶器残片,推辞此处可能为烧制特殊器物的窑址;“墓地”遍布砖瓦,不乏形体较大者,并采集到石像生残块,总体情况与一统志载的张郃墓“在废鄚州北门外,墓旁旧有庙”较吻合(笔者按,此载的“张郃墓”可能非真),推测可能有高等级墓葬。城西区域除原发现的3处墓葬外,又在群众所称“马道”区域发现密集墓砖分布,其中不乏大型铺地方砖,推测此地也有大型墓葬,综合前期发现,推测城西可能为鄚州城的主要墓地所在。除对各区域的踏查和遗物分析,本队也着重考察了这一紧邻白洋淀遗址的整体地貌情况:发现除城西墓地外,城内外各遗物密集区基本都位于1-2米的台地之上;而钻探表明,其中某些台地并非自然,明显为人工堆筑而成。这种情况与大王镇诸遗址的地貌有相似之处,应为聚落适应近水环境的共同特点;然而人工堆筑大型台地的情况,则可能只有大型聚落可为之。总之,整体性的调查工作表明,鄚州城遗址为总面积超500万平米的大型遗址;除城内外,城外还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不同功能区;遗址依水而建,工程宏大,功能多样,与其为白洋淀东南区域北朝至唐宋时期一处重要城址的地位相符。
 
  考古调查是获取考古资料,尤其聚落资料的主要工作。实际操作中,上述举措均是对调查方法和结果的精益求精,更准确和全面的成果必将加深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更细致的考古调查也为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提供更详细的依据。伴随新区建设的开展,文物保护的深入,希望上述经验,将来也可为其他工程的考古调查提供点滴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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