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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发布时间:2018-02-23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贺云翱    点击率:
  “人地关系”是现代地理学的重大课题,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其实,人地关系研究也是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只有结合古环境来研究文化,才能认识古文化,才能认识人类迁徙等原因”。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学在欧美国家广受重视,除了专门的环境考古之外,涉及的还有地理考古、科技考古、地质考古、生态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沙漠考古、景观考古、湿地考古以及古生物学、第四纪研究、历史地理学、地貌学等一系列学科方向。

  对于已经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而言,人类的诞生不过才六七百万年,现代人类的出现还没超过二三十万年。然而,地球上只有出现了人,才有了社会、文化、文明以及工业、农业、乡村、城市、建筑、交通、思想、语言、宗教、艺术、文学、战争等。从广义上说,不仅是文化或文明成就,人类自身就是地球之子。地球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许多奥秘都深藏于自然之中。

  从考古学方面而言,对人地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至少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人地关系的运动规律。考古学研究以数百万年的尺度去观察、探索人地关系形成乃至演变的整个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运动规律。不管是整体性的人类及文化的诞生与变迁,亦或是某种特定人群或文化的诞生与传播,都可以通过长时段的人地关系建构的观察发现其间的运动规律,如人的居住地域、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结构与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都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规律性现象。

  第二,人地之间的文化互构。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的科学,当然也是研究人地互构的科学,因为,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带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或者说,带有特定地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及考古文化景观本身就是人地互构的产物。马克思讲“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活资料,所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而考古学家们用以建构考古学文化的实物资料恰恰就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并保存下来的物质遗存,或者说,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就是一定的人地关系的反映。其实,除了物质遗存本身之外,由物质文化所包容的人类的精神文化如宗教、艺术、工艺、习俗等同样存在人地互构的关系。

  第三,人地之间的彼此选择。当某个人群选择了其活动地域之后,只有“靠山吃山,还要养山”,才能持续地生存下去。一味地认为只有人对自然有选择权力,而忽视了自然也有选择的权力,人类就会犯根本性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他还运用两河流域的材料证明这一观点。古代或当代所谓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对所处自然资源进行无度开发或利用所导致的悲剧。这种具体的实例在考古学资料中不胜枚举。

  人地之间彼此选择之主导权看起来在于人类,但实质上人地间如果相互适应、彼此包容、相互协调,即人类对地球的开发力与地球的承载力及修复力是相匹配的,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则是不可持续。从历史上看,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生活的要求日趋丰厚,开发的空间日益加大,人地关系也走向紧张。科学家们认为,这种趋势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最后必然是人地关系崩溃和地球文明的毁灭。不过,人类毕竟是有理性的动物,随着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人类可以加大对地球及整个自然资源的开发深度而同时减少开发的广度,不断加大与自然的协调度、共生度,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当然,考古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还可以有更多的方面。就当前而言,人地关系研究尚未成为考古学界普遍重视的责任,许多考古项目缺少对人地关系资料采集和专项研究的经费安排,不少高校考古专业相关课程安排不多。考古学界在田野中确实应当要更加重视对反映人地关系的各类材料的考察、收集、记录、认知、发布等工作。相信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引领下,考古界会自觉承担起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使命。(本文为《大众考古》2017年6月刊卷首语)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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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发布时间: 2018-02-23

  “人地关系”是现代地理学的重大课题,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其实,人地关系研究也是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人类文化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只有结合古环境来研究文化,才能认识古文化,才能认识人类迁徙等原因”。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学在欧美国家广受重视,除了专门的环境考古之外,涉及的还有地理考古、科技考古、地质考古、生态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沙漠考古、景观考古、湿地考古以及古生物学、第四纪研究、历史地理学、地貌学等一系列学科方向。

  对于已经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而言,人类的诞生不过才六七百万年,现代人类的出现还没超过二三十万年。然而,地球上只有出现了人,才有了社会、文化、文明以及工业、农业、乡村、城市、建筑、交通、思想、语言、宗教、艺术、文学、战争等。从广义上说,不仅是文化或文明成就,人类自身就是地球之子。地球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的许多奥秘都深藏于自然之中。

  从考古学方面而言,对人地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至少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人地关系的运动规律。考古学研究以数百万年的尺度去观察、探索人地关系形成乃至演变的整个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运动规律。不管是整体性的人类及文化的诞生与变迁,亦或是某种特定人群或文化的诞生与传播,都可以通过长时段的人地关系建构的观察发现其间的运动规律,如人的居住地域、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结构与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都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规律性现象。

  第二,人地之间的文化互构。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的科学,当然也是研究人地互构的科学,因为,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带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或者说,带有特定地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及考古文化景观本身就是人地互构的产物。马克思讲“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活资料,所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而考古学家们用以建构考古学文化的实物资料恰恰就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并保存下来的物质遗存,或者说,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就是一定的人地关系的反映。其实,除了物质遗存本身之外,由物质文化所包容的人类的精神文化如宗教、艺术、工艺、习俗等同样存在人地互构的关系。

  第三,人地之间的彼此选择。当某个人群选择了其活动地域之后,只有“靠山吃山,还要养山”,才能持续地生存下去。一味地认为只有人对自然有选择权力,而忽视了自然也有选择的权力,人类就会犯根本性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他还运用两河流域的材料证明这一观点。古代或当代所谓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对所处自然资源进行无度开发或利用所导致的悲剧。这种具体的实例在考古学资料中不胜枚举。

  人地之间彼此选择之主导权看起来在于人类,但实质上人地间如果相互适应、彼此包容、相互协调,即人类对地球的开发力与地球的承载力及修复力是相匹配的,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则是不可持续。从历史上看,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生活的要求日趋丰厚,开发的空间日益加大,人地关系也走向紧张。科学家们认为,这种趋势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最后必然是人地关系崩溃和地球文明的毁灭。不过,人类毕竟是有理性的动物,随着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人类可以加大对地球及整个自然资源的开发深度而同时减少开发的广度,不断加大与自然的协调度、共生度,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当然,考古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还可以有更多的方面。就当前而言,人地关系研究尚未成为考古学界普遍重视的责任,许多考古项目缺少对人地关系资料采集和专项研究的经费安排,不少高校考古专业相关课程安排不多。考古学界在田野中确实应当要更加重视对反映人地关系的各类材料的考察、收集、记录、认知、发布等工作。相信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引领下,考古界会自觉承担起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使命。(本文为《大众考古》2017年6月刊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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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云翱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