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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驯化的季节:食物全球化与农业时令——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讲
发布时间:2017-08-2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考古所科研处    点击率:
  2017年8月2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本场讲座嘉宾邀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Martin Jones)(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被驯化的季节:食物全球化与农业时令”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主持并点评(图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刘歆益博士翻译(图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主讲人 马丁▪琼斯教授
 
图二:主持人 赵志军研究员
 
图三:翻译 刘歆益助理教授
 
  琼斯教授用两个传统食物的例子引出话题:在中国山西,人们在过年之时制作“花馍”;在俄罗斯西部地区,妇女们在春天庆祝Maslenitsa(译为“黄油节”)时制作一种叫做Blini 圆形煎饼(见图四)。这两种食物都是代代相传、庆祝季节转换的传统食物。制作花馍使用的原料是面包小麦,而Blini是用荞麦制成。小麦原产于亚洲西南部,荞麦则可能起源于中国。这不禁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 两种用来庆祝季节转换的食品为何采用原产于另一个地区的谷物制成。这两个例子也引出了琼斯教授关于史前时代食物全球化的议题。
 
图四:中国的花馍和俄罗斯的Blini 
 
  我们可以将人类对动、植物驯化,以及人地关系转换分为三个长时段: (1) 对动/植物的管理(最初的驯化),即改变动/植物的生长形式,这一阶段可以追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表现为单一季节内的作物种植;(2)对更大的地貌的管理,包括永久农田的出现、沟渠引水、以及土地的财产化。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存在时间间隔;(3)对农时的管理,主要是多种农作物的复种,这一现象出现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也是作物传播的关键阶段。 
 
  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对上述三个阶段还可以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描述,以增进对传统考古概念“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认知。在种植初始阶段,人们主要是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单季本地作物,这些土地往往位于雨水充沛的山前集水区域,动物主要被作为食物利用。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季节对本地和外来作物进行轮种,对水资源加以管理,出现大规模永久性耕地,动物也从单纯的食物来源变为生产和交通工具。从人类世(注:Anthropocene,指地球在最近的历史世代中,人的行为成为地理环境改变的主要动因。二十世纪人类对核技术的利用常被认为是人类世的地理标志。考古学家通常认为“人类世”的起源更早。)的范畴来看,农业种植对地理地貌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相对较早阶段,二氧化碳含量呈上升趋势。在晚期阶段则表现为甲烷含量不断增加。琼斯教授认为这两个阶段转型的核心是对季节的合理利用,即通过不断转换的人与植物关系来预测和管理季节。
 
  在过去的十年间,琼斯教授研究团队主要是通过探讨作物特别是外来作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展关于季节驯化的研究。关于史前食物全球化的研究,主要应用了如下三个方法:植物遗存的精准鉴定与测年,人骨同位素研究以确定区域性食谱,地方品种(land race)的基因研究以探讨作物长时段内地域分布模式。
 
  基因学研究方面,通过对地方品种的研究,团队获取了作物起源与传播的基本信息并以此建立区域分布模型。之后,学者们再利用古代植物遗存DNA来检验模型是否成立。通过对大麦线粒体DNA的研究, 我们可以判别品种的不同传播路径以及它们各自的生长地,如下的网络图(见图五)可以看到大麦地方品种传播的不同阶段。大约公元前六千纪的时候,大麦的早期传播从西南亚出发,其中一条路径到达了欧洲地区,另外一条则到达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地区。大约公元前三千纪,还有一条继续向东的传播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曾经提出大麦和小麦的东向传播可能存在多条路径,琼斯教授认为,从现有基因学研究来看,环绕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两条传播路径可能起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大麦进入日本列岛地区,其中在北海道南、北地区发现了基因类型不同的大麦。据推测,大麦进入日本,应该至少存在两条传播路径。 
 
图五:大麦地方品种--微卫星分组图
(Jones et al. 2016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除此之外,基因研究可以提供关于地方品种如何应对不同地理环境背景,即植物是如何应对季节改变的相关信息。以大麦为例,当传播到北欧地区的时候,其生长季节与在起源地显著不同(见图六)。通过对包括19世纪历史样本在内的北欧大麦进行基因学研究,我们可以窥探植物所发生的变化。图七和图八分别展示了不同地区,主要是南、北方的大麦在环境应答基因(environmental response gene)方面呈现的规律性差异,这反映了地方品种的现代样本和历史样本为了应对不同地理环境所发生的基因改变。其中,绿色圆圈所处纬度与新月沃土地区(Fertile Crescent)十分相似,即在这些地点种植大麦的季节基本不变,而蓝色圆圈则代表了那些环境应答基因被关闭掉的大麦种植区域,它们的生长时节发生了显著变化。
 
 
图六:欧洲冬季和春季栽培大麦(H. vulgare)和野生大麦(H. spontaneum)在不同纬度的大致花期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图七:历史样本基因 (主要是19世纪)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图八:当地样本基因(主要是20世纪)
Jones et al. 2009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上述例子实则是若干植物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一个缩影。植物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耕种者的选择和控制,植物基因得以改变,轮耕制度最终形成。
 
  再回到大麦的传播问题,结合多年的DNA研究,学者们看到在欧亚大陆地区东端和西端,大麦的环境应答基因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分别属于不同的基因变异以适应本地的地理环境,即大麦从近东地区向东方传播是为了适应更高海拔的区域环境,向西方传播是为了适应更高纬度的地理特征,它们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传播路径。在中国境内,起源于西南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以及本土起源的粟与黍都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有所发现。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兰州大学联合开展研究项目,琼斯教授研究团队希望探明这些作物是如何从起源地经历了爬升并最终传播到了高海拔地区。对此,他们进行了精准测年。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大致从公元前3600年开始,作物开始呈现向高海拔爬升现象,环境应答基因关闭以适应新的地理环境。除此之外,对于处于欧亚草原更高纬度地区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琼斯教授研究团队对公元前3600年、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伯尔泰(Botai)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和分析,研究表明伯尔泰(Botai)遗址在作物东西向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迈克尔·弗莱切蒂教授的研究团队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工作表明,沿着天山和阿尔泰山的一系列遗址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发现的大量作物遗存(见图九)存在双向传播的特征,与伯尔泰(Botai)遗址形成鲜明对比。
 
 
图九:出土于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季节性营地遗址的炭化栽培作物遗存,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
(Spengler, Robert, et al. 2014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
 
  如果说上述基因学研究复原了作物传播的地理分布,那么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获知当时的人类食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博士通过研究表明,在距今3900年之时,河西走廊地区的人们开始由过去的以粟、黍为主食转变为以麦类作物为主食,这比作物向高海拔地区传播要早几百年。
 
  关于作物的东西方传播,除了作物向东传播,不容忽视的还有作物的西传。在过去的十年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研究团队在内的众多学者大大丰富了关于粟和黍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大量中国早期遗址中发现了粟和黍的遗存。同时,包括刘歆益博士在内的学者们还对西方出土的粟、黍重新进行了碳十四测年以完善年代序列。如图十所示,关于黍从起源地中国内蒙古兴隆沟遗址的西向传播,通过开展地方品种的基因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点其实表现了不同的传播阶段。同时,在日本列岛再次出现了类似大麦东传时的情形,即黍分别从北海道的南北方进入当地。除此之外,还利用稳定同位素来研究粟和黍的西向传播。不同于大麦和小麦以极其快速的方式沿着河西走廊从西向东传播并且被大量当地居民接受,在粟和黍的西传过程中,只有少数的人选择了此类作物,这应该和饮食习惯等因素相关。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国大部分居民都食用粟作,在其它地区很少发现粟作遗存。到了公元前两千纪,同位素研究显示欧亚大陆更多的人群开始食用粟和黍,并且是欧亚大陆轮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物的环境应答基因也出现了关闭。
 
图十:通过对出土于16个SSR位点的98个样品进行分析,共发现6个基因库 
(Hunt et al. 2011 Molecular Ecology;Hunt et al. 2013 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团队也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傅稻镰教授开展的关于早期北非和南亚次大陆作物传播的研究课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团队关注内亚山区对食物全球化路径的决定作用。包括青藏高原南北两条传播路径在内的一系列山地走廊高海拔地区的作物传播路径对于作物的进化改造及其之后关键特征的塑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农业系统研究中往往更加强调平原地区与河谷地带,但是在距今5000-4000年间山地走廊在旧大陆作物传播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在研究进行之中,研究人员还会认识当地的农耕者,他们传承了大量如何在山间走廊地区开展农业的种植技术,例如了解水流走向和日光照射等自然知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物本身在传播上并无阻力,可以大范围移动,但是烹饪方法却相对保守,拒绝移动。诚如在讲座伊始提到了中国花馍与俄罗斯圆饼这些传统食物制作方法代代相传的特点,即居民在食物烹饪方面始终呈现出了保守的态势。例如,作物从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倾向于选择脱壳谷物、谷物大小缩减并且粘性逐渐增强;从东向西传播的过程中,谷物粘性退化、面包和煎饼的制作中加入粟和荞麦。伦敦大学学院的傅稻镰教授提出,饮食传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在西方,人们往往倾向于粉食和烘焙技术,而在东亚地区人们喜爱粘性粒食和蒸煮技术,这种偏爱上的分野可能追溯至旧石器时代。
 
  传统观点认为,消费者在改变作物生产和物质文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这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生产背后的农耕者,他们是作物种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极有可能向我们描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学生就多重地理环境因素与作物传播、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化的关系、人与植物的相互驯化关系 等问题与琼斯教授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图十一:赵志军研究员向马丁▪琼斯教授颁发聘书
 
  最后,赵志军研究员再次向马丁▪琼斯教授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聘书。(图十一)他认为在本场讲座中,马丁▪琼斯教授从多重视角详细地探讨了早期人类在食物相互传播与交流方面的相关问题,主要运用了食物证据研究方法、基因研究方法以及古代人骨同位素研究方法。同时,马丁▪琼斯教授还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早期农业发展应该具有不同阶段,对生物和环境的改变应该相区分,对广大学者极具有启发意义。
 
整理:贺娅辉
审校:刘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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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驯化的季节:食物全球化与农业时令——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讲

发布时间: 2017-08-21

  2017年8月2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本场讲座嘉宾邀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Martin Jones)(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被驯化的季节:食物全球化与农业时令”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主持并点评(图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刘歆益博士翻译(图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主讲人 马丁▪琼斯教授
 
图二:主持人 赵志军研究员
 
图三:翻译 刘歆益助理教授
 
  琼斯教授用两个传统食物的例子引出话题:在中国山西,人们在过年之时制作“花馍”;在俄罗斯西部地区,妇女们在春天庆祝Maslenitsa(译为“黄油节”)时制作一种叫做Blini 圆形煎饼(见图四)。这两种食物都是代代相传、庆祝季节转换的传统食物。制作花馍使用的原料是面包小麦,而Blini是用荞麦制成。小麦原产于亚洲西南部,荞麦则可能起源于中国。这不禁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 两种用来庆祝季节转换的食品为何采用原产于另一个地区的谷物制成。这两个例子也引出了琼斯教授关于史前时代食物全球化的议题。
 
图四:中国的花馍和俄罗斯的Blini 
 
  我们可以将人类对动、植物驯化,以及人地关系转换分为三个长时段: (1) 对动/植物的管理(最初的驯化),即改变动/植物的生长形式,这一阶段可以追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表现为单一季节内的作物种植;(2)对更大的地貌的管理,包括永久农田的出现、沟渠引水、以及土地的财产化。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存在时间间隔;(3)对农时的管理,主要是多种农作物的复种,这一现象出现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也是作物传播的关键阶段。 
 
  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对上述三个阶段还可以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描述,以增进对传统考古概念“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认知。在种植初始阶段,人们主要是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单季本地作物,这些土地往往位于雨水充沛的山前集水区域,动物主要被作为食物利用。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季节对本地和外来作物进行轮种,对水资源加以管理,出现大规模永久性耕地,动物也从单纯的食物来源变为生产和交通工具。从人类世(注:Anthropocene,指地球在最近的历史世代中,人的行为成为地理环境改变的主要动因。二十世纪人类对核技术的利用常被认为是人类世的地理标志。考古学家通常认为“人类世”的起源更早。)的范畴来看,农业种植对地理地貌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相对较早阶段,二氧化碳含量呈上升趋势。在晚期阶段则表现为甲烷含量不断增加。琼斯教授认为这两个阶段转型的核心是对季节的合理利用,即通过不断转换的人与植物关系来预测和管理季节。
 
  在过去的十年间,琼斯教授研究团队主要是通过探讨作物特别是外来作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展关于季节驯化的研究。关于史前食物全球化的研究,主要应用了如下三个方法:植物遗存的精准鉴定与测年,人骨同位素研究以确定区域性食谱,地方品种(land race)的基因研究以探讨作物长时段内地域分布模式。
 
  基因学研究方面,通过对地方品种的研究,团队获取了作物起源与传播的基本信息并以此建立区域分布模型。之后,学者们再利用古代植物遗存DNA来检验模型是否成立。通过对大麦线粒体DNA的研究, 我们可以判别品种的不同传播路径以及它们各自的生长地,如下的网络图(见图五)可以看到大麦地方品种传播的不同阶段。大约公元前六千纪的时候,大麦的早期传播从西南亚出发,其中一条路径到达了欧洲地区,另外一条则到达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地区。大约公元前三千纪,还有一条继续向东的传播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曾经提出大麦和小麦的东向传播可能存在多条路径,琼斯教授认为,从现有基因学研究来看,环绕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两条传播路径可能起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大麦进入日本列岛地区,其中在北海道南、北地区发现了基因类型不同的大麦。据推测,大麦进入日本,应该至少存在两条传播路径。 
 
图五:大麦地方品种--微卫星分组图
(Jones et al. 2016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除此之外,基因研究可以提供关于地方品种如何应对不同地理环境背景,即植物是如何应对季节改变的相关信息。以大麦为例,当传播到北欧地区的时候,其生长季节与在起源地显著不同(见图六)。通过对包括19世纪历史样本在内的北欧大麦进行基因学研究,我们可以窥探植物所发生的变化。图七和图八分别展示了不同地区,主要是南、北方的大麦在环境应答基因(environmental response gene)方面呈现的规律性差异,这反映了地方品种的现代样本和历史样本为了应对不同地理环境所发生的基因改变。其中,绿色圆圈所处纬度与新月沃土地区(Fertile Crescent)十分相似,即在这些地点种植大麦的季节基本不变,而蓝色圆圈则代表了那些环境应答基因被关闭掉的大麦种植区域,它们的生长时节发生了显著变化。
 
 
图六:欧洲冬季和春季栽培大麦(H. vulgare)和野生大麦(H. spontaneum)在不同纬度的大致花期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图七:历史样本基因 (主要是19世纪)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图八:当地样本基因(主要是20世纪)
Jones et al. 2009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上述例子实则是若干植物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一个缩影。植物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耕种者的选择和控制,植物基因得以改变,轮耕制度最终形成。
 
  再回到大麦的传播问题,结合多年的DNA研究,学者们看到在欧亚大陆地区东端和西端,大麦的环境应答基因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分别属于不同的基因变异以适应本地的地理环境,即大麦从近东地区向东方传播是为了适应更高海拔的区域环境,向西方传播是为了适应更高纬度的地理特征,它们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传播路径。在中国境内,起源于西南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以及本土起源的粟与黍都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有所发现。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兰州大学联合开展研究项目,琼斯教授研究团队希望探明这些作物是如何从起源地经历了爬升并最终传播到了高海拔地区。对此,他们进行了精准测年。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大致从公元前3600年开始,作物开始呈现向高海拔爬升现象,环境应答基因关闭以适应新的地理环境。除此之外,对于处于欧亚草原更高纬度地区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琼斯教授研究团队对公元前3600年、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伯尔泰(Botai)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和分析,研究表明伯尔泰(Botai)遗址在作物东西向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迈克尔·弗莱切蒂教授的研究团队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工作表明,沿着天山和阿尔泰山的一系列遗址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发现的大量作物遗存(见图九)存在双向传播的特征,与伯尔泰(Botai)遗址形成鲜明对比。
 
 
图九:出土于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季节性营地遗址的炭化栽培作物遗存,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
(Spengler, Robert, et al. 2014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
 
  如果说上述基因学研究复原了作物传播的地理分布,那么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获知当时的人类食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博士通过研究表明,在距今3900年之时,河西走廊地区的人们开始由过去的以粟、黍为主食转变为以麦类作物为主食,这比作物向高海拔地区传播要早几百年。
 
  关于作物的东西方传播,除了作物向东传播,不容忽视的还有作物的西传。在过去的十年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研究团队在内的众多学者大大丰富了关于粟和黍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大量中国早期遗址中发现了粟和黍的遗存。同时,包括刘歆益博士在内的学者们还对西方出土的粟、黍重新进行了碳十四测年以完善年代序列。如图十所示,关于黍从起源地中国内蒙古兴隆沟遗址的西向传播,通过开展地方品种的基因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点其实表现了不同的传播阶段。同时,在日本列岛再次出现了类似大麦东传时的情形,即黍分别从北海道的南北方进入当地。除此之外,还利用稳定同位素来研究粟和黍的西向传播。不同于大麦和小麦以极其快速的方式沿着河西走廊从西向东传播并且被大量当地居民接受,在粟和黍的西传过程中,只有少数的人选择了此类作物,这应该和饮食习惯等因素相关。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国大部分居民都食用粟作,在其它地区很少发现粟作遗存。到了公元前两千纪,同位素研究显示欧亚大陆更多的人群开始食用粟和黍,并且是欧亚大陆轮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物的环境应答基因也出现了关闭。
 
图十:通过对出土于16个SSR位点的98个样品进行分析,共发现6个基因库 
(Hunt et al. 2011 Molecular Ecology;Hunt et al. 2013 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团队也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傅稻镰教授开展的关于早期北非和南亚次大陆作物传播的研究课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团队关注内亚山区对食物全球化路径的决定作用。包括青藏高原南北两条传播路径在内的一系列山地走廊高海拔地区的作物传播路径对于作物的进化改造及其之后关键特征的塑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农业系统研究中往往更加强调平原地区与河谷地带,但是在距今5000-4000年间山地走廊在旧大陆作物传播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在研究进行之中,研究人员还会认识当地的农耕者,他们传承了大量如何在山间走廊地区开展农业的种植技术,例如了解水流走向和日光照射等自然知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物本身在传播上并无阻力,可以大范围移动,但是烹饪方法却相对保守,拒绝移动。诚如在讲座伊始提到了中国花馍与俄罗斯圆饼这些传统食物制作方法代代相传的特点,即居民在食物烹饪方面始终呈现出了保守的态势。例如,作物从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倾向于选择脱壳谷物、谷物大小缩减并且粘性逐渐增强;从东向西传播的过程中,谷物粘性退化、面包和煎饼的制作中加入粟和荞麦。伦敦大学学院的傅稻镰教授提出,饮食传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在西方,人们往往倾向于粉食和烘焙技术,而在东亚地区人们喜爱粘性粒食和蒸煮技术,这种偏爱上的分野可能追溯至旧石器时代。
 
  传统观点认为,消费者在改变作物生产和物质文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这过程中往往忽略了生产背后的农耕者,他们是作物种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极有可能向我们描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学生就多重地理环境因素与作物传播、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化的关系、人与植物的相互驯化关系 等问题与琼斯教授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图十一:赵志军研究员向马丁▪琼斯教授颁发聘书
 
  最后,赵志军研究员再次向马丁▪琼斯教授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聘书。(图十一)他认为在本场讲座中,马丁▪琼斯教授从多重视角详细地探讨了早期人类在食物相互传播与交流方面的相关问题,主要运用了食物证据研究方法、基因研究方法以及古代人骨同位素研究方法。同时,马丁▪琼斯教授还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早期农业发展应该具有不同阶段,对生物和环境的改变应该相区分,对广大学者极具有启发意义。
 
整理:贺娅辉
审校:刘歆益

 

作者:考古所科研处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