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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考古四记》序
发布时间:2017-12-05    文章出处:“郑嘉励”微信公众号    作者:缪哲    点击率:
  据《大品》(Mahavagga),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欲优礼佛陀,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供他与从者隐修;按国王的想法,它离城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可便于来往,俾众人皆得瞻礼;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没有噪动;无尘扰,寡轮鞅。……同样的话,也见于《小品》(Cullavagga)……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蓝(sangharamas),莫不见于某大城之附近;何以城越大、越富,赖之而兴的寺院便越雄伟。这样在塔克西拉——旁遮普邦一度的边城,我们便有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大塔与寺院;……在中印度繁庶的维迪萨城郊近,则又有桑奇的僧伽蓝。后者的壮丽的遗址——寺、塔、柱,便是本书的主题(John Marshall,1924)。

  这是约翰马歇尔著名的考古报告《桑奇遗址》的开篇。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在约之同时的、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报告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与《亚洲腹地》),其作为考古-探险者的身影,便始终隐现着:他的勇武,他的焦虑,他的盘算,他初见希腊化风格遗物时的思乡之情。同样的笔触,也见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报告;乃至信笔所及,竟至佣工的争吵,与他对争吵的道德评判。盖由于当时技术、交通的落后,考古同于探险(西方称之为expedition);探险的艰辛、新奇、与激动,便与考古发掘一道,扰动人的智力与感情,至临纸为文,不能自己,遂一并录入文中了。但随着物力日进,和考古的专业化,当初的探险者,已变为今天的“考古工程师”;考古者的个人身影,则渐为专业中的不体面因素,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

  但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是与其它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人称是arm-chair scholarship(书斋里的学问)。所以称“书斋”者,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无甚社会行为,也不大有书斋外的经验。考古则不同。挖人的庄稼,要给人补偿;刨人乡贤的坟墓,则须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可一人承担;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挈妇携雏,不光专业不许,也苦了妻儿。这样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是其它学者不易想及的。这些内容,或惊险有未逮,论趣味及可借窥考古学的发展,则无殊斯坦因等人书中的“闲笔”。唯因见斥于专业要求的客观,这些社会与人性的侧面,便消泯于考古报告,幸赖一二考古学者的私人档案始得窥之。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乃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内含19世纪以来埃及学家在考古现场所作的大量书信、照片、日记与笔记;在记录考古信息的同时,也记录了当地风光、民情、与当地人的协商及交往、和对家庭、友人的思念等(Patrizia Piacentini, 2010, 2015)。除所包含的趣味与人性因素外,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这些资料固已成为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Margarita Diaz-Andreu, 2007)。

  嘉励兄《考古四记》一书的内容,即多属于被现代考古报告所排斥的“闲笔”。它以随笔为体裁,记录了过去近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普通读者或乐于闻知的工作心得,故读过书稿后,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报告中的个人性笔触,和米兰所见埃及考古档案中的日记、书信之内容。唯嘉励兄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考古的意义,便远不及早期的为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社会亦趋扁平;故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实未尝有惊动天地的发现如罗赛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这书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题材之显赫,而在叙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与文间所弥漫的人情世味。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人之所业,多影响性格;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嘉励兄为辅助发掘,颇留意发掘地方的掌故,对方志与乡邦文献,又尤所用心。而这些,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antiquarian)的志业。故由文字之内容,推考其学术性格,嘉励兄的趣味,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宜其文字有致、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对学术界的兴趣而言,他所记录的信息,虽不尽关乎重要发掘,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机制,与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内容,今人或视以为常,将来则未尝不是隐秘的知识,须仰赖一二有心人的记录方可取得,——如米兰埃及学档案所见者。到了那一天,嘉励兄的这册小书,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种。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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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考古四记》序

发布时间: 2017-12-05

  据《大品》(Mahavagga),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欲优礼佛陀,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供他与从者隐修;按国王的想法,它离城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可便于来往,俾众人皆得瞻礼;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没有噪动;无尘扰,寡轮鞅。……同样的话,也见于《小品》(Cullavagga)……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蓝(sangharamas),莫不见于某大城之附近;何以城越大、越富,赖之而兴的寺院便越雄伟。这样在塔克西拉——旁遮普邦一度的边城,我们便有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大塔与寺院;……在中印度繁庶的维迪萨城郊近,则又有桑奇的僧伽蓝。后者的壮丽的遗址——寺、塔、柱,便是本书的主题(John Marshall,1924)。

  这是约翰马歇尔著名的考古报告《桑奇遗址》的开篇。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在约之同时的、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报告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与《亚洲腹地》),其作为考古-探险者的身影,便始终隐现着:他的勇武,他的焦虑,他的盘算,他初见希腊化风格遗物时的思乡之情。同样的笔触,也见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报告;乃至信笔所及,竟至佣工的争吵,与他对争吵的道德评判。盖由于当时技术、交通的落后,考古同于探险(西方称之为expedition);探险的艰辛、新奇、与激动,便与考古发掘一道,扰动人的智力与感情,至临纸为文,不能自己,遂一并录入文中了。但随着物力日进,和考古的专业化,当初的探险者,已变为今天的“考古工程师”;考古者的个人身影,则渐为专业中的不体面因素,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

  但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是与其它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人称是arm-chair scholarship(书斋里的学问)。所以称“书斋”者,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无甚社会行为,也不大有书斋外的经验。考古则不同。挖人的庄稼,要给人补偿;刨人乡贤的坟墓,则须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可一人承担;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挈妇携雏,不光专业不许,也苦了妻儿。这样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是其它学者不易想及的。这些内容,或惊险有未逮,论趣味及可借窥考古学的发展,则无殊斯坦因等人书中的“闲笔”。唯因见斥于专业要求的客观,这些社会与人性的侧面,便消泯于考古报告,幸赖一二考古学者的私人档案始得窥之。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乃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内含19世纪以来埃及学家在考古现场所作的大量书信、照片、日记与笔记;在记录考古信息的同时,也记录了当地风光、民情、与当地人的协商及交往、和对家庭、友人的思念等(Patrizia Piacentini, 2010, 2015)。除所包含的趣味与人性因素外,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这些资料固已成为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Margarita Diaz-Andreu, 2007)。

  嘉励兄《考古四记》一书的内容,即多属于被现代考古报告所排斥的“闲笔”。它以随笔为体裁,记录了过去近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普通读者或乐于闻知的工作心得,故读过书稿后,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报告中的个人性笔触,和米兰所见埃及考古档案中的日记、书信之内容。唯嘉励兄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考古的意义,便远不及早期的为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社会亦趋扁平;故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实未尝有惊动天地的发现如罗赛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这书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题材之显赫,而在叙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与文间所弥漫的人情世味。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人之所业,多影响性格;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嘉励兄为辅助发掘,颇留意发掘地方的掌故,对方志与乡邦文献,又尤所用心。而这些,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antiquarian)的志业。故由文字之内容,推考其学术性格,嘉励兄的趣味,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宜其文字有致、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对学术界的兴趣而言,他所记录的信息,虽不尽关乎重要发掘,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机制,与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内容,今人或视以为常,将来则未尝不是隐秘的知识,须仰赖一二有心人的记录方可取得,——如米兰埃及学档案所见者。到了那一天,嘉励兄的这册小书,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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