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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夏鼐的老友记
发布时间:2017-10-12    文章出处:“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罗逊    点击率:
  1972年8月4日,夏鼐有点忙。上个月,考古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同志们全体返京,各项工作陆续展开。年初开挖的马王堆,算得上考古界天大的事,《发掘简报》还在审阅中,文物出版社却催得紧,一心想赶在国庆节前把正式报告印出来。家里也不太平,自6月起,“炎儿”(小儿子夏正炎)患病,头痛呕吐久治不愈,所幸北京医疗条件好,终于在首都医院(原协和医院)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因病施治得以好转,但晚上离不了人,下了班,六十二岁的老父亲还得去医院值夜。
 
1963年夏鼐全家福
 
  传达室送来一封信,寄自南京。是王栻!这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江浙任教,多年未谋面。夏鼐按捺不住,将信中所询之事一一落实后,马上提笔——
 
抱冲兄:
犹忆当年大西路畔,小楼一角,吾兄坐卧其间,壁上有吾兄亲笔书写之苏东坡临江仙词一阙,吾兄低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相逢,自难忘……”黯然神伤。此情此景,仿佛犹昨,屈指不觉已四十余年也!
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设工作站于戈壁中之小庙内,曾作打油诗一首:
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壁画啜苦茶。
依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
X X X X X X X, XX XX X X X 。(最后两句忘之矣)
不意冷门近来忽然走运,“文物外交”不仅国内要招待外宾(包括外籍华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之流),不久还有出国使命。想不到晚年还要大办“洋务”,然而,亦是“受洋罪”矣。
今日才接来信,我与历史研究所联系,据云并无严复材料。我想,也许是近代史所之误,又与近代史所联系,据云也没有什么材料,除了已出版过的严译诸书之外,可能所中收藏的旧日《天津国闻报》等中有严复的材料,但要你们派人自己找寻,能否找到几条,亦无把握。
王道士不在历史研究所,他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他在五七干校呆了二年余,已于上月中旬返京,和我住在同一宿舍。
景荣公最近曾晤及几次,五一节还曾在我家吃饭。他现住在女儿家中,大概是“含饴弄外孙”,不复作“凤求凰”想矣。
闻沈镜如已于去年四月以脑溢血去世,吾兄当已有所闻。
今年春节中,小同载纮昆仲曾来过我家,谈及尊况,知尚不恶,令侄女来棣更是时常晤面,因为这两年我们两所是一个食堂进膳的。
关于考古专业事,我已约茅、方二同志来我所面谈。
 
此覆 顺祝
近安
 
夏鼐
72.8.4
 
夏鼐致王栻信正文
 
 
夏鼐致王栻信信封
 
  王栻,字抱冲,平阳人,当时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平阳为浙江一等大县,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之称,历来人才辈出,民国时的学子也争气,《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即可见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多张合影,并收录有清华以及燕大温州籍学生的大合影,堪称鼎盛。
 
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合影
 
  王栻的来信内容已不可知,据覆信,应有拜托老同学寻访严复资料之事。王栻是海内严复研究名家,1957年已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面世,夏鼐用自己的人脉打听了一番,迅速给出答复。其实据《夏鼐日记》,1960年7月24日夏鼐已读过此书,而且很可能是王栻寄赠,但恐怕写信时夏先生自己都不记得了。
 
王栻1957年出版的《严复传》
 
  老同学聊些什么?自然先忆旧所。信首提到的大西路,久为世人遗忘。大西路地处上海西郊,是光华大学及附中的校舍。夏鼐、王栻自温州十中毕业后,均考入光华附中,继续同窗生涯。钱锺书诗曰:苦忆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光华1925年建校后屡遭战事,尤其是淞沪会战时,房屋悉成灰烬。大西路1949年后也更名为延安西路,而在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并入复旦、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大诸校,光华附中则和大夏大学附中合并成为华东师大附中,称得上是荡然无存。
 
  夏鼐记忆中王栻的“壁书”“低吟”,应承自其父王理孚。王栻曾撰有《我所知道的父亲》,讲述了父亲的一生。王理孚中过秀才,也曾设馆授徒,后创办鳌江公学,深得提学使袁嘉谷称许。辛亥前浙江咨议局成立,王理孚被选为议员,同仁有沈钧儒、陈叔通等。革命后汤寿潜任浙江都督,王理孚在都督府任事,也受器重,后任鄞县知事,1917年10月急流勇退,回到家乡从事工商业。
 
王理孚
 
  比两个哥哥幸运,父亲陪伴王栻的时光更多。在他的回忆中,父亲生平不饮酒,不博弈,主要的娱乐就是家居闲坐,读书作诗。王栻入学后的1928年(戊辰),王理孚创立诗社“戊社”,月聚一次,互相唱和,后有《海髯诗》传世。王栻撰文是1985年,据他所言,当时乡间老人尚有能诵父亲所作诗词与挽联的。至于家父诗歌的面目,文中也有提及,“声调朗朗可诵,用字恰到好处,豪放中常带收敛含蓄之意,其风格最似欧苏”,这无疑也影响了少年王栻。
 
  王栻文中自言不懂诗,而从“十年生死两茫茫”误记成《临江仙》以及“不相逢,自难忘”来看,夏鼐也不精于此道,但依着往日的印象,还是很体贴地奉上旧作一首。这是步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韵,当时凭回忆写出漏了两句,今可查《秋韵诗词选》补足,结句为“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
 
  诗作另有题名为“敦煌佛爷庙偶成”,也点出了“戈壁中之小庙”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说的是1943年春,夏鼐参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团,从李庄研究所出发,整整六十八天后的5月19日,他们才抵达敦煌。佛爷庙距敦煌县城十五公里,5月30日入驻,7月30日因酷暑撤离到千佛洞,科考团在佛爷庙住了整整两个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语所和中博院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之地,两人年轻时有峨眉山做伴同游之举,此诗有相思之意。
 
夏鼐留学证书
 
  老同学聊些什么?得说说毕业后的经历。“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说的是一桩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华历史系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后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华学报》上,题为《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对近代经济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毕业前夕,系主任蒋廷黻与夏鼐深谈,蒋以为进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华的庚款留学,然而却是考古学专业,这让他十分纠结。
 
  1935年3月,在李济的安排下,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与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阳殷墟西北冈墓群发掘,其间并不愉快,日记中记载了心绪:“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当听闻留美专业中有经济史一门时,他人心思动,托人多方打听。
 
  5月初吴晗来信,谈及与梅贻琦校长的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眼见已无回旋余地,好友建议“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5月8日接王栻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长的来信,殊无二致,“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于是5月20号给梅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夏鼐没遂蒋廷黻的愿,王栻倒是进了研究院,毕业论文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当然,成为蒋氏门生是福是祸,当年完全不可预见。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得说说近况。比如,正火热的“文物外交”。虽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头大,但文物也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后是地下文物井喷式大发现的开始,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金缕玉衣”,1969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来批准了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览筹备小组,夏鼐为成员之一。展览正在筹备,1972年初的长沙马王堆,4月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巴黎开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继在东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称“洋务”“受洋罪”,对当朝外交政策近乎戏谑,在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但可见诸私信,由此也能察觉“文革”后期控制的松动。
 
出土文物展览图册
 
  心中还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语气并不是那么客气。何炳棣193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获选中研院院士,实为不折不扣的晚辈。何氏第一次归国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记》未记,应是尚未谋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连两日,夏鼐都在阅读何氏《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为何有此举动?接着看日记,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报告会及座谈会,让安志敏等同志去听”。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何教授年初刊发雄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声誉正隆,这是他的再度访华,但双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访华,改由旅游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机,并于次日陪同去帅府园吃了烤鸭。这次接待规格就更高了,8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了何炳棣夫妇,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游局在丰泽园设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结束。
 
  1977年国庆节,夏鼐整天在家阅读何氏《东方的摇篮》,读到仰韶时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说,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图书馆新到西文期刊《美洲东方学会杂志》,其中有张光直对何氏《中国文化的摇篮》的批评后,夏鼐当日前往一睹为快。1985年何教授又来了,社科院出面宴请,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张政烺。
 
  重读《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有四处提及夏鼐。何氏笔下,夏鼐是“清华历史系老学长、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工具意识极佳、治学严谨、功绩至伟、享誉国际的新中国考古最重要的领导人”。此外,何炳棣还津津乐道于夏鼐参加留美考试的成绩:“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学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似从此节中可见两人格局之高下。
 
《读史阅世六十年》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要说说故人。“王道士”是王明,字则诚,乐清人,省立第十中学的老同学,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汤用彤的研究生,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老人,当时任社科院哲学史研究员,精研道教,编纂有《太平经合校》,故有此别号。“景荣公”彼此更熟悉了,即吴景荣,英语教育大家,毛选英译组成员,平阳人,也毕业于省立第十中学,不过要稍晚几届。“文革”时外交学院停办,他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既是老朋友,自然可以调侃下“凤求凰”。沈镜如与夏鼐同岁,湖州孝丰(今安吉)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算是学弟,1949年后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不想去年急病过世了。“小同载纮昆仲”即王小同(载桓)和王载纮,为王栻的五弟和六弟,分别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和西南联大化学系。“来棣”是王来棣,二哥王载彤(文川)的女儿,王文川毕业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曾创办著名商号“王广源”。王来棣毕业于浙大,当时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是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
 
  多年不见,到底有多久?通读全信,感觉总有近四十年,两人毕业后历经出国、战乱及政局变幻,南北各赴前程,失去联络倒也不奇怪。但细查《夏鼐日记》,夏、王在1949年前堪称密友。
 
  以抗战胜利后几年为例,1946年11月至12月,两人有过三次晤面,当时王栻正筹备着婚礼。1947年1月3日,夏鼐造访,王栻抛开新娘子,“娓娓长谈,闲谈史学界情形,返舍已9时余矣”。而后有借贷,“收回王抱冲君之借款30万元(1947年1月10日)”“王抱冲君来借去100万元(1947年10月11日)”;有金融危机,“听闻政府将把美金收回国有,不准流通,而王君拥有巨款美钞达万余元(47年2月16日)”;有投资分析,“王拟出售北平房屋(1947年12月13日)”;有人情往来,“交去其家中托带之压岁包(1948年3月3日)”,两人实为管鲍之交。但夏鼐时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栻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都算是特殊年代书信中不便提起的经历。
 
《夏鼐日记》
 
  1948年11月26日,徐州战事南移,夏鼐有何应对?次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11月28日,报载张八岭发现红军;11月29日,闻政府有迁都意,傅斯年劝夏鼐早走;11月30日,友人告知前方溃败不复成军,京沪路镇江附近发现八路,夏先生又有何举措?12月4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而已。直到12月8日至9日,王夏二人才先后自南京前往上海。 
 
  1949年10月9日,是星期日,夏鼐应约赴西湖陶社午餐,有孟宪承,夏癯禅(承焘)二先生作陪,饭后至浙大罗苑宿舍夏先生家小坐,偕往艺专访庞薰琹君。后与夏癯禅坐船至湖滨,当时“湖光山色,风景不殊”,有《世说》中“新亭对泣”之感。虽举目有江河之异,但夏鼐心里挂念的,却是“当年在光华附中,偕王栻等诸君来游,别来已二十余年矣”。
 
王栻

夏鼐
 
(作者为手迹收藏群聊“废纸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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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8月4日,夏鼐有点忙。上个月,考古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同志们全体返京,各项工作陆续展开。年初开挖的马王堆,算得上考古界天大的事,《发掘简报》还在审阅中,文物出版社却催得紧,一心想赶在国庆节前把正式报告印出来。家里也不太平,自6月起,“炎儿”(小儿子夏正炎)患病,头痛呕吐久治不愈,所幸北京医疗条件好,终于在首都医院(原协和医院)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因病施治得以好转,但晚上离不了人,下了班,六十二岁的老父亲还得去医院值夜。
 
1963年夏鼐全家福
 
  传达室送来一封信,寄自南京。是王栻!这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江浙任教,多年未谋面。夏鼐按捺不住,将信中所询之事一一落实后,马上提笔——
 
抱冲兄:
犹忆当年大西路畔,小楼一角,吾兄坐卧其间,壁上有吾兄亲笔书写之苏东坡临江仙词一阙,吾兄低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相逢,自难忘……”黯然神伤。此情此景,仿佛犹昨,屈指不觉已四十余年也!
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设工作站于戈壁中之小庙内,曾作打油诗一首:
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壁画啜苦茶。
依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
X X X X X X X, XX XX X X X 。(最后两句忘之矣)
不意冷门近来忽然走运,“文物外交”不仅国内要招待外宾(包括外籍华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之流),不久还有出国使命。想不到晚年还要大办“洋务”,然而,亦是“受洋罪”矣。
今日才接来信,我与历史研究所联系,据云并无严复材料。我想,也许是近代史所之误,又与近代史所联系,据云也没有什么材料,除了已出版过的严译诸书之外,可能所中收藏的旧日《天津国闻报》等中有严复的材料,但要你们派人自己找寻,能否找到几条,亦无把握。
王道士不在历史研究所,他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他在五七干校呆了二年余,已于上月中旬返京,和我住在同一宿舍。
景荣公最近曾晤及几次,五一节还曾在我家吃饭。他现住在女儿家中,大概是“含饴弄外孙”,不复作“凤求凰”想矣。
闻沈镜如已于去年四月以脑溢血去世,吾兄当已有所闻。
今年春节中,小同载纮昆仲曾来过我家,谈及尊况,知尚不恶,令侄女来棣更是时常晤面,因为这两年我们两所是一个食堂进膳的。
关于考古专业事,我已约茅、方二同志来我所面谈。
 
此覆 顺祝
近安
 
夏鼐
72.8.4
 
夏鼐致王栻信正文
 
 
夏鼐致王栻信信封
 
  王栻,字抱冲,平阳人,当时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平阳为浙江一等大县,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之称,历来人才辈出,民国时的学子也争气,《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即可见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多张合影,并收录有清华以及燕大温州籍学生的大合影,堪称鼎盛。
 
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合影
 
  王栻的来信内容已不可知,据覆信,应有拜托老同学寻访严复资料之事。王栻是海内严复研究名家,1957年已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面世,夏鼐用自己的人脉打听了一番,迅速给出答复。其实据《夏鼐日记》,1960年7月24日夏鼐已读过此书,而且很可能是王栻寄赠,但恐怕写信时夏先生自己都不记得了。
 
王栻1957年出版的《严复传》
 
  老同学聊些什么?自然先忆旧所。信首提到的大西路,久为世人遗忘。大西路地处上海西郊,是光华大学及附中的校舍。夏鼐、王栻自温州十中毕业后,均考入光华附中,继续同窗生涯。钱锺书诗曰:苦忆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光华1925年建校后屡遭战事,尤其是淞沪会战时,房屋悉成灰烬。大西路1949年后也更名为延安西路,而在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并入复旦、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大诸校,光华附中则和大夏大学附中合并成为华东师大附中,称得上是荡然无存。
 
  夏鼐记忆中王栻的“壁书”“低吟”,应承自其父王理孚。王栻曾撰有《我所知道的父亲》,讲述了父亲的一生。王理孚中过秀才,也曾设馆授徒,后创办鳌江公学,深得提学使袁嘉谷称许。辛亥前浙江咨议局成立,王理孚被选为议员,同仁有沈钧儒、陈叔通等。革命后汤寿潜任浙江都督,王理孚在都督府任事,也受器重,后任鄞县知事,1917年10月急流勇退,回到家乡从事工商业。
 
王理孚
 
  比两个哥哥幸运,父亲陪伴王栻的时光更多。在他的回忆中,父亲生平不饮酒,不博弈,主要的娱乐就是家居闲坐,读书作诗。王栻入学后的1928年(戊辰),王理孚创立诗社“戊社”,月聚一次,互相唱和,后有《海髯诗》传世。王栻撰文是1985年,据他所言,当时乡间老人尚有能诵父亲所作诗词与挽联的。至于家父诗歌的面目,文中也有提及,“声调朗朗可诵,用字恰到好处,豪放中常带收敛含蓄之意,其风格最似欧苏”,这无疑也影响了少年王栻。
 
  王栻文中自言不懂诗,而从“十年生死两茫茫”误记成《临江仙》以及“不相逢,自难忘”来看,夏鼐也不精于此道,但依着往日的印象,还是很体贴地奉上旧作一首。这是步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韵,当时凭回忆写出漏了两句,今可查《秋韵诗词选》补足,结句为“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
 
  诗作另有题名为“敦煌佛爷庙偶成”,也点出了“戈壁中之小庙”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说的是1943年春,夏鼐参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团,从李庄研究所出发,整整六十八天后的5月19日,他们才抵达敦煌。佛爷庙距敦煌县城十五公里,5月30日入驻,7月30日因酷暑撤离到千佛洞,科考团在佛爷庙住了整整两个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语所和中博院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之地,两人年轻时有峨眉山做伴同游之举,此诗有相思之意。
 
夏鼐留学证书
 
  老同学聊些什么?得说说毕业后的经历。“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说的是一桩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华历史系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后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华学报》上,题为《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对近代经济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毕业前夕,系主任蒋廷黻与夏鼐深谈,蒋以为进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华的庚款留学,然而却是考古学专业,这让他十分纠结。
 
  1935年3月,在李济的安排下,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与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阳殷墟西北冈墓群发掘,其间并不愉快,日记中记载了心绪:“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当听闻留美专业中有经济史一门时,他人心思动,托人多方打听。
 
  5月初吴晗来信,谈及与梅贻琦校长的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眼见已无回旋余地,好友建议“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5月8日接王栻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长的来信,殊无二致,“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于是5月20号给梅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夏鼐没遂蒋廷黻的愿,王栻倒是进了研究院,毕业论文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当然,成为蒋氏门生是福是祸,当年完全不可预见。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得说说近况。比如,正火热的“文物外交”。虽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头大,但文物也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后是地下文物井喷式大发现的开始,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金缕玉衣”,1969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来批准了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览筹备小组,夏鼐为成员之一。展览正在筹备,1972年初的长沙马王堆,4月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巴黎开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继在东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称“洋务”“受洋罪”,对当朝外交政策近乎戏谑,在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但可见诸私信,由此也能察觉“文革”后期控制的松动。
 
出土文物展览图册
 
  心中还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语气并不是那么客气。何炳棣193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获选中研院院士,实为不折不扣的晚辈。何氏第一次归国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记》未记,应是尚未谋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连两日,夏鼐都在阅读何氏《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为何有此举动?接着看日记,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报告会及座谈会,让安志敏等同志去听”。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何教授年初刊发雄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声誉正隆,这是他的再度访华,但双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访华,改由旅游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机,并于次日陪同去帅府园吃了烤鸭。这次接待规格就更高了,8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了何炳棣夫妇,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游局在丰泽园设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结束。
 
  1977年国庆节,夏鼐整天在家阅读何氏《东方的摇篮》,读到仰韶时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说,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图书馆新到西文期刊《美洲东方学会杂志》,其中有张光直对何氏《中国文化的摇篮》的批评后,夏鼐当日前往一睹为快。1985年何教授又来了,社科院出面宴请,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张政烺。
 
  重读《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有四处提及夏鼐。何氏笔下,夏鼐是“清华历史系老学长、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工具意识极佳、治学严谨、功绩至伟、享誉国际的新中国考古最重要的领导人”。此外,何炳棣还津津乐道于夏鼐参加留美考试的成绩:“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学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似从此节中可见两人格局之高下。
 
《读史阅世六十年》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要说说故人。“王道士”是王明,字则诚,乐清人,省立第十中学的老同学,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汤用彤的研究生,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老人,当时任社科院哲学史研究员,精研道教,编纂有《太平经合校》,故有此别号。“景荣公”彼此更熟悉了,即吴景荣,英语教育大家,毛选英译组成员,平阳人,也毕业于省立第十中学,不过要稍晚几届。“文革”时外交学院停办,他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既是老朋友,自然可以调侃下“凤求凰”。沈镜如与夏鼐同岁,湖州孝丰(今安吉)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算是学弟,1949年后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不想去年急病过世了。“小同载纮昆仲”即王小同(载桓)和王载纮,为王栻的五弟和六弟,分别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和西南联大化学系。“来棣”是王来棣,二哥王载彤(文川)的女儿,王文川毕业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曾创办著名商号“王广源”。王来棣毕业于浙大,当时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是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
 
  多年不见,到底有多久?通读全信,感觉总有近四十年,两人毕业后历经出国、战乱及政局变幻,南北各赴前程,失去联络倒也不奇怪。但细查《夏鼐日记》,夏、王在1949年前堪称密友。
 
  以抗战胜利后几年为例,1946年11月至12月,两人有过三次晤面,当时王栻正筹备着婚礼。1947年1月3日,夏鼐造访,王栻抛开新娘子,“娓娓长谈,闲谈史学界情形,返舍已9时余矣”。而后有借贷,“收回王抱冲君之借款30万元(1947年1月10日)”“王抱冲君来借去100万元(1947年10月11日)”;有金融危机,“听闻政府将把美金收回国有,不准流通,而王君拥有巨款美钞达万余元(47年2月16日)”;有投资分析,“王拟出售北平房屋(1947年12月13日)”;有人情往来,“交去其家中托带之压岁包(1948年3月3日)”,两人实为管鲍之交。但夏鼐时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栻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都算是特殊年代书信中不便提起的经历。
 
《夏鼐日记》
 
  1948年11月26日,徐州战事南移,夏鼐有何应对?次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11月28日,报载张八岭发现红军;11月29日,闻政府有迁都意,傅斯年劝夏鼐早走;11月30日,友人告知前方溃败不复成军,京沪路镇江附近发现八路,夏先生又有何举措?12月4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而已。直到12月8日至9日,王夏二人才先后自南京前往上海。 
 
  1949年10月9日,是星期日,夏鼐应约赴西湖陶社午餐,有孟宪承,夏癯禅(承焘)二先生作陪,饭后至浙大罗苑宿舍夏先生家小坐,偕往艺专访庞薰琹君。后与夏癯禅坐船至湖滨,当时“湖光山色,风景不殊”,有《世说》中“新亭对泣”之感。虽举目有江河之异,但夏鼐心里挂念的,却是“当年在光华附中,偕王栻等诸君来游,别来已二十余年矣”。
 
王栻

夏鼐
 
(作者为手迹收藏群聊“废纸帮”成员)

 

作者:罗逊

文章出处:“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