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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载考古路,吉人记述研学径——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
发布时间:2017-09-08    文章出处:“赛博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赵宾福 等    点击率: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南接辽宁省,西邻内蒙古自治区,北连黑龙江省,东与俄罗斯接壤,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吉林省地貌差异明显,形态多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这里的古代先民们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古代文化,更为后代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吉林省的地下文化遗产不仅是吉林省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更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地下文化遗产是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存,是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有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考古学中所提到的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和凭据——“文化遗存”“物质遗存”意思相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主要是由考古工作者承担和完成的。

  若依“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那么,1937年4月,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对珲春八连城宫殿址和寺庙址的发掘——吉林省境内最早的考古发掘——可视为吉林省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自1937年至2012年,吉林省考古已走过了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回顾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可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该阶段,吉林省的考古活动及相关研究主要是由日本学者所把持。如1905~1918年,鸟居龙藏、关野贞、黑板胜美等人先后到集安进行调查;1935年,池内宏、梅原末治、三上次男等对集安高句丽墓葬和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了大型报告《通沟》(上、下卷);1937年,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延边地区调查期间,对珲春八连城及和龙西古城进行了发掘;1938年,藤田亮策、山田文英、竹下晖彦等人在延吉市郊发掘了50余座青铜时代墓葬;1940年,鸟山喜一调查了桦甸苏密城,藤田亮策调查了吉林市西团山遗址和龙潭山山城;1941、1942年,斋藤甚兵卫(斋藤优)调查、发掘珲春半拉城(即八连城),并编写了报告《半拉城——渤海的遗迹调查》。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少,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有:20世纪30年代,李文信先生对吉林市郊区的调查,并在《满洲史学》上连续发表了其调查成果;1948年,杨公骥先生对吉林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在吉林省境内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

  该阶段有关吉林省地下文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渤海考古,青铜时代与两汉时期考古也略有涉及。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

  第二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接手吉林省的考古工作。这一阶段的考古活动以调查为主,伴有小规模的发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榆树周家油坊、乾安大布苏、安图石门山、大安傲包山、吉林二道岭子、小阿什、碾磨山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收获,证明吉林省也曾存在着史前遗存。通过对大安汉书、东山头、扶余长岗子、吉林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两半山、长蛇山、猴石山、永吉大海猛、汪清新华闾北山、新安闾、延吉柳庭洞、德新金谷等遗址和墓地的发掘,曾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辨识并命名了“西团山文化”这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掘农安田家坨子、大安渔场、珲春一松亭等遗址,获得一批两汉时期的重要材料;张忠培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吉林市郊的调查材料命名的“文化三”为后来的夫余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多,在墓葬方面的收获尤为显著,发掘墓葬近千座,其中比较重要的墓葬有集安五盔坟4号、5号墓、通沟12号壁画墓、麻线沟1号壁画墓、长川1号、2号壁画墓、禹山41号壁画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积石墓等;同时对城址及建筑址也做了一些工作,如调查了集安丸都山城、国内城和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的关隘和城堡,并对国内城城墙进行了解剖,获得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清理发掘集安东台子高句丽王室祭祀遗址。渤海考古同样集中于墓葬方面,如敦化贞惠公主墓、六顶山渤海早期王室贵族墓地、和龙河南屯古墓、北大墓葬等的发掘为渤海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该阶段关于吉林省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以田野调查、文物征集居多,其中调查规模较大的城址有偏脸城、塔虎城、秦家屯古城、乌拉古城、辉发城等;偶有墓葬和窖藏及文物发现,如梨树偏脸城附近辽墓、扶余西山屯金墓、扶余土城子明墓、吉林荣光窖藏、集安钟家村窖藏等。

  通过该阶段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掌握了吉林省考古的话语权,并在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方面大大减少了空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作规模和质量的限制,该阶段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对部分先秦两汉时期遗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将一些青铜时代遗存误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高句丽、渤海考古侧重于墓葬研究,其他方面的探索相对滞后;而辽金元明清考古多为调查,相关研究极少,且争议颇多。

  第三阶段自1979年开始。基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思想的指导,同时得益于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学术课题意识的增强,在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配合基础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与自主课题设置下的主动性发掘,吉林省的田野考古获得突破性进展,发掘出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存,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的基础资料,大大推动了吉林省古代各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亦令人瞩目。

  在先秦两汉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新确定了前郭青山头、长春红嘴子、蛟河仙人桥洞、桦甸仙人洞、抚松西山、辉南邵家店、安图立新、和龙石人沟、和龙柳洞、和龙大洞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地点,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吉林省已经普遍存在古人类的活动,并有学者开始对发现的石制品进行工业类型的划分。考古学者据农安左家山、长岭腰井子、东丰西断梁山、白城靶山、镇赉黄家围子、和龙兴城、龙井金谷、大安汉书、洮北双塔、永吉大海猛、舒兰黄鱼圈珠山、吉林猴石山、泡子沿前山、东团山、帽儿山、榆树老河深、四平二龙湖古城、双辽后太平、通化赤柏松古城、万发拨子(亦称王八脖子)、长白干沟子等地点的发掘材料,命名了多个考古学文化,在分期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地下文化遗产所表述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并对文化谱系进行了初步讨论,对于材料积累丰富的考古学文化,也做了一些专题探索。高句丽和渤海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工作的重心。在该阶段发掘了丸都山城、国内城、西古城、八连城等都城及白山永安、蛟河七河道等建筑址,勘测、清理了集安高句丽王陵、临江云峰水库高句丽墓群、和龙贞孝公主墓、敦化六顶山墓葬群、和龙龙头山古墓群、永吉查里巴墓地等地点,均获得重要发现,积累了一批丰富的材料。伴随着历次的调查和发掘,同时进行了有关城址、墓葬、壁画、好太王碑等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也已开展,并发表出版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由此也大大推动了高句丽和渤海历史的研究。辽金元明清时期虽然在吉林省分布有大量文化遗产,但是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直到近些年才有一些起色。敦化敖东城、前郭塔虎城、德惠后城子古城、通化辉发王城、梨树叶赫古城、镇赉后少力古城、敦化永胜遗址、白城金家遗址、永平遗址、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德惠揽头窝堡遗址、前郭查干吐莫辽墓、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梨树胡家屯辽代壁画墓、扶余油田砖厂明墓、德惠顺城堂明墓、龙井朝东女真人墓、珲春黄家店明墓、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大安后宝石公主墓、榆树韩家屯墓地、梨树龙王屯柳条边、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等的调查与发掘,获得了相关研究的基础材料。三普中在吉林西部发现四处辽代行宫“春捺钵”遗址群,为探讨辽代上等阶层的活动提供了新材料。大量金代遗址的发掘使得辽、金遗存的界定标准日趋清晰。同时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窖藏,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文化遗产的认识。但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明显滞后于日益增加的材料。

  此外,该阶段现代科技手段在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考古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金属器的金相学分析、动植物遗存的浮选及鉴定、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拓展了考古研究的视域,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水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吉林省考古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田野材料,亦取得了成绩斐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伴随着吉林省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涌现出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有些材料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空白,有些材料则印证了过去的学说,深化了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些材料对传统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看法。遗憾的是,至今关于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研究开展得还很不够。所以,现在对吉林省出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与综合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深度发掘地下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从考古学的角度展示吉林省丰富多彩的古文化面貌,而且有利于阐扬吉林省古代各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时代早晚顺序,对吉林省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时期、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共十一个时间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相应的,该书也共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为旧石器时代的地下文化遗产。首先回顾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然后在全面收集以往吉林省各区域发掘和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每个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骨器、动物遗骸等进行了全面介绍,最后从文化特点、技术传统和分布地域等方面分析,总结和概括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工业类型及各工业类型的特征。

  第二~四章分别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根据吉林省出土的这些时期的文化遗产面貌,对其进行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判定;接着在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从各类物质文化遗产所反映的分布范围、居住方式、墓葬特征、时间延续、渊源流向、文化交流、生业方式等诸多方面对以往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阐述了笔者的最新认识;然后在确立了吉林省各区域文化编年的基础上,通过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横向比较,将吉林省该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探讨了诸发展阶段的特点。

  第五、六章分别为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介绍了关于高句丽、渤海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对都城、山城、墓葬、宗教建筑等主要遗迹及陶瓷器、金属器、建筑构件、漆器、丝织品等遗物的整理,讨论了高句丽、渤海城址的结构布局、演变,分析了高句丽、渤海墓葬的类型、演变、葬俗,总结了重要遗物的类型与特征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该时期这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

  第七~十一章分别为辽、金、元、明、清代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近些年来,关于辽金元明清的各类文化遗产大量涌现,为深入研究该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该部分主要依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从城址、一般居民址、墓葬、窖藏、窑址、宗教遗迹及重要遗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期深化对该阶段大放异彩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扭转有关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

  另外,为了更加全面地体现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我们还在书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年)、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几代考古人不断辛勤奋斗的结果,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科研成果是该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基础。(本文由孙莉、王琳玮 摘编自 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 编著 《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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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载考古路,吉人记述研学径——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

发布时间: 2017-09-08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南接辽宁省,西邻内蒙古自治区,北连黑龙江省,东与俄罗斯接壤,东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吉林省地貌差异明显,形态多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这里的古代先民们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古代文化,更为后代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吉林省的地下文化遗产不仅是吉林省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更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地下文化遗产是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存,是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有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考古学中所提到的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和凭据——“文化遗存”“物质遗存”意思相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主要是由考古工作者承担和完成的。

  若依“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那么,1937年4月,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对珲春八连城宫殿址和寺庙址的发掘——吉林省境内最早的考古发掘——可视为吉林省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自1937年至2012年,吉林省考古已走过了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回顾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可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该阶段,吉林省的考古活动及相关研究主要是由日本学者所把持。如1905~1918年,鸟居龙藏、关野贞、黑板胜美等人先后到集安进行调查;1935年,池内宏、梅原末治、三上次男等对集安高句丽墓葬和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了大型报告《通沟》(上、下卷);1937年,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延边地区调查期间,对珲春八连城及和龙西古城进行了发掘;1938年,藤田亮策、山田文英、竹下晖彦等人在延吉市郊发掘了50余座青铜时代墓葬;1940年,鸟山喜一调查了桦甸苏密城,藤田亮策调查了吉林市西团山遗址和龙潭山山城;1941、1942年,斋藤甚兵卫(斋藤优)调查、发掘珲春半拉城(即八连城),并编写了报告《半拉城——渤海的遗迹调查》。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少,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有:20世纪30年代,李文信先生对吉林市郊区的调查,并在《满洲史学》上连续发表了其调查成果;1948年,杨公骥先生对吉林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在吉林省境内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

  该阶段有关吉林省地下文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渤海考古,青铜时代与两汉时期考古也略有涉及。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

  第二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接手吉林省的考古工作。这一阶段的考古活动以调查为主,伴有小规模的发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榆树周家油坊、乾安大布苏、安图石门山、大安傲包山、吉林二道岭子、小阿什、碾磨山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收获,证明吉林省也曾存在着史前遗存。通过对大安汉书、东山头、扶余长岗子、吉林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两半山、长蛇山、猴石山、永吉大海猛、汪清新华闾北山、新安闾、延吉柳庭洞、德新金谷等遗址和墓地的发掘,曾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辨识并命名了“西团山文化”这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掘农安田家坨子、大安渔场、珲春一松亭等遗址,获得一批两汉时期的重要材料;张忠培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吉林市郊的调查材料命名的“文化三”为后来的夫余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考古活动较多,在墓葬方面的收获尤为显著,发掘墓葬近千座,其中比较重要的墓葬有集安五盔坟4号、5号墓、通沟12号壁画墓、麻线沟1号壁画墓、长川1号、2号壁画墓、禹山41号壁画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积石墓等;同时对城址及建筑址也做了一些工作,如调查了集安丸都山城、国内城和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的关隘和城堡,并对国内城城墙进行了解剖,获得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清理发掘集安东台子高句丽王室祭祀遗址。渤海考古同样集中于墓葬方面,如敦化贞惠公主墓、六顶山渤海早期王室贵族墓地、和龙河南屯古墓、北大墓葬等的发掘为渤海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该阶段关于吉林省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考古以田野调查、文物征集居多,其中调查规模较大的城址有偏脸城、塔虎城、秦家屯古城、乌拉古城、辉发城等;偶有墓葬和窖藏及文物发现,如梨树偏脸城附近辽墓、扶余西山屯金墓、扶余土城子明墓、吉林荣光窖藏、集安钟家村窖藏等。

  通过该阶段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掌握了吉林省考古的话语权,并在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方面大大减少了空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作规模和质量的限制,该阶段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对部分先秦两汉时期遗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将一些青铜时代遗存误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高句丽、渤海考古侧重于墓葬研究,其他方面的探索相对滞后;而辽金元明清考古多为调查,相关研究极少,且争议颇多。

  第三阶段自1979年开始。基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思想的指导,同时得益于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学术课题意识的增强,在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配合基础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与自主课题设置下的主动性发掘,吉林省的田野考古获得突破性进展,发掘出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存,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的基础资料,大大推动了吉林省古代各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亦令人瞩目。

  在先秦两汉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新确定了前郭青山头、长春红嘴子、蛟河仙人桥洞、桦甸仙人洞、抚松西山、辉南邵家店、安图立新、和龙石人沟、和龙柳洞、和龙大洞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地点,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吉林省已经普遍存在古人类的活动,并有学者开始对发现的石制品进行工业类型的划分。考古学者据农安左家山、长岭腰井子、东丰西断梁山、白城靶山、镇赉黄家围子、和龙兴城、龙井金谷、大安汉书、洮北双塔、永吉大海猛、舒兰黄鱼圈珠山、吉林猴石山、泡子沿前山、东团山、帽儿山、榆树老河深、四平二龙湖古城、双辽后太平、通化赤柏松古城、万发拨子(亦称王八脖子)、长白干沟子等地点的发掘材料,命名了多个考古学文化,在分期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地下文化遗产所表述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并对文化谱系进行了初步讨论,对于材料积累丰富的考古学文化,也做了一些专题探索。高句丽和渤海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工作的重心。在该阶段发掘了丸都山城、国内城、西古城、八连城等都城及白山永安、蛟河七河道等建筑址,勘测、清理了集安高句丽王陵、临江云峰水库高句丽墓群、和龙贞孝公主墓、敦化六顶山墓葬群、和龙龙头山古墓群、永吉查里巴墓地等地点,均获得重要发现,积累了一批丰富的材料。伴随着历次的调查和发掘,同时进行了有关城址、墓葬、壁画、好太王碑等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也已开展,并发表出版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由此也大大推动了高句丽和渤海历史的研究。辽金元明清时期虽然在吉林省分布有大量文化遗产,但是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直到近些年才有一些起色。敦化敖东城、前郭塔虎城、德惠后城子古城、通化辉发王城、梨树叶赫古城、镇赉后少力古城、敦化永胜遗址、白城金家遗址、永平遗址、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德惠揽头窝堡遗址、前郭查干吐莫辽墓、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梨树胡家屯辽代壁画墓、扶余油田砖厂明墓、德惠顺城堂明墓、龙井朝东女真人墓、珲春黄家店明墓、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大安后宝石公主墓、榆树韩家屯墓地、梨树龙王屯柳条边、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等的调查与发掘,获得了相关研究的基础材料。三普中在吉林西部发现四处辽代行宫“春捺钵”遗址群,为探讨辽代上等阶层的活动提供了新材料。大量金代遗址的发掘使得辽、金遗存的界定标准日趋清晰。同时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窖藏,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文化遗产的认识。但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明显滞后于日益增加的材料。

  此外,该阶段现代科技手段在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考古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金属器的金相学分析、动植物遗存的浮选及鉴定、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拓展了考古研究的视域,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水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吉林省考古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田野材料,亦取得了成绩斐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伴随着吉林省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涌现出大量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有些材料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空白,有些材料则印证了过去的学说,深化了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些材料对传统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看法。遗憾的是,至今关于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大规模的综合性研究开展得还很不够。所以,现在对吉林省出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与综合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深度发掘地下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从考古学的角度展示吉林省丰富多彩的古文化面貌,而且有利于阐扬吉林省古代各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时代早晚顺序,对吉林省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时期、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共十一个时间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相应的,该书也共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为旧石器时代的地下文化遗产。首先回顾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然后在全面收集以往吉林省各区域发掘和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每个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骨器、动物遗骸等进行了全面介绍,最后从文化特点、技术传统和分布地域等方面分析,总结和概括了吉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工业类型及各工业类型的特征。

  第二~四章分别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两汉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根据吉林省出土的这些时期的文化遗产面貌,对其进行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判定;接着在考古学文化的层面上,从各类物质文化遗产所反映的分布范围、居住方式、墓葬特征、时间延续、渊源流向、文化交流、生业方式等诸多方面对以往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阐述了笔者的最新认识;然后在确立了吉林省各区域文化编年的基础上,通过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横向比较,将吉林省该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并探讨了诸发展阶段的特点。

  第五、六章分别为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介绍了关于高句丽、渤海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对都城、山城、墓葬、宗教建筑等主要遗迹及陶瓷器、金属器、建筑构件、漆器、丝织品等遗物的整理,讨论了高句丽、渤海城址的结构布局、演变,分析了高句丽、渤海墓葬的类型、演变、葬俗,总结了重要遗物的类型与特征等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该时期这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

  第七~十一章分别为辽、金、元、明、清代时期的地下文化遗产。近些年来,关于辽金元明清的各类文化遗产大量涌现,为深入研究该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该部分主要依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从城址、一般居民址、墓葬、窖藏、窑址、宗教遗迹及重要遗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期深化对该阶段大放异彩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扭转有关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

  另外,为了更加全面地体现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七十五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我们还在书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年)、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几代考古人不断辛勤奋斗的结果,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科研成果是该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基础。(本文由孙莉、王琳玮 摘编自 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 编著 《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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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宾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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