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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Ⅰ号”沉船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2017-06-1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崔勇    点击率:
  “南澳I号”沉船位于广东汕头南澳海域,距离南澳岛最近约2海里,水深约26米。沉船发现于2007年5月,同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沉船海域进行潜水调查,确认了沉船位置;2010~2012年,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连续三年对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南澳I号”沉船的发现填补了水下考古的多项空白,对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三年的考古发掘,“南澳I号”沉船的基本结构得以揭露。该船长约24米,宽约7米,共发现25个隔舱。除了隔舱板之外,北10号舱内发现了疑似凹凸榫头的船体构件和疑似桅座的构件,南2号舱和北16号舱内发现了用于摆放货物的货架板,北13号和14号舱内发现了弧面船底板,南2号舱和北13号舱内发现了龙骨。这些重要船体部件的发现为船体结构和船货规模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沉船出水各类文物约3万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骨器、漆木器及各类有机遗存,出水铜钱近2万枚。其中,瓷器数量最大,品种繁多。瓷器器类有盘、碗、罐、杯、碟、盒、钵、瓶等,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一些五彩瓷器,另有少量青釉瓷器。瓷器的装饰纹样有花卉纹、动物纹、人物纹等,底款有“福”“寿”“万福攸同”“富贵佳器”“大明年造”等。从出水瓷器的形制、胎质、釉色、纹饰、制作工艺等看,这些瓷器主要来自两个窑系,以漳州窑为主,部分来自景德镇窑。根据出水瓷器的特征,推断年代应为明嘉靖时期前后,下限不晚于明万历时期,再结合沉船考古的特点,“南澳I号”沉船的年代应为明万历时期。其时正是漳州窑外销瓷器兴盛之时,也是景德镇窑官搭民烧,民窑技术突飞猛进发展时期。

  明代的海外贸易,大致可以隆庆为分野,即前期的贡船贸易时期与中后期的商船和私货贸易时期。隆庆开禁只是针对个别地区的部分开放行为,并不具有代表性,所谓的“贡船”本质上讲有明代官家垄断海洋,因而“禁”才是贯穿始终的政策。

  15世纪以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之门。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1497年,以达·伽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并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人通过新航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哥伦布于1492年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美洲大陆的发现完成了世界航路的大连通。欧洲航海的地理大发现使远东海洋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明代开始,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明初由于“海疆不靖”,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整个中国的海外贸易受到了很大冲击。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瓷器贸易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主流;而西班牙人经营的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也直接影响到明王朝的经济收入,多种因素促成了明王朝的隆庆开海之举。虽然是局部开海,但为漳州月港带来生机。

  “南澳Ⅰ号”沉船的内涵正是不同文明、不同地区间物质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南澳Ⅰ号”出水的器物有瓷器、陶器、铁器、铜器等,其中瓷器的数量最多。瓷器中的福建漳州窑产品以盘居多,在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的“圣·迭戈号”沉船和1613年沉没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沉船中发现了大量的此类瓷器,特别是“圣·迭戈号”货物表明了装饰简单的器物与装饰较复杂的器物是同时期生产的。“南澳Ⅰ号”沉船所处的时代当在明隆庆在广东、福建局部有限的开放海禁之后,沉船中漳州窑青花与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并存的现象,也从侧面支持这一判断。

  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于月港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位于漳州东南五十里,地处海口交通和内河交通之要冲。闽、赣两省不仅地缘关系密切,窑业技术也具有传承关系。从交通路线来看,外销的景德镇窑瓷器,可以有广昌—永安—漳平—海澄(月港)、广昌—长汀—大浦镇—漳州—海澄(月港)两条水陆路兼程路线,到达海港。往东洋,至澎湖、台湾、吕宋,再海运至日本、高丽、琉球等地区;往西洋,经南中国海、巴达维亚,再海运至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再经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直至欧洲各国。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台湾海峡西南口,又位于韩江入海口外,海、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闽粤咽喉,潮汕屏障”。 自古以来,南澳海域即是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中,南澳作为望山,为其航行中途采用地文导航的标志之一。明初以来,南澳已是重要的航路节点和重要的民间贸易港口,虽未有郑和登岛的记载,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南澳I号”停靠过南澳岛,但可知当时南澳海域沟通中外的海上航线之繁忙,因各种原因遇难沉没的船只亦当不在少数。

  综上所述,虽然“南澳Ⅰ号”沉船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沧海一粟,但是较为完整的船体结构、多样化的器物以及船货的装载方式等,是我国海外贸易史、海上交通史和古船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于研究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明代沉船遗址的空白,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代海外贸易体系,可谓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第3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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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Ⅰ号”沉船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 2017-06-16

  “南澳I号”沉船位于广东汕头南澳海域,距离南澳岛最近约2海里,水深约26米。沉船发现于2007年5月,同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沉船海域进行潜水调查,确认了沉船位置;2010~2012年,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连续三年对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南澳I号”沉船的发现填补了水下考古的多项空白,对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三年的考古发掘,“南澳I号”沉船的基本结构得以揭露。该船长约24米,宽约7米,共发现25个隔舱。除了隔舱板之外,北10号舱内发现了疑似凹凸榫头的船体构件和疑似桅座的构件,南2号舱和北16号舱内发现了用于摆放货物的货架板,北13号和14号舱内发现了弧面船底板,南2号舱和北13号舱内发现了龙骨。这些重要船体部件的发现为船体结构和船货规模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沉船出水各类文物约3万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骨器、漆木器及各类有机遗存,出水铜钱近2万枚。其中,瓷器数量最大,品种繁多。瓷器器类有盘、碗、罐、杯、碟、盒、钵、瓶等,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一些五彩瓷器,另有少量青釉瓷器。瓷器的装饰纹样有花卉纹、动物纹、人物纹等,底款有“福”“寿”“万福攸同”“富贵佳器”“大明年造”等。从出水瓷器的形制、胎质、釉色、纹饰、制作工艺等看,这些瓷器主要来自两个窑系,以漳州窑为主,部分来自景德镇窑。根据出水瓷器的特征,推断年代应为明嘉靖时期前后,下限不晚于明万历时期,再结合沉船考古的特点,“南澳I号”沉船的年代应为明万历时期。其时正是漳州窑外销瓷器兴盛之时,也是景德镇窑官搭民烧,民窑技术突飞猛进发展时期。

  明代的海外贸易,大致可以隆庆为分野,即前期的贡船贸易时期与中后期的商船和私货贸易时期。隆庆开禁只是针对个别地区的部分开放行为,并不具有代表性,所谓的“贡船”本质上讲有明代官家垄断海洋,因而“禁”才是贯穿始终的政策。

  15世纪以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之门。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1497年,以达·伽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并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人通过新航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哥伦布于1492年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美洲大陆的发现完成了世界航路的大连通。欧洲航海的地理大发现使远东海洋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明代开始,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明初由于“海疆不靖”,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整个中国的海外贸易受到了很大冲击。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瓷器贸易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主流;而西班牙人经营的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也直接影响到明王朝的经济收入,多种因素促成了明王朝的隆庆开海之举。虽然是局部开海,但为漳州月港带来生机。

  “南澳Ⅰ号”沉船的内涵正是不同文明、不同地区间物质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南澳Ⅰ号”出水的器物有瓷器、陶器、铁器、铜器等,其中瓷器的数量最多。瓷器中的福建漳州窑产品以盘居多,在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的“圣·迭戈号”沉船和1613年沉没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沉船中发现了大量的此类瓷器,特别是“圣·迭戈号”货物表明了装饰简单的器物与装饰较复杂的器物是同时期生产的。“南澳Ⅰ号”沉船所处的时代当在明隆庆在广东、福建局部有限的开放海禁之后,沉船中漳州窑青花与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并存的现象,也从侧面支持这一判断。

  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于月港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位于漳州东南五十里,地处海口交通和内河交通之要冲。闽、赣两省不仅地缘关系密切,窑业技术也具有传承关系。从交通路线来看,外销的景德镇窑瓷器,可以有广昌—永安—漳平—海澄(月港)、广昌—长汀—大浦镇—漳州—海澄(月港)两条水陆路兼程路线,到达海港。往东洋,至澎湖、台湾、吕宋,再海运至日本、高丽、琉球等地区;往西洋,经南中国海、巴达维亚,再海运至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再经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直至欧洲各国。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台湾海峡西南口,又位于韩江入海口外,海、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闽粤咽喉,潮汕屏障”。 自古以来,南澳海域即是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中,南澳作为望山,为其航行中途采用地文导航的标志之一。明初以来,南澳已是重要的航路节点和重要的民间贸易港口,虽未有郑和登岛的记载,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南澳I号”停靠过南澳岛,但可知当时南澳海域沟通中外的海上航线之繁忙,因各种原因遇难沉没的船只亦当不在少数。

  综上所述,虽然“南澳Ⅰ号”沉船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沧海一粟,但是较为完整的船体结构、多样化的器物以及船货的装载方式等,是我国海外贸易史、海上交通史和古船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于研究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明代沉船遗址的空白,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代海外贸易体系,可谓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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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勇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